由上影集团拍摄的《东京审判(blog)》还原了60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全过程。它记录了中华民族那段屈辱与尊严并存的历史。这段历史是许多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无法回避的残酷记忆。它见证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血泪、屈辱的往昔，又记录了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场景。
王纪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
今天大家看了上影厂拍的《东京审判》，在座有的是看了第一遍，有的是看了两遍。《东京审判》已经在全国公映，反响还是比较强烈的。尽管我们抗日题材电影过去拍了不少，但“东京审判”这个大题材还从未触动过。大家知道美国在1961年拍了个电影叫《纽纶堡审判》。其实二战以后有两次大审判，纽纶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纽纶堡审判主要是针对德国法西斯的，还有一次就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东京大审判”。今天我们请了一些文化界人士，特别是老前辈徐中玉先生，亲历过抗日战争时期的，今天也到了我们现场。在座的中年人小时候也知道这段历史，年轻一代的人就没经历了。所以，这段历史多多少少被淡忘，不能算被遗忘吧！但是，我知道德国今年在纽纶堡大审判期间，推出一系列的纪念活动。日本人也没有忘记，最近右翼的一些政要，跳出来讲的一些话，和我们在电影中听到的战犯所讲的论调，如出一辙。他们称这种审判(指东京审判)单方面的，强制的，不公正的，他们甚至(对战犯)不认为是战犯，甚至是无罪的。而他们每年一到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时候，他们也要纪念，他们也没有忘记，而我们更不能忘记。所以这段历史终于由上影厂拍摄成《东京审判》这样一部震撼人心的大片。这部电影不仅还原了东京大审判这场精心动魄的斗争，大家看了电影都知道对战犯实施死刑与否最后投票结果是6：5；而且是再现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种种罪行，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我们应该永远记取这段历史，特别是日本现在一些政要还不承认侵略罪行。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种隐忧，将来一种不稳定的因素。我们非常感谢上影拍了这样一部大片，非常激动人心，而且艺术上也有很多可取之处。而在出品过程中也碰到了一些投资上的困难。下面请上影集团副总裁汪天云来做些介绍，他非常了解整个过程。
汪天云(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副总裁)：
各位，今天我们召开一个上海理论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四方面的小型的理论座谈会，期待已久，非常重要，我们在北京已开过一次，非常成功。后来某领导同志有个讲话，指出这是一部非常及时的影片，片子拍得很好，很长国人威风，尤其是对青少年是一次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在当今形势下尤其要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并且要在史学上理论上做点工作。这个指示已经传达下来。在这个情况下，上海电影评论学会经过认真讨论，今天请诸位，来参加这个座谈会。特别让我们感动，很多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其中包括徐中玉教授也来参加。今天，很多报社和电视台也都来了。
下面我把拍摄情况做个简单汇报。这个片子前后酝酿了一年半。现在网上都披露了这个片子在拍摄过程中经历了太多的困难，主要是05年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比较坦诚地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自己的历史。没有05年的这个思想解放，我们以前讲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抗战，去年开始就变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指导下的全民抗战。所以，对国民党很多重要的将领，都称之为民族的英雄，称之为爱国的将领。在这个情况下，这个片子才得以诞生。否则，像梅汝璈等都是国民党的“海归派”。在做这部电影的时候，极其困难，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居然就没有一纸文字，还能留下这个审判的真实记录。很多材料都是重新从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法官那里去买回来的。我们的材料都散失了，特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所以，这个片子能够完成确实很不容易。
