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彭骥

　　刘震云的妈妈，是在快饿死的时候，被他外婆捡回来的，没吃的，他妈妈就老舔他外婆的手腕。电影《一九四二》前后折腾19年，作为核心创作者，刘震云认为影片意蕴很简单：“我娘是从哪里来的？ ”日前，刘震云接受晨报记者专访，阐述他对人性、死亡、民族性、文艺反思等命题的深入思考。

　　如果19年前拍太愤青

　　晨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小说中你还有自己的态度，但到了电影，怎么选择了“没态度”？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我觉得这就是隔了19年才拍成这个电影最大的好处。如果19年前，1993年时，要拍这个电影，1年拍完，一气呵成，那肯定特别有态度，特别煽情，特别激愤。因为那时我、小刚、王朔的状态，都是愤青的阶段，愤青一定拍成愤怒的电影，但19年后我发生了很多变化，小刚、王朔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中间那段时间，我写了很多书，有《一句顶一万句》、《我叫刘跃[微博]进》等，冯小刚[微博]也拍了《夜宴》、《非诚勿扰》[微博]、《唐山大地震》等。对于1942年那些事，19年前，我可能还有个作者的立场，但是在19年后，就没了。原来那个作品里，有个现代人，这个人就有点像我，作为记者一直在调查这个事情。这就像日本的一部电影《望乡》，里面有一个女记者在调查这个事情。原来觉得这个人很好，但是后来就觉得，有这个人非常讨厌。最重要的应该是1942年里的人面对1942年这个事实的态度，而不是作者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变得越来越平和。而艺术的实践，作品和人物之间的关系会有另外一种化学反应。到了现在，我们认识到了，创作最好的态度就是没态度。没态度是从有态度来的。那你的态度去哪了？你开始加在灾民身上了，灾民的态度就是你的态度。从创作上来讲，这是个很高的境界。作品、人物的态度，出来很困难的。你会发现，所有的起承转合，其实都是作者、导演让他们转折才转折的。我们经常说“不合理”，这就是因为导演们有态度。没态度是导演成熟的表现。演员也是，一开始演员们都喜欢表现，但如果大演员，那就是无物。如果说某个演员有自己的表演风格，那么他还不是大演员。

　　记：对于人性善恶，有什么新认识？

　　刘：当然，我对整个生活都有新看法。比如，善是从哪来的？我认识到，善从恶来。如果善从善来，那不是大事。我们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没有说“放下牧羊鞭成佛”。这就是一个恶到善的转变。

　　幽默比追问和悲痛更悲痛

　　记：李安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看了吗？

　　刘：我已经看了，觉得和《一九四二》有相似的地方，都是人在险境当中，面临死亡。区别在于，派遇到的是老虎，灾民遇到的是人。老虎要吃人，人也要吃人。船上，是人和动物的关系，《一九四二》说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动物和人，吃人的人比动物要凶险得多。

　　记：怎么看待死亡？

　　刘：用幽默的态度来对付灾难、对付死亡。这是这个民族生存的秘笈。时间切回到1942年，灾民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幽默。面对死亡，如果是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会问：我为什么会死？谁把我饿死的？但是我的乡亲，不会追问，而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丝幽默：老张要死了，临死前，他想起了自己的朋友老李，老李在3天前已经被饿死了，他觉得：我比老李多活了3天，我值了！这样的幽默，可能比追问和悲痛更幽默、更悲痛。

　　回到我自己，我看到死亡的态度，是“人要不死该有多好”，这应该是和所有人的态度是一样的。是的，死亡对所有人都是悲剧，但死亡提供了另一个东西，就是平等。咱们是贫寒子弟，但皇上他也得死啊。皇上一辈子有特权，但在死这事上，他和我们一样。皇上和乞丐一辈子不平等，但最后是平等的。

　　记：这种幽默的态度是怎么形成的？

　　刘：首先咱们遇到问题，在幽默之前是遗忘。为什么会遗忘、缺少反思？因为发生得太频繁了。比如我的外祖母，她会说饿死人的年份太多了。我也研究过，从东周以来的河南旱灾，隔三差五，太多了。大灾太多了，人都忘了。上个月的今天你吃啥了，你肯定不记得了，他们对于这个灾难的态度就成了对吃饭的态度一样，很一般了。当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严峻，用严峻对付严峻，严峻就变成了一块铁。当你用鸡蛋去碰铁的时候，鸡蛋就破了。但是当你用幽默对付严峻的时候，严峻就变成了一块冰。幽默就是大海，当严峻这块冰掉入大海之后，就融化了。当我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它对我的震撼超过了300万人死亡这个事实。那么，为什么灾难发生这么频繁？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开头也说过这个事情，很多时候，中国发生再大的灾难，县以上的官员不会缺吃的，不会缺性的问题。但是，这种追问，不是创作《温故一九四二》的主要想法，有一直追问的，是我那本小说《我不是潘金莲》，我在那本书中主要探求“为什么我们不追问？”

　　思考永远比遗忘要好一些

　　记：《一九四二》拍摄70年前的一场旱灾，它的现实意义在哪？

　　刘：客观上，咱们的变化是非常快的，但人性的进步是很缓慢的。可以这么说，我们现在距离秦朝的人性进步只前进了0.5毫米。如果你注意我们的新闻，注意被揭发出来的贪官，你看他们的贪婪程度，不比1942年差。我们只是吃饱了而已。这次去罗马电影节，意大利人的生活比我们好吧？电影节专门有个青年评审团，我们本来觉得这个是中国1942年的事情，跟他们没关系，但他们看了觉得这是电影节最好的电影，能触动人性。

　　常看到一些新闻，说什么结婚一下花几百万，我觉得他们是疯了。还有飙车等，很多事情，大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你在飙车，你说那些公车都挤不上去的，他们什么感觉？所以，我想写“一地鸡毛2”，叫《鸡毛飞过30年》，写小林变成老林的感觉。30年前，中国很单一，处长住多大房子，局长住多大房子，这个是有规定的。现在是金钱社会，权利和金钱又纠结，演绎很多悲欢离合。钱、权、色这些变化的承受者又是谁？是小林这样的人。我对小林有感情，老林三十年的变化，浓缩和肩负了中国三十年的变化。

　　记：怎么理解“我娘从哪里来”这个意蕴？

　　刘：所有讨论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我娘从哪里来”。电影最后有个小女孩，小女孩就出了35秒，旁白，15年后他成了俺娘，不吃肉也不流泪。为什么？一个5岁的孩子把泪都流干了。

　　记：你们多次提到，同样经历灾难，俄罗斯有悲悯的交响乐和文学巨匠的著作，而中国的艺术主流是《步步高》之类，你的理解是为什么？

　　刘：中国几千年都这样，有它的道理。我觉得根源在秦朝。秦朝跟春秋最大的不一样，春秋时代是百家齐放、百花争鸣，思想是自由的；秦朝焚书坑儒，打击思考，缺乏悲悯，这一定不是好的。一个善于反思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前景开阔的民族。什么叫思想？思和想，思考永远比遗忘要好一些。正是因为不追问，不反思，所以我们一直在循环。

　　记：怎么看《一九四二》这种题材放在贺岁档上映？

　　刘：我觉得观众对年底的期待，一定不止是喜气洋洋，一定还想有列宾，有悲怆。如果你想放松，那么反思之后，你是不是会更放松？你带着一脑袋疑问去放松，那就是麻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