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彭骥

　　冯小刚[微博]自述性格 “悲观起来就绝望，高兴起来就失态”。如果说喜剧片带来一种异想天开的快感，那么，《一九四二》的创作过程，就是他试图拨开误会、迷雾、局限等，去尽量靠近历史、靠近真实，碰触人性中最黑暗也是最光明的一面。

　　缘起：让我们了解民族的灾难

　　不难理解一个导演对一个好题材的痴迷，但念念不忘19年，倒也令人好奇这份坚持的根源。

　　冯小刚回忆，在1993年被刘震云小说《温故一九四二》触动之前，他对1942年的印象只是“那正是抗日战争最严酷的一个阶段”。在那以前，冯小刚并不知道1942年的河南灾民逃荒，实际上和河南大旱灾紧密相连，“大家开始在饥饿线上挣扎。农民连口粮都没有了，但是因为作战的需要，政府还要征很多军粮，这让河南人雪上加霜”。而从根本上触动冯小刚的，是小说体现的核心价值，“就是通过这部小说、这段历史，让我重新去想我们的民族性是什么样的、我们是从哪来的。其实在1942这一年，下到饥寒交迫的灾民，上到国家的统治者蒋介石，都在扮演灾民的角色。灾民沿街乞讨是为了能够活下去，政府和蒋介石也在向世界列强乞讨，乞讨他们能够伸出援手。所以我觉得把它拍成电影，观众通过影片对民族的灾难，以及人们在灾难中的表现有一个了解，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对未来的生活很重要。希望年轻观众能够沉下心来在电影院看这个电影，我相信对他们会有非常深的触动。电影要么有娱乐性，要么有认识价值，这两者必须居其一。拍这么一部电影，显然是属于后者。”

　　剧本：不是坐在屋子里可以想出来的

　　从小说到电影改编，冯小刚认为，最大的难度是没有故事，灾民没有具体形象，“还有一点特别可怕，小说的叙述是多线索并进。每条线索的主人公互不见面，但又共同搅和到了一件事上，这件事就是1942年河南的旱灾。但电影需要故事、需要鲜活丰满的人物，和非常站得住脚的人物关系”。

　　冯小刚干脆花上好几个月时间跑了山西、河南、陕西、重庆等地，通过采访，在路上建立电影需要的各种关系，“只有在路上通过采访，不断深入地了解，你才能知道这个是对的、这个是接近事实真相的，不是坐在屋子里可以想出来的。有了这些，把人物关系、阶级关系摆对之后，人物就有了生命，剧本就顺势而为，让他们自己生长，像一颗大树，我们提供土壤，他自己的枝蔓就开始生长，直到剧本的最后一刻，我们才能知道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是什么样的。我们只是做一些取舍，剩下的都是顺势而为”。

　　采访中，印象最深的是碰到一个叫刘和平的老太太，在当地看守教堂大门，没流过泪，也不吃肉，冯小刚说：“我是十几年前去的，当时老太太90多岁，就说她家里面有个二舅，在路边奄奄一息，一个灾民过来‘哗’就在他屁股上割了一块肉。他一疼，醒了，说：我还中，你别割我的肉。那人说：你不中了，你救救我吧……我让老太太形容下天堂什么样，老太太就唱了首歌，说是‘玉石黄金铺面，喝凉水都不饿’；这就是特别典型的灾民对天堂的想象，只要喝口水就不饿了”。

　　审查：电影局给出了五条底线

　　冯小刚介绍，电影《一九四二》剧本送电影局审查还挺顺利，给出几点需要把握的底线，就说可以拍了，“第一，1942年摆在中国的首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不是阶级矛盾，中国和日本的矛盾是首位的；第二，灾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可以，但是一定要在人性恶里看到人性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不能完全变成人吃人的关系，里面应该是释放出善意的，以此也能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第三，不能夸大一个美国记者在救灾中的作用；第四，对宗教尺度的把握要分寸得当；第五，避免出现过多的血腥镜头。”