当初我们准备选择9.18上映，大学也开学了！没想到8.15小泉政府“悍然”参拜，中国政府用了“悍然”两字，以前用的都是“公然”，所以中国政府也是极其愤怒。北京出现了学生游行。上海正好在考虑这部电影上还不上的时候，联和院线的经理们率先提出：“即使一个拷贝也要放！”在38度的高温下连续跑片，共产党员带头，结果13家电影院从早上9点放到晚上9点。没想到人民群众有这么高的热情，场场爆满。而且，谢晋、黄蜀芹、于本正、李歇浦、王安忆、叶辛、秦怡等老前辈自己掏钱买票，看完以后谢晋非常激动，说：“我十几年没有自己花钱看电影，这部电影我自己买票看。抗日战争是不能忘记的，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是一部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看的电影！”后来，这句话就成了我们这部电影的宣传语了！
我从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始，跑到南京、成都、西安、广州，每个城市都很激动，特别是老人。在成都，有一个93 岁的四川人，说很年轻的时候出川抗战，十万川军出川抗战，回来所剩无几，所以这段历史是不能忘记的。这部电影当然也有很多遗憾，当时拍了4个多小时，做了很多虚构的创造，后来任总看了觉得不行，要求剪了，再把法庭的戏重新补回来，再把资料弄回来。而且那个资料日本人都不肯卖，即使我们出再高价NHK也不卖战犯上绞架的镜头！最后出现的是代以字幕。所以，这里确确实实第一是政治的较量，第二才是史学的揭密。
现在，需要从理论上、学术上对这部电影做点肯定。它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宣传，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手段，实际上它是一个民族对自己历史的一种肯定！因为从纽纶堡审判，从东京审判以后，人类历史上对所有的罪犯，反和平罪，战争罪，杀戮罪，种族灭绝罪都有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联合国卢旺达军事法庭的法官发言中就说，现在类似这种审判已经很普遍了，有卢旺达审判，包括红色高棉波尔布特，不久也要开庭对他审判。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人类精神文明进步的标志。问题是日本政府不承认犯罪，日本70%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也不知道。就在8.15小泉参拜的当天，右翼份子的广播车，游行队伍全部上街，高喊口号“东京审判是错误的！”
为什么后来东京审判不彻底？是因为跨时两年，时间太长，从1946年到1948年，中国政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冷战开始了，美国麦克阿瑟和天皇做了一个秘密交易，要求把右翼保护下来，来牵制东方战线。在这些问题上面留下了很多历史的遗憾和历史的毛病，以致不断侵犯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我想，今天我们在座有老中青三代人，年纪大的都是经历过抗日战争，他们不会忘记这个苦难，中年人也是感觉到战争对他们的伤害，可能更年轻的一代已经不太晓得。所以，今天放映《东京审判》，真不是简单的一部电影，今天的会议非常之重要，希望报社，杂志，包括网站会把这个会议整理出来，留下来。
现在，这部电影花费不是很多，3000万不到，但动员的演员很广泛，包括澳大利亚的，美国的，日本的，加拿大的，待会儿从剧本上，从导演上，从表演上都可以谈谈。日本也有人和我们联络，要买这个片子，但日本右翼也有强烈反对的，甚至导演还受到过威胁，所以，这里面没有炮火，没有硝烟的斗争其实还在进行。这里，我们为什么用了英达，谢君豪(blog)，还有港台演员，因为他们英语好，这个片子三分之一需要英语。刘松仁是个非常好的演员，他说他非常值得拍这个电影；曾志伟也很可爱，他说最恨日本人，怎么肯演日本兵？但最后还是演了，磕头磕了头也肿了。所以，这里面确实也反映了民族大局。现在问题是这个片子评论文章还太少，我们需要理论，需要民族深沉的思考，需要出现有分量的文章，所以今天对这个会议寄予厚望，请大家发表更多的高见。
邓伟志(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
第一，我看完这部影片以后，感觉这部影片所表现的内容与历史事实大体上是吻和的，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经过艺术加工拍摄成电影放映之后可以大大地长中国人的志气。尤其在现今这个迫切需要历史责任感的时期，这部电影一定会受到观众的欢迎。看了这部影片，还有一个深切的体会就是中国人的骨头是硬的，铁骨铮铮，因为他们经受过血与火的洗礼。
第二，从这部电影的细节可以看出导演对历史事实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但也许是因为电影本身受到时间的限制，从而使有些历史事件没有得到更充分地展示。比如说溥仪作证这一事件，据我了解，历史事实比电影里描写的细节更感人、更激烈、更复杂。
第三， 这部电影高度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这种精神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支撑。原来称“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是现在变成了“家事、国事、天下事，关我屁事”，这样的思想是很危险的。这部影片唤醒观众关心国家大事，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外，中国法官梅汝璈为了争取中国的第二座次席位与主法官进行了三次辩论。第二次时，主法官威廉问梅汝璈“是不是你的国家和政府也同意你的提议呢？” 梅汝璈回答说：“如果我的政府不同意，那我就辞职。”这样的一种精神打动了我和我的朋友。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官员也应该有这样的精神，当损害到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时，即使冒着辞职的压力也不应该盲从趋和。
