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标》：曲高须和众 陈凯歌商业大片十八年(2)
壹 对话陈凯歌：商业片最重要是讲好故事
陈凯歌
——陈凯歌
蜕变之路：商业尝试始于《霸王别姬》
在那部经典之作《霸王别姬》之前，陈凯歌一直在做着每一个电影学院出来的导演所期待的自我表达。1984年，他被借调到广西电影制片厂，跟电影学院的同学张艺谋、何群拍摄《黄土地》，成本低，没明星，对白少，剧情单调。
那时候的陈凯歌能吃苦，他和张艺谋一起前往陕北采风，在零下20度的北风中，坐着破面包车到老百姓的窑洞里听民歌，拉家常，睡土窑土炕。哪里有什么商业意识，当时整个中国的电影都处在懵懂期。他只管每月拿着基本的工资，埋头搞创作，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这部《黄土地》究竟花了多少钱。
《黄土地》因为颠覆性的电影风格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经典一笔，同时也让第五代导演一夜成名。随后，陈凯歌延续一贯创作风格连续拍摄了《大阅兵》、《孩子王》，被称为是陈氏作品“三部曲”，正是这三部电影让陈凯歌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奠定了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
1988年，陈凯歌带着《孩子王》首次奔赴戛纳国际电影节，无所斩获，却无意间结识了台湾汤臣公司老板娘徐枫。徐枫拉着陈凯歌苦谈200多个小时，才最终说服他接拍《霸王别姬》——在此之前，在陈凯歌的意识里，这种商业电影毫无个性。日后徐枫在回忆跟陈凯歌的谈话时描述，徐枫问他寂寞吗？他很不解。徐枫说：“拍电影就一定要有人看，不要人看你在家里用V8拍了自己看就好了，干吗要让投资人出钱来拍？”
一语点醒梦中人。当年的《孩子王》、《黄土地》，口碑极佳，但全中国也只卖出一个拷贝，自然也算不得是什么喜事。陈凯歌决定拍《霸王别姬》，并且，也开始学会考虑投资回报率——片商的反应都很直接，一部电影没票房不赚钱，便不会再有下一部。为了打响海外市场增加号召力，汤臣公司曾经考虑过要请大牌影星加盟。最开始想到的是尊龙，但后来由于对方开出的条件太过苛刻而作罢，所幸徐枫又推荐张国荣，让陈凯歌如获至宝，事后也证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霸王别姬》从开拍到成片，花了六个多月，在当时的电影制作环境中堪称是大手笔。“那时候钱都用在刀刃上，场景多时间长，主要是在北京，什么恭王府之类的好些不同场景都去了。棚里也搭了景，比方说戏院那个景，一放就放了四个月。”陈凯歌回忆说。正因为耗资巨大，他在创作中也会更多考虑市场问题，“不能对投资人不负责任。”他说。所幸，这部戏甫一推出便赢得满堂彩，并且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这是中国电影首次获此殊荣。
迅速收获的巨大商业价值，令陈凯歌后期的电影商业元素逐渐丰富。一部《荆轲刺秦王》甚至凭借宏大场面、最优秀的明星、上千名群众演员、八千万投资而破了当时的成本纪录。然而，过于耀眼的光环也令陈凯歌有些得意忘形，他直言自己曾经有过一段犯糊涂：“犯狂啊，就觉得40岁得了金棕榈，总共就那么多片叶子，能让你摘了一片，确实是一个挺难得的事，就有点接不住。”1996年由《霸王别姬》原班人马打造的《风月》，就是“犯糊涂”的典型作品，票房口碑都一塌糊涂，陈凯歌自己回忆起这次失败的创作，觉得是因为有了贪心，想要“好上加好”，于是马失前蹄。影片投资方汤臣公司与陈凯歌合作《霸王别姬》的时候赚了不少钱，基本上一部《风月》又都赔了回去。徐枫女士说起这部电影的时候，坦言那时候的陈凯歌选故事的能力仍是有所缺失，包括后来1998年拍摄的《荆轲刺秦王》，创作者个人的特质过多地在电影中表现，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离观众越来越远。事实上据陈凯歌所说，《荆轲刺秦王》在日本以及海外一些国家反响都尚可，足够收回成本，只不过在国内因为商业市场仍未形成、宣传不到位、终端放映也不够适合，最终导致票房上的失败。