　　事实上，冯小刚也有自己的底线，同时让电影中的人都有底线，“有些东西，就算剧本写了，但也不会也没法表现。一是人吃人。别说观众，我看了也很难受。原来剧本里写了瞎路有个儿子，儿子把爹卖了，瞎路一看锅就明白了，就问：反正我一会也要进这个锅，你们能不能在这之前，我给你们拉一个曲儿，让我先吃两口锅里的肉？最后他儿子端着盆，里面有他爹的肉。这个我自己都不太能接受。虽然它很真实很残酷，但是我的内心不想表达这个。”

　　冯小刚称自己曾问蒂姆·罗宾斯，为什么给他钱那么少，但他还是接了《一九四二》，“他说，我刚开始看剧本，就没想接，因为又是一个描写人性黑暗的电影，这种电影在西方太多了，我挺反感的。但是我后来又发现，这是个人性很光明的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其实就是两个字‘希望’。我觉得他说得对。这个剧本，它是人性最黑暗，也是人性最光明的东西”。

　　拍摄：我最终说服了徐帆

　　拍摄时，对于影片情绪的把握，冯小刚认可克制，但并不认为煽情不妥。“我经常听到一些冒充专业的说法，认为煽情就不好。其实主要是看你是否需要煽情。比如，这个片子里，花枝把自己卖了那场戏，我和徐帆在现场就产生了很大的争论。我和她说不能煽情，徐帆当时就指着我的鼻子说，你现在怎么那么做作啊，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就跟着去了？我不管什么主义，我只是一个人，我们两个人现在也有孩子，等有一天我要把自己卖了，就此母子、母女分手的时候，可能再也见不到的时候，你让我不难受？这不是人啊。我就跟她讲道理，首先我同意她的说法，比如徐帆在《唐山大地震》里跪在那里哭，有些人攻击说这个表演过火，这种人完全是没有良心的人。但是在《一九四二》，为什么要克制？因为，正常状态下，母亲的心情肯定是很难过的，但是灾民的感情特别粗糙。每天都在死人，面对她的就是活着，或者死。你卖了自己，能够自己救活，两个孩子还能活，这件事情能够压过别的难受，而且一路上死了那么多人，人到这个时候都麻木了，这是非常极端的情况下。所以，我最终说服了徐帆。”

　　结尾：我只是不喜欢人心里面特别脏

　　影片初剪版本有3小时50分钟，上映版被剪到了2小时30分钟左右。影片结尾是个取舍的难题。冯小刚称，作为民族的一分子，在他的内心，是渴望和这个世界和解的。

　　冯小刚介绍，曾经有一个结尾：老东家带着孩子走，孩子说饿，几个日本通信兵正在路边吃饭，老东家就过去为孩子乞食，日本兵说可以，几个人围着老东家把腿叉开，说你从这儿钻过去，就给你吃的。老东家把孩子的眼睛蒙上，说你别看啊，孩子闭眼，银幕一黑，老东家画外音“我辱没先人哪”，过一会儿孩子觉得手头一热，就有个热饭团在手里，睁眼看见老东家一边掸身上的土，一边说“妮儿，走吧”。但这个结尾首先被王朔否认了，认为没有说服力，且过于戏剧性地强调了对人性、对人的道德、生存观的考验，“他说：‘你这是不是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的思维，一个日本兵为什么非得让你钻他的裆呢？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对一灾民，他也得不到自尊心更大的满足。’”

　　冯小刚表示，目前影片结尾，正是刘震云第一稿剧本的结尾，给观众留下温暖的希望，不怕因此被人说“落入俗套”，“我和刘震云都特别不喜欢打着艺术的旗号，把脏心眼儿都往电影里放。我们电影里有人性的黑暗、有恶，但是我是排斥这些。这和艺术的高下没关系，我只是不喜欢人心里面特别脏，更不想用这种脏来给自己艺术上贴金，这是最浅薄的一种艺术”。

　　他一再强调，这种取舍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关，“跟我熟悉的人都知道，我是那种有的时候特别乐观、有的时候极度悲观的人，有时会说一些特别赌气的话，但我很难说记仇。一旦对方示好，我就特别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