顾晓鸣(复旦大学教授)：
电影，人们往往把它看作艺术作品，其实严格来说电影艺术与别的艺术作品不一样。电影是人类记忆特殊的延展方式，保存方式与再构造的方式。其实包括贾樟柯先生的《三峡好人》与另一部纪录片《东》，为什么能够获得比较大的重视？正如孔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三峡如流水一般“哗......”地流过去了，但可以用一部电影，这种相对凝固的东西——静物来将其记录下来。东京审判也是一样，它已经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成为三千年前的历史，一万年前的历史。但这一瞬间，我们如何把它保留住。《东京审判》既是历史的重现，又是一段新的历史，新的记忆。就像司马迁写的《史记》，我们今天看来它是历史，但是司马迁当时在写的时候只是记录当时的记忆，当时所观察的问题，当时所看的文献。他所做的工作和我们现在的艺术家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进行调查研究将一些历史的片段组合起来。
《东京审判》这部影片能够针对东京审判这一历史事件运用比较好的艺术方式，并对历史、政治、人类等问题具有高度的敏感性，我觉得在今天娱乐至上的氛围下，主创人员能够形成这样一个见解，并具有坚强的信念来进行策划、投资、创作，以至最后通过审批上映，这样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如果用这种眼光来看的话，整个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有很多历史事件需要我们用敏锐的眼光来发现哪些与人类、中国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发展有影响的。所以希望中国电影工作者在拍摄战争片、重大历史题材片的时候，在这方面都有更高层次的思考。
从艺术角度来讲，这部影片具有很大的特色。这部影片遇到的障碍是很多的，很多政治问题，包括苏联问题在影片当中基本上都没有提到。在导演创作过程中，他一定要采取很特殊的方法。第二点，除了剪接和表演，另外比较好的是利用语言来刻画。因为重演历史事件会受到各种影响，尽管演员的表演再好，要想把当时细节全部恢复，还是只能避开一些东西，因此可以在语言上动脑筋，将有些台词做的比较好。包括与东条英机的辩论，最后死刑投票前的陈词，这些语言台词和表演都是很到位的。这部影片的表演追求一种雕塑感，我原来曾分析过话剧和电视剧到底有什么两样，发现话剧在时空中间的雕塑感和电视剧不一样，它也在叙述，也在讲故事 ，但是话剧就像亮相一样，一个一个亮相。如果好好分析这部影片的话，会发现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这些演员的表情都是有作用的，是导演经过考虑的。更好的是有些演员没有台词，但在镜头拉过去的时候，他们都用脸部的表情在表演，这些就构成了一种雕塑感，也是重大历史事件转化为艺术语言、表演语言时运用的手法。另外，影片剪接也很流畅。
接下来再讲一讲如何将这部影片拍的更好。我认为编剧里面的闲笔还有些多，比如爱情戏都是一些用滥了的题材，并且对日本人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据我自己的经历和阅读经验来讲，我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两种态势，一个是日本作家自己的反思，另一个日本共产党战后的力量是很强的。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所以在这部影片当中，日本人民受苦难只是一般地讲讲而已，今天我们在深刻反思历史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日本的民族运动不管是战前、战时、战后都是很强烈的。日本共产党一直到后来仍然是很强大的党。到今天为止，日本的左翼还是有很大的力量。这部影片在审判期间没有能够对这些方面写更多的笔墨是很遗憾的。另外，影片中日本的小酒馆不是很写实，日本战后的小酒店没有这样的，灯、家具的陈设与色调都不符合当时的实情，这些布景应该再做得好一点。最后检察长的一大段话，坦白来说不是很漂亮，如果在他讲话的过程中，加进去一些日本人残杀中国人的片断，以及台上那些人物具有雕塑感的肖像，这些场景同时出现的话，那种冲击力是很大的。现在呈现出来的仍显单调。总而言之，这部影片在探索中，所聚焦的母题是如果你对人类犯下罪的话，不是老天在审你，也不是来世才审你，而是人民要审问你，不论这些人民是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下的，人类的良知是一定要审判你的。所有的战争的罪犯，以及这些右翼如果犯罪的话，人民会审判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加强人民会审判他的群众场面，雄辩就构成了人民的力量。“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这是卡斯特罗讲的话。同时，另一句话就是“历史将审判你有罪”，假如最后结束的时候出现“历史将宣判……”这样的话，那么这个指向就不只是东条英机，而是他的幽灵的复活。谢谢大家！