2002年的陈凯歌开始将目光投向好莱坞。第一部尝试作品便是为老牌公司米高梅打造的惊悚艳情片《温柔地杀我》，票房口碑均遭遇滑铁卢。有人评价称，这部作品导演更多地想要与西方观众的口味接轨，但却丧失了自我风格。不管怎样，这堪称是陈凯歌商业色彩最浓的一部影片，如果说从《黄土地》到《霸王别姬》会是一种面对市场和环境的被迫转型，那么这一次的尝试则似乎是导演面对海外商业市场的一次主动寻求。
在这一年中，陈凯歌也即兴创作了另一部与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影片《和你在一起》，主打轻松、温暖，小成本的随意之作。在评价这部影片的成败之时，他认为拍得不错，但利益稍浅。小制作的尝试之后，陈凯歌最终又回到大片队列中，2005年耗时三年打造的魔幻大片《无极》，耗资3.5亿元人民币，在当时是电影史上最大一笔投资，集合了谢霆锋、张柏芝、真田广之、张东健等诸多港台、日韩偶像明星，这与以往陈氏电影喜欢启用老戏骨截然不同。陈凯歌期待能通过诸多商业元素的有效运用，最终获取相应的商业价值。但事实证明，虽然国内票房接近2亿，观众却并不喜欢。陈凯歌自己也客观地去评价《无极》说，有缺点，也有成绩，电脑特技的失败是一大遗憾，但多少年来一以贯之的东西，都还在。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008年《梅兰芳》以及《赵氏孤儿》试片之后，众人皆呼“陈凯歌回来了”，《梅兰芳》一直被认定是近年来最好的商业大片，同时又兼顾了艺术表达。不过，不论以往在商业电影探索的道路上是否曲折，陈凯歌仍是要对过往表示感谢：“一切都可以笑看，我非常感谢《无极》这部电影，如果不是因为它，我后面的《梅兰芳》和《赵氏孤儿》都拍不成这样。它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重新看自己，看自己的创作。然后把所有周边的东西都拿掉，只留下自己非常平静的一颗心，才能够再继续拍。”
从《黄土地》、《孩子王》、《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荆轲刺秦王》、《梅兰芳》、《赵氏孤儿》，从艺术片到讲故事，从小成本到大投资，从单枪匹马到跨地合作，从高度个人风格电影到融合艺术情调的商业大片，十八年的一众影片，为世人勾勒出两个完全不同的陈凯歌。
十八年前，他会说“我们的责任不是讲故事。”十八年后，他认为“如果每一个导演拍电影一直搞艺术，中国电影永远做不了工业。”
陈凯歌的商业大片创作始于《霸王别姬》新浪娱乐：从《霸王别姬》开始，您走向了一个商业大片之路？
陈凯歌：《霸王别姬》肯定是一部商业电影，而且我现在拍的电影也是商业电影。如果说要在商业电影里搁进去艺术，这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事，而是你有没有，就好比人的血型一样，一辈子变不了，你要有，电影里就有了，你要没有，你再怎么弄也没有。咱们《心经》里边讲，不增不减、不垢不静、不生不灭，我觉得是这个道理。
新浪娱乐：80年代您说第五代的责任不是讲故事。90年代，《霸王别姬》被公认是故事讲得最好的电影，为什么会这样？
陈凯歌：当年还是对电影不太懂，不懂的时候难免说点狂话。这话说的当然也有原因，就是说我们经历了文革以后，那时候的故事片确实在表现上特别单调，镜头的语言上不光是单调，而且陈腐，非常陈腐，这跟整个大的社会环境、气氛、文化的那种封闭都有关系。所以那时候最想做的是先在语言上有革新。有一个德国的汉学家，他说什么是文学，首先是文字，你的文字得好。我觉得也对，一个电影导演要从镜头上入手去打基本功，去打基础，这个就是语言，所以这也是个必然过程，就是你想把故事讲好了，你这个标点符号都不认识，你这个基本的修辞、语法都不懂，这个也成问题。所以我们开始是从修辞、语法上来的。这个电影里的修辞、语法主要说的是什么呢？主要就说的是视觉，从色彩、构图。我觉得事都是有必然，走着走着到一定程度了就开始想到这故事的重要性了，对电影的了解比较多了，年轻时候犯狂都是允许的。
新浪娱乐：能否回忆下《霸王别姬》当时引起的轰动？
