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彭骥

　　张国立饰演老东家，张默饰演老东家的长工栓柱，同在《一九四二》剧组经历减肥。当他们的心和过往岁月碰撞时，父子俩有着两代人不同的感受。

　　日前，晨报记者分别对张国立、张默进行了专访。所谓“温故而知新”，张国立的关键词很宏大，是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史为鉴”，是“物质富足，精神贫困”、“人的尊严从肚子开始”；张默的关键词很实在，是“粒粒皆辛苦”，是“感谢生活”、“找寻梦想”。

　　张默：体会痛苦，现在有了幸福感

　　晨报记者：拍摄《一九四二》让你了有什么新认识？

　　张默：我开始讨厌浪费粮食的人，讨厌那些点一桌子菜不吃的人。我觉得吃饭一定要打包了。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浪费？为什么我们要显摆？显摆了还不快乐？《一九四二》里的难民可能是没有吃的没有穿的，但比那些炫富的人在精神上也许要快乐。以前吃饭，我一盒米饭没吃会扔掉，现在会纠结，“粒粒皆辛苦”，我会带回家吃，给别人吃，就连可乐没喝完的我都要留在冰箱里了。拍戏时每天在悲惨的环境下，我都有触动，然后反思。以前经常对自己不满意，对北京的环境不满意，对人和人之间的聊天之类的不满意，在这个戏拍完之后，这些都改变了。我体会了当时的痛苦，感受到了现在的幸福。我记得，有个朋友文身不上麻药，说就是在一段时间内皮肤记得一种痛苦。当你觉得一件事情很痛苦时，你会想到文身时期的痛苦，就觉得现在的痛苦不是什么事情了。

　　记者：所以，你感受到了幸福感？

　　张默：可以这么说。在《让子弹飞》、《一九四二》里，我的结局都是死，中国最牛的几个导演都想在片子里把我弄死，导演可能觉得，很多人不喜欢我吧。的确很多人不喜欢我，我也有问题，是大家老说的“星二代”，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个贬义词，然后就被扣到我和房祖名[微博]身上了。那种评选什么最坑爹的“星二代”之类的，反正不是我就是谢婷婷[微博]。从读书到现在，我发生过比较大的事情，媒体对我特别认真负责，只要我犯错，大家总是一次不漏地抢着报。包括吸毒关进看守所那次，我接受了很多教育。但不管怎么转变，我看到自己这些年还是挺真诚的，不是很装的。我也很感谢我的生活。我明白，要不是因为我爹，可能这戏根本不会想到找我演栓柱。华谊投资的戏，他们有那么多男演员想演呢，怎么也得用自己的演员。现在我真签了华谊了。其实不管我演什么总会有人说这样那样的话。以前我可能会不冷静，但是现在我会想，做得好不好，大家是看得到的。你管不了别人的嘴，但可以管得了自己的表演。以前，我第一个愿望是进人艺，第二就是留校当老师，因为我觉得中戏教人有问题，但后来，你们也知道，我被开除了。现在，我的梦想？我还在找，我觉得《一九四二》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问题，我现在有很多想法，但还没想好。

　　记者：你对饥饿有什么体会？

　　张默：我从小就不知道什么叫饥饿。这次，我的戏一共6个月，3个月内瘦了10斤，逃荒到死瘦15斤。这次减肥，我爹找了减肥的“神仙水”，正常人一周喝一杯，我们每天都吃，然后晚上就拉。我们也都不是说没得吃的，就是少吃点，不可能体会到那时候的人吃树皮草根的感觉。如果那时的饥饿是10分，我们最多做到4分。我们很努力地去减肥，有时我每天晚上喝很多酒，因为饿得疼，酒劲可以缓解。

　　记者：怎么理解“我娘从哪里来的”这样的意蕴？

　　张默：我太年轻了，这样的问题还没想好。这部分是导演和编剧的工作，如果演员过多地了解，他就不会是更好的演员了。

　　记者：怎么看待死亡？

　　张默：我一直都不怕死。大学的时候就想骑摩托去公路赛，人家说，要想死得快，就买“一脚踹”。家里人就给我发了一堆邮件，全是摩托车死亡的照片。这种教育方式，挺坏的。那时看了《死神来了》，就觉得死亡就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死亡什么时候都可能来，无法逃避。当时买了4辆摩托车，然后我就不怕死亡了。可能我老了会怕，但现在真不怕，现在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