张德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东京审判》这部影片最杰出的贡献是将史学和文学紧密结合，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这种审美化的艺术观来表达的，是近年来非常难得的作品。这个作品中还反映一个特点就是史实，一个重大题材，关于人类命运何去何从，正义和邪恶的较量，全人类的较量，这个作品用一个多小时把它概括出来，是一个重大的继承和突破。文艺要多样化，首先还是要从现实，从人类的情感出发，更重要的关注现实。这个作品给我巨大的震撼与艺术上的满足。
这个作品分两条线，一条是正面的大辩论，把梅汝璈法官的气质拍出来了，一个气壮山河的法官形象，特别是排座次一场戏，判决投票一场戏，很突出，但是感觉对这个人物形象还不太满足，正面的描写，对话少了点。这是上面一条线，第二条线，小酒馆的戏也十分重要。希望上影厂以后多出些配合政治的重大题材作品。
苏乐慈(复旦视觉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院副院长)：
看了《东京审判》以后，有一种感觉，觉得很多年没有看到这样的片子了。一个主流影片，很值得学术研讨。因为不仅是政治上，我觉得在艺术上也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片子为什么会给人震动，那么吸引人，一个半小时一点也不觉得长？一般主流影片里都有一种概念，但它里面没有口号，没有传播上的宣传。我问过很多青年学生，他们都说看过以后受到很大的震动。
就表演的问题，我谈一点自己的看法。这些演员真好！那些日本战犯、日本辩护律师，每一个角色都演的相当好。为什么这部片子里有那么多的群像，每一个角色都塑造的那么成功？就我们现在的表演上有很多谬误的东西，我们应该探讨一下，现在作为一个演员，在表演上缺少了什么东西？比如说在这部影片中，如果一个演员对历史不了解，对文化不了解，就没有这样的厚度和分量。梅汝璈这个角色很难演，正气凛然怎么演，怎么传达出这种正气，这就需要演员本身的气质，刘松仁的眼神有一种正气和气度。听说针对这段历史，演员们看了大量的资料，历史文化的厚度在他的眼神里表达出来了，他的那种正气不是完全靠演出来的，而是从内心发出来的。演员对历史和文化的感受和永不间歇的学习对现在的青年演员都提出了要求。还有一个演员值得说一下，饰演北野雄一的谢君豪，这个日本人是中国演员演的，而且是一个台湾演员，他对这个人物的把握，他的迷茫、迷失、茫然包括这个人物拒绝承认现实，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加上片面的宣传，一直到后来他精神崩溃，做出那么疯狂的举动。从一开始几个同学喝酒时说的话，以及在旁听审判时的眼神和状态，谢君豪都把握的非常好。这是我讲的第一点，表演和历史文化的关系。
第二个是表演和文学的关系，这一点也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的很多演员，可以说很少看书，听说有些演员只是到了场才读剧本，有的甚至让助理读后告诉他，然后马上就能进行表演。而这部影片庭审戏很多，演员都有大段的台词，这不仅仅靠背，而是对文学、语言的理解以后才能表达出来的。比如说那个检察官季南，那几大段台词的铿锵有力，体现出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了日本战犯。另外，特别要提到的是饰演那个中国证人和尚的演员，(后来才知道他还是影片的编剧)其实他不是个演员。这个人物的台词很少，戏很少，有一种非常忧郁的感觉，每突出两个字都很艰难，到最后一下子爆发出来，骂了一句脏话，像野兽一样扑上去。作为一个编剧，他能演到这种程度，说明他对人物、对剧本的一种深刻的理解。现在的青年演员们要多看书，多看剧本。表演的基本根基就在于文学，而我们现在脱离得太多了，太提倡即兴式的表演了。
第三，我们圈里有句老话“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影片里的战犯，像土肥原贤二这个角色，没有一句台词，拒绝说话，拒绝发言，但是他在法庭上的感觉，观众完全可以从他的神态当中感受到他的内心，他的不可一世，他对法庭的藐视，全部都在里面了。这里面所有的战犯，各人有各人的形象，给我们很深刻的印象。我还要特别提到的是曾志伟的表演，他在我印象当中就是一个搞笑的喜剧演员，我没想到他会演得这么好。这个人物戏并不多，但是他表演的分段非常清楚，一开始就只是喝闷酒，没有一句话，积压着内心的负疚感；之后碰到了中国法官时，他爆发之后切腹；到后面，中枪之后，他说了一句话“狗日的日本鬼子”，但是他又是微笑的，一种释然，没有任何痛苦，终于说出了这句话。一个演员对一个剧本、一部影片的风格、题材、类型的把握就可以看出一个演员的功力。这里很多演员的表演都很值得探讨。
顾绍文(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近十几年我没看见过这么好的电影。这部电影政治上，艺术上都很成功。我听说这个片子拍摄难度很大，但我觉得这个导演应该是有“导演语言”的，现在有“语言”的导演是很可贵的。
贾鸿源(上海市总工会电视剧创作中心编剧)：
首先说明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东京审判》这部电影，而不是东京审判这个历史事件，从电影的本位来进行探讨。我觉得从电影剧本的创作角度来讲，在中国目前这样的意识形态环境中间，这个题材是最难写的一类剧本。看这个电影，我们觉得非常不满足的，应该充分发挥那些优秀的演员的专长的演技场面和情节太少了。从观众的角度来讲，提出要求想得到期待的满足是正常的，这是艺术欣赏。因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最好看，什么最有冲击力。但是从编剧的角度马上就很清晰地知道这个东西是最难写的。因为编剧要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历史资料以及政治的限制(陈犀禾插话)
陈犀禾(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