陈凯歌：当时主要轰动在内容上了。涉及了文革，也涉及了同性情感，那在90年代初是挺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所以这倒让我放下了，什么也别想，相信这个故事，相信这些人物，好好拍就完了。当时我父亲就溜达着到现场看，他的状态告诉我，这是你的电影，不是我的，所以他给我提的建议都是非常有分寸的。他一生教我有关电影的理论、概念都没有，他就说了四个字“主观、客观”，他说这电影就是在这四个字里打转转，哪一边过墙效果都不好，太主观了别人不懂，接受不了，太客观了，你又没有自己的意思放进去，你拍它干吗，所以到现在我觉得自己都还没做好，都还差着。
新浪娱乐：时隔多年之后，《刺秦》被认为是最具品质的华语大片，能否谈下拍摄初衷？
陈凯歌：其实《刺秦》有缺点，剧本还不是很成熟的时候，拍摄就开始了。我那个时候也有点主观，我一直对用武力、暴力统一天下，以一个崇高理想为旗帜而造成万千人们流血牺牲牺牲感到很怀疑，是不是理想的高尚就默许了手段的卑鄙？这个是我在《刺秦》中提出的问题。一个穷孩子，一个人质，为什么在争取天下的过程中丧失了自己当年最纯朴的愿望和情感，以至于跟他最亲近的女人都背叛了他。因为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必然是拿数字说话，谁数字大，谁就是最成功的人。但是我们中国历来都有一个传统，对于成王败寇这种说法有所怀疑。你永远在中国人的文化、文明的历史上面，抹不掉荆轲的名字，为什么？他是一个失败者。我还真的就是有点较这个劲。我不相信生命应该为一个空泛的理想白白付出。
至于在片中李雪健老师的表演，我认为演得好。其实演人物就演俩事，第一演平凡，谁都是普通人。第二就演独特，独特里头就是平凡。我觉得他演的秦王政就挺独特，但是也接地气。
戏里面赵本山是演高渐离，到现在很多人好奇，为什么找他演？其实比方说咱纪念关汉卿，中国伟大的戏剧家等等，头衔都来了，其实他就是一个老百姓，民间艺人，歌楼酒肆混一口酒喝，跟底层的妇女吃吃豆腐，他才能写出感天动地《窦娥冤》。高渐离肯定也是，就好像你们家隔壁有个小孩爱弹吉他，到了40、50岁也不改，那不就是高渐离嘛。没有什么，我很感谢本山老师替我救场，我觉得他就应该是那样来自于民间。
新浪娱乐：最近几部戏都是您夫人陈红做制片人，与陈红是怎样的工作状态？
陈凯歌：前阵子一个宣传活动，她本来有个环节是应该上台的。然后因为整个时间有点紧张了，她就主动说不上台了。举这么一个小例子，无非是说，一位女性能够这么识大体、顾大局，能够从演戏这个职业里脱身出来，全心全意做幕后的工作，可以说是事无巨细都要照顾到，制片的工作很琐碎。非有大的耐心、勇气做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对她的评价。
夫妻店不易做，如果是为利益而做，往往都不好。有一次我岳父看到陈红这么辛苦，就跟她说，钱挣不完，别太劳碌。陈红就说，爸，我和凯歌要是光为了挣钱，我们可以不以做电影的方式来做。所以她这句很简单的话，已经把我们工作的意义，说明白了。
新浪娱乐：电影市场很火爆，很多资金流进来，大家说拍电影不差钱，您觉得缺什么？
陈凯歌：特别简单的回答，你说中国电影缺什么，我觉得缺一点骄傲。
开拓之举：海外资本助力大片时代
陈凯歌与日本投资方合作细水流长，这部《刺秦》是开端进入90年代之后，内地电影大环境有所改变。如果说八十年代导演们拍摄影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营电影制片厂，那么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大环境的逐步形成，就使得导演们赖以生存的国内电影环境发生根本转变——观众也许不再是当年看《黄土地》的那一批，而对于国内票房不闻不问的态势也急需得到改变。于是第五代导演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开始了拍摄商业电影的尝试，也逐渐有海外资本涌入，早年张艺谋的影片就曾经得到部分海外投资。