可能他也不是不敢写，而是他本身对这个历史事实掌握得就不够。东京审判中间，各个国家采取的不同态度，这种背景还是可以放进去的。这部电影分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纪实“东京审判”这一历史事件，另一部分就是Melodrama，也就是情节剧，酒馆里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两部分戏的风格是不一样的。《纽伦堡》采用的是一种比较大气的纪实手法。可以说，这部电影如果采用同样手法拍摄的话，就可以拿到国际市场去发行。但是《东京审判》加进去的Melodrama(戏剧性情节，这里指影片当中的爱情故事)反而把那种纪实的、历史的、深刻的那一部分给平面化、或者所谓后现代化、娱乐化、浅薄化了。而且，究竟生活中的日本人是不是那个样子。因为法庭上所有的事实都是有历史依据的，法官、战犯以及审判结果等都是基本的事实。但是小酒馆里的那场恋爱故事就纯粹是编的。二者放在一起，娱乐性当然是有了，但这个爱情故事本身又是一般的爱情故事，不一定能吸引一般的年轻观众。但由于历史本身是很严肃、很深刻、很重大的，这个爱情故事一穿插进来，二者风格的不一致影响了影片的完整和所要表达的主题。过于戏剧化会冲淡历史纪实片的真实性，可信性。观众会认为酒馆里的戏都是编的，那法庭的戏会不会也是编的呢？另外，我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用那么多港台演员呢？这个主要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事情，应该让很多大陆优秀的演员来演。但是看了以后，这些演员演的还是不错的。虽然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酒馆里的那场戏，但是法庭的戏确实令我很激动，了解到很多不清楚的历史事实。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意义的题材，影片应该在编剧、拍摄、发行时就具有国际眼光，不能仅仅在国内市场发行。外国人可能会想看看在东京审判中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影片中的一些戏剧性的因素会影响历史的真实性，影响国外观众的理解。电影和电视既是一种工业，同时又是娱乐工具，也是社会责任感表达的方式，这几者之间如何协调会使它的风格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很多不和谐的因素。
苏乐慈(复旦视觉艺术学院表演艺术学院副院长)：
(插话)我再谈一谈表演的问题。话剧演员和电影演员的区别。一个优秀的演员就是要把握在不同的环境下如何表演这个问题的。无论是巩俐、章子怡、奚美娟、焦晃都是戏剧学院培养出来的，关键是掌握表演的本体，掌握“表演”。一个演员如何来表达他的内心，如何来传达，就看你在不同的媒介当中如何来表达。哪怕是话剧演员，大剧场的演出与小剧场的演出，就看你如何来把握。同样，在镜头前，在电影或电视剧里，不论是大全景，还是近景、特写如何来把握。应该正视这个观念，不能把他明确地分为话剧演员或者电影演员。
贾鸿源(上海市总工会电视剧创作中心编剧)：
第一，我们讨论的是电影，不是题材。所谓一部影片是否有国际性，不是由题材来决定的。《断背山》是不是国际性的影片？我认为《东京审判》好就好在它是遵循电影的艺术创作规律来真实地体现一个历史性事件，这是值得探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双线并举、虚实结合的写法是电影的写法，我认为是非常好的。设想一下，如果观众并不像我们这样有一定年龄，一定文化，懂得一点历史，那么他可能根本不知道“东京审判”，不了解侵华战争。如果纯粹用纪实的手法来拍摄这部电影，只展现东京审判这一单一的历史事件的话，那么没有历史知识的年轻观众怎么看这部电影？因此，只能说它写法上具有缺陷，虚的那部分素材不具备相应的分量，因此可以进行更好的艺术上的选材和处理。审判和尚的那场戏体现的方式与东京审判这条主线非常吻合，所以这一细节就用得比较好。其他酒馆的戏，可能是素材的选择与处理不当，与主线有点脱节，减轻主线分量，会造成观众在观看时容易出戏，但这并不代表这样的写法有问题。
第二，它非常成功的是运用了大事件，小细节的写法，这是这部影片运用得非常好的。“东京审判”作为重大历史事件，在其再现的过程中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还有对详实资料占有的缺失，因此不可能全面整体地再现，只能通过虚写的细节来填补。它里面有三个细节运用的非常好。第一处是梅法官为中国争夺第二席位的尊严，第二处是梅法官为了说服其他法官采取死刑时演说的一场戏中，有一处隐晦的细节是很有力度的，特别棒的，为演员塑造角色提供了空间。最后一处是英达饰演的法官倪征燠对那个日本战犯进行审问时，一直采取非常坚决的提问“是还是不是？”这样的审问一直运用到主检察官季南审问东条英机，这场戏也是整部影片的聚焦点。东条英机沉默很久回答：“不是”，他这个回答“不是”非常深刻地鞭笞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成性，丧失人性。同样的一句话“是还是不是？”在影片中运用了三次，用这样翔实的铺垫来揭示东条英机战争的、反人类的本性。这种细节的运用很有艺术匠心，而且看起来自然天成，不着痕迹。我觉得这样的写法可以看出编剧、导演是煞费苦心的。如果将影片的成功和失败进行关照的话，就可以看到它的失败在哪里。它的失败就在于虚、实这两条线的“气场”不相吻合。
陆寿钧(上影集团编剧)：
今天看了《东京审判》，带给我很强震撼力，总的感觉是将来电影史会留下它的痕迹。我深深感觉到当下搞严肃题材会很辛苦，导演负债500万继续拍摄，令人十分崇敬。我还觉得拍这样的片子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历史的制约，以及当前政治的制约，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碰到的问题会很复杂。，所以说，要拍好这样一部片子是极其不容易的，
张振华(复旦大学教授)：
看了《东京审判》以后，总的印象比较震撼，也有一点欣慰。这样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与政治意义的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终于在中国拍出来了，我感到非常欣慰。以前总有一种感慨，关于二战题材的影片，无论法国、俄国、前苏联还是美国都有很好的作品。比如《虎口余生》、《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巴顿将军》等。但是作为主战场的中国基本上没有留下印象深刻的影片。拍摄这样的影片是我们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也反映党和政府对文艺创作的大度，因为这个历史事件发生在国民党执政期间。
我觉得这部影片在日本人方面表现得很准确。我曾在日本待过一段时间，日本人的反省意识是很差的，很多中青年人是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因此我们一定要通过文艺作品来宣传，让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以及日本青年人了解这段历史。在这方面，文艺作为一种武器和载体起到了一种很积极的作用。任何重大历史题材，如果没有艺术的、美学的支撑，总是站不住脚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这部作品在艺术上还是能站住脚的，总体上形成一种风格，是其他电影上比较少见的一种纪实风格。两根线的结合，副线只不过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我相信看过电影的观众，都对主线有深刻的印象，主线还是起到了应有的作用。艺术结构上主次把握得很好。另外，在表演上，这些话剧演员表演的都很到位，很准确。
这部影片具有警世作用，因为日本军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的力量一旦凝聚在一起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戒心。影片光影的处理，气氛的渲染都比较符合历史的真实。特别是音像的处理，因为这部影片是比较片段的，因此常常运用比较强烈的音像，配上干净利落的剪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傅 星(上影集团编剧)：
我们现在对严肃艺术开始重视起来了。我觉得严肃电影、严肃戏剧又分为很多的样式。《东京审判》就属于历史剧。看完《东京审判》后，觉得它具有冲击力，比较成功。比较起来，表演的价值要超过剧作的价值。从编剧角度来讲，现阶段如何把历史剧写好，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尽可能多的回归历史的真实，如此一来，这个剧的精彩程度要比任何编剧想象出来的要高。《东京审判》的成功就在于它部分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但是，我们的困惑也在这里，因为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是无法在电影里呈现的，这也制约了电影编剧的创作。这部电影注定是没有悬念的，但影片开始争夺席位尊严与最后为了说服其他法官对战犯采取死刑的演说，这两处细节将影片支撑起来了。按照经典的剧作法来说，它是不符合要求的，但为什么我们还能这么津津有味地看呢？它的冲击力就在于它部分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触及到了敏感的时代脉搏，这个题材本身是时代所需要的。
龚金平(复旦大学艺术中心教师)：
看这部电影之前确实对这段历史不熟悉，看了之后确实很震撼。在观众都知道结果的情况下，导演仍将它拍摄的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确实很不容易。至于副线，我觉得它还是很必要的，因为该片毕竟不是记录片。另外，副线还有它本身的作用，它反映了当时日本普通民众在这场战争中的苦痛与心态。但遗憾的地方也在于此，林熙蕾(blog)与朱孝天饰演的两个人物几乎就是一个摆设，没有表现出更深刻的内容。作为中国的记者，中国的民众，他对这场审判的心态也没有得到揭示。所以，副线里这两个明星演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另外，这部影片在节奏的把握上是令人欣赏的，因为法庭戏按道理应该是紧凑的，剪辑应该是快速的。但是，发现法庭戏的剪辑上好像故意制造一种缓慢的感觉，镜头与镜头之间经常利用渐隐渐显把紧张的节奏舒缓，并没有运用非常快速的剪辑造成一种不停的冲击力。而是有意识地将法庭与酒馆两场戏的氛围协调起来，看的时候有一种吸引力。影片对中国法官、中国证人、中国检察官在这场审判中更为复杂的心态缺乏深入刻画，只是将他们作为一个符号而已。
邓志鸿(复旦视觉艺术学院教师)：
这部电影给我两个启发，任何一部电影都不是一个成品，而是一个试验品，都处于探索阶段。任何一部电影都不是在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生产的。这部电影前期生产中就有非常大的先天的不足，因为它是一部利用民营资本去拍摄一个重大历史题材的影片。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民营资本投资的电影应该走怎样的路，前期的运作究竟应该怎样？如何将中国这些关注历史题材的人的力量调动起来，这样的话就会弥补前期制作中很多先天的不足。