一向注重自我个性表达的陈凯歌，也拥有了第一次与海外资本合作的机会。1988年陈凯歌带着新作《孩子王》首赴戛纳，虽然失利而归，却无意间收获台湾汤臣电影公司老板娘徐枫的赞赏，直接促成了日后双方关于《霸王别姬》的合作。而这也是陈凯歌迈向商业片领域的一个转折。
彼时汤臣刚刚成立制片公司，急需寻求有才华的导演，而陈凯歌也正找投资人支持其拍片，两个同样具备“戛纳情结”的人一拍即合，连续合作了《霸王别姬》和《风月》两部大片。陈凯歌多年后回忆与汤臣公司的合作时，坦言没遇到什么阻力。“徐枫女士对我在创作上没什么特别要求，我很感激她的地方在于，她在我面前没扮演老板，她是一个朋友，支持我按自己的想法把电影给拍好，也在重大问题上对我有所妥协。比如《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谁来演的问题，我是认准了只有张国荣能演，当时她有点摇摆，可是我坚持，我就再去香港跟国荣面谈，最终证明这个选择是对的。”
尽管后期的《风月》投资4000多万，却票房惨淡，但与港台公司合作的经历对于陈凯歌来讲同样是一种助力和契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商业氛围对比内地来讲更为浓厚。
此后，转向商业电影领域探索的陈凯歌又陆续与日本、好莱坞开展尝试性合作。其中，与日本五大电影公司之一的角川公司最有渊源。早年的《霸王别姬》正是由该公司发行，当时创造了外国电影在日本发行的最高纪录。随后陈凯歌拍摄《荆轲刺秦王》，算是角川公司投资陈凯歌的第一部戏，为了针对日本市场受众的喜好，陈凯歌还特意做了两种版本，国内放映版分成几个章节，而日本放映版不分章节。这部电影在日本放映之后，角川公司还专门寻得一位资深小说家，根据陈凯歌的剧本写了一本书，销量据说还不差。“跟角川书店一直有很好的合作，角川先生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痴迷的人，所以他特别想在中日之间能够拍好的片子，他也做过一些纯粹从经济角度讲不着调的事。比如他花了很多钱做了一个遣唐使船，世博期间就在黄埔江边上停着。这个要让日本右派看绝对是投降行为，到了这个时候，你怎么重新做一艘遣唐使船，表示中国还是日本的老师？他就大大方方说我就是要做这样一个船，就是要以这样的方式来参与世博，而且要把这艘船永远留在中国。你说这是什么气度？合作的基础就是这个。如果他是一个真的不平等待我们的人，这个合作就不可能发生。”陈凯歌说。这种合作一直细水流长，延续到了《梅兰芳》时，同样是角川映画购买了该片日本发行权，帮其打入日本市场，另外，《赵氏孤儿》之后陈凯歌将马上开拍的最新魔幻大片《沙门空海》，更是采用中日合拍的方式，与角川映画继续前缘——剧本改编自日本奇幻文学大师的小说《沙门空海之大唐鬼宴》，资金大部分也由日本方面提供，这部片子还将继续延续陈凯歌大手笔风格，他此前提到的遣唐使船，很可能会成为影片道具。
相比日本方面的细水长流，与好莱坞的合作则是蜻蜓点水，让陈凯歌感到有些不适应不舒服。2002年他打造的那部《温柔地杀我》，尽管商业色彩依旧浓厚，故事风格也比照西方观众口味去打造，最终出来的结果还是有些不伦不类。总结起首次与好莱坞的合拍，陈凯歌将失败的缘由归结为好莱坞的创作环境并不适合。“他不让你改剧本，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喜欢自主创作的人，但是到了好莱坞就一个字也不许改，剧本确定了就得这么来，觉得不舒服也不行。而且这个剧本不是我做的，是他们给的。我虽然给他们讲过这个剧本里有不合理的地方，他们当初也说，可以调整可以改，但是实际拍起来就不愿意动。那我觉得做导演的随机性就没有了。这是个问题。比如我现在拍《赵氏孤儿》，我几乎每天都在动，都在调整，在国内的电影创作中这几乎是规律的过程，但是他们不行。”
不过，尽管陈凯歌与海外投资方合作也曾出现“水土不服”，但归根结底在当时的电影环境中仍算得上是一种开拓之举，它令内地导演接触到更完善的商业电影环境，在对外发出自己声音的同时，也更认清作品中什么东西该继续秉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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