第二，网上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就是用了很多港台的演员，包括副线的演员。主要是朱孝天的表演，他是法庭之外的唯一的一个中国人的元素。这个中国人是两岸三地的演员，而不是大陆的演员，这个概念是好的。我们从80年代开放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合资片、合作片中，出现的香港人都是富豪。而现在，这些元素都慢慢的合二为一了。这些不同地区的人同时去审视同一个民族同一种文化传下来的历史背景。如果两岸三地的人通过这样一部电影作品对以前的历史进行反省，回归真实，并有一个重新的解释，可能将会是两岸三地文化融合的开始。如果说我们是因为看了《生逢7月4日》、《我的左脚》这样的影片来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的经济文化的话。那么我们需要其他的国家包括两岸三地的人对整个大陆的进程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是所有的文化交流中的基础。在这样的一个影片当中，这么多国家以及两岸三地演员的加入会折射出今后文化交流的方向。那么这样的历史题材的影片就比较有意义。
第三，我觉得没有一部电影能够将一段历史完全讲清楚。影片中讲了三个事件，把东京审判中很多疑问留给了大家。这样就引起了我看电影的兴趣以及了解历史的三个起点：法官坐次、有罪无罪、如何处罚。其实电影的悬念不一定留在情节里，而是留在它对背景的揭示里。
徐中玉(上海作家协会前主席)：
这部影片将一些日本人心里根深蒂固的想法写出来了，比如说日本人认为自己不是被中国打败了，而是被美国人打败的。另外，影片还缺乏对其他国家法官心理和想法的描写。影片里所讲的一些史实，一些数据资料等方面作的还是比较翔实的。
石 川(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教授、博士)：
上周在杭州参加了《夜宴》的看片研讨会，现在又参加了《东京审判》看片研讨会，两次研讨完全是用不同的话语系统，那部片子用的是市场、票房、消费、娱乐等这样的一套词汇，今天探讨《东京审判》就得用历史、人性、理性、中日关系等等。从这两部片子在这两周掀起的观影热潮来看，也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两种势力，一种是娱乐，现世或者当下，还有一种是记忆或者启蒙，这两种也是中国当下文化的内在冲突，这是中国现实文化两个不同的层面，这样导致评价也好，分析也好，就会导致两种不同的分裂。刚才两位老师争论的就是这样文化分裂的一种表现。在这样的文化分裂面前去评价一部影片，恐怕会面临这种困境或者评价标准的混乱。《东京审判》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夜宴》也同样面对。很多媒体对影片评价的时候，会存在标准的错位，比如那艺术片的标准来要求《夜宴》，肯定会大失所望，但是用娱乐片的标准来看这部影片，你可能会有所满足，你用全球性或跨国娱乐大片来要求《东京审判》的话，肯定也会失望。我觉得在这样多元社会，多元文化语境下，对不同艺术作品、不同影片的评价还是应该采取不同的立场。
《东京审判》这样一部影片，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当下现实所需要的一部影片，因为中国和日本面对同样历史的时候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社会学心理学上说有集体记忆，也有集体遗忘。日本这个民族面对二战这段历史选择的是有意的遗忘，中国强调的是记忆。而记忆和遗忘分别是这两个民族形成民族认同，形成凝聚力的很重要的社会资源。既然日本选择的遗忘，为什么中国不可以选择记忆呢？为什么不可以选择对这种记忆的强化，高扬呢？如果说谈到这部影片的观众效果的话，上周《东京审判》在上海大学放映，里面坐的是1000多名上大影视学院的师生，大多数是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观看影片时候想起了三次掌声，一次是那个假和尚大骂的时候，还有一次是最后法庭审判宣判7名战犯死刑的时候，气氛非常热烈。我作为一名高校的老师，很少能看到在20多岁的年轻人中看到对这样一部主旋律的沉重主题作出这样热烈反应。这说明了，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应和了当前大众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心理氛围，从某种程度上，这部影片在审美上还是很成功的，尽管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像刚才大家所说的在剧作、叙事等方面这样那样的不足，从宽容角度应该说是在主旋律影片中的一个范本。
但是,如果上升到思想层面，对这部影片还是有不满足的地方。如果把电影看成中日两个民族实现沟通的模式，中日两个民族的误解还是非常多。去年我和一些学者作了一个课题，讨论中国银幕中日本人的形象，日本也有这样的讨论，就是日本银幕中的中国人的形象。结果得出的结论，令人惊讶。比如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日本参赛影片中的妓女，一张口说的是中国话。反过来，中国影片当中的日本人形象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猪头小队长”的形象。这都没有客观地真实再现这个民族的基本的侧面。所以说,中日两个民族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对立在电影这样的大众文化中也有可以看到端倪。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是选择调和还是选择民族本位主义立场，这又是一个价值判断。很多人说现在因该采取宽容态度，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周边很多国家，民族主义都是共同的选择。韩国现在推行“去中国化”运动，韩国现在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汉字，但是十年前到处都是汉字。现在韩国把国家历史向前推进3000年，说韩国有5000年历史文化，把前面3000年中国文化算作他们的文化。比如，他们崇敬的大书法家是初唐时欧阳询，欧阳询什么时候成了韩国人？他们最崇敬的五大文豪之一王勃，王勃也成了韩国人了。韩国面对中日，推行的是民族本位主义。日本面对中韩，就更不用说了。那中国过于讲国际主义的话，对民族认同、民族情感的凝聚可能会有些影响。所以即使民族主义立场会有些偏激，作为评论者也应该持一种宽容的立场去对待。
最后，再讲一点媒体，娱记对电影的评论好像是非常非理性的态度。就包括《夜宴》在广州、杭州的点映，媒体、网络对《夜宴》的负面评价很多，但是这样能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对媒体，特别是网络，应该采取戒备、批判的态度。评价一部电影，应该从我们心底去感受它的价值所在。其实评价一部影片的好与不好很简单，最根本的标准不是什么理论，不是什么价值观念，也不什么立场，就是一点最感性的东西，就是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否受到了感动了，受感动了它就是一部好电影！尽管，可以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去认知这部电影，但是我可以全部把它们抛弃。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受到感动，因此我认为它是一部好电影，这就足够了！
汪天云(上海电影集团副总裁)：
今天我们开这样一个会，我们有一个基本的立场。中国现在正在强劲地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还不对应。相对来说，文化现在非常受重视，这部影片诞生以后，确实受到很多议论，但是它的主体还是好的。我在这里讲，并不是说票房很重要，集团应该有什么样的立场，评论学会有什么立场，而是我们应该站在民族的立场上。北京的会上，倪震教授就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在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的电影也会告诉世界我们是能承担起责任的电影。我们周边韩国、日本、菲律宾、尼泊尔等都在发生着悄悄地变化。我们自以为拥有五千年文明是不行的，这个时候，作为一个有责任的中国人，不论站在什么立场，一定要坚决反对对我们民族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一定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为什么讲历史，讲辩证？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是不容易的。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唯独这场抗日战争是胜利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集中表现。最后的这场审判是历史的句号，对留给我们的财富和遗产，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舆论是应该引导的，不论是搞网络、报纸、电视、电影的，都应该有一种责任同现在的青年人讲，否则他们都不知道。那么现在，日本和中国两个民族之间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今天开这个研讨会，不仅仅是看一部电影，也是在做一种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同样重要。而且，这个建设中，有分歧有矛盾是很正常的，只有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才更清醒。日本对东京审判的态度与中国对东京审判的态度就合成了人类对历史的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电影，这样的电影太少了！我们应该支持这部电影，这个导演。拿出一部影片，如何看待它也是一个新的问题，应该两面结合或者三者结合，领导、专家、民众结合。今天是专家学者座谈会，我们也应该多研究白领的观点、还有广大的农村，应该看到中国广大民众中间蕴藏的巨大爱国热情。看《东京审判》时，这种情绪就体现出来了，尤其是很多老人，有些老人眼睛都瞎了还要去看，他说我要听一听，这就是一种民族的动力。我希望网络、电台、电视台、杂志、报纸，全社会都应该一起关心这部电影！
整理者：徐 明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
李晓蓓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电影学硕士研究生
蒋 安 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 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