　　张国立：群体性饥饿太可怕

　　记者：拍摄《一九四二》让你有什么新认识？

　　张国立：整个过程不时引发我想很多东西。以史为鉴，话是这么说，但我们很容易忘记。看剧本时，我突然在想，中国有个基本价值观，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是危难时我们才有责，好的时候我们也有责，我们要让国家强大。虽然《一九四二》是肚皮上的饥饿，现在我们肚皮不饿，但精神上强大么？我们精神上同样饥饿。现在的人民可能物质上最富足，但精神上可能依然贫困。

　　记者：你对饥饿有什么体会？

　　张国立：对于饥饿，除了这几个月拍戏的经历，我真没什么记忆。我这岁数的人，确实经历过缺粮的时候，但那时就算家里有一口吃的也会给我。这几个月的饿，让我感觉到人的尊严从肚皮开始。一拿剧本我就知道这戏得多苦，没有一场室内戏。起初还以为让我演蒋介石，后来知道是老东家，我吃了一惊。我和冯小刚[微博]是好朋友，他开口我不会拒绝。刚进组体重174斤，一开始不用减，演老东家“地主”，差不多离家10天，开始憔悴了，为了赶上趟儿，一天里不过吃一个苹果，除了不吃东西之外，就是耗着，耗着不睡觉，最多睡四五个小时，把眼袋耗出来。不吃饭加上不睡觉，人恍惚得很，越来越接近那个逃荒的状态。饿了一两个星期，我产生了绝望感，首先是焦躁、愤怒，看谁嘴在动，就想凭什么他吃东西啊？第一个月就瘦了17斤，有一回拍胡子被围巾给挂住了，脸上的皮肤被拉起来，扯很长，就剩一张皮了，监视器前的冯小刚坐不住，突然过来看了看我说，怎么就剩一张皮了？我心里挺欣慰的，可转眼一块儿看回放，他又说，怎么都这样了还不显瘦。最瘦的时候体重达到了123斤，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有点承受不了。有一场戏，背着行李，又饿得慌，勉强说了几句台词，导演喊，不要故意喘气，我心里委屈，谁在故意喘气啊，是真的透不过气来，但随便他说，我没力气和他争。演着演着，麻木劲上来了，就和刘震云说，剧本话太多，我现在饿了，一句话都不想说，一个字能说绝不说俩字，刘震云说，你是对的，把台词拿掉。我那时两个自我，一个是保护好自己，一个是接触到角色的感觉。我每天揣块巧克力，不含糖的，掰成小方块，实在手抖，含一块，然后就觉得心里有底了，你对生命的依赖就这样产生了。我可能因为减肥身体不好，但我不会回头说，我不该演这个电影。我更能认识到，饥饿，尤其是群体性饥饿，是个很可怕的东西。我们这个多次被饥饿笼罩的民族，更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了。

　　记者：怎么看人性的善恶？

　　张国立：人性的善恶摆在那里，是我们重新认识人性的善恶。改革开放刚开始，大家都在想发财。现在都在想我们怎么办，汇集到一起就是这个民族该怎么办，这个片的价值就在这里。

　　[演员自述]

　　徐帆(饰演难民花枝)：看剧本的时候是考虑人物的多一些，相反是在拍摄的时候，觉得是在戏里去生活，在拍摄过程中的生活是大于我看剧本时的想象。因为我觉得整个拍摄就是感觉太惨了。我觉得怎么样都不能没有吃的，谈到尊严、文明都是需要前提的，如果温饱解决不了，这些东西都没有。这次减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我再也不要减了，无论以后什么样，我都能接受。这部戏完了我要暴吃，我要让自己开心、高兴。

　　李雪健(饰演政府官员李培基)：我的老家在山东菏泽，虽然我是1954年生的，这事发生在1942年，但是电影的这个发生地延津自然灾害，小时候听说过。那时候分两路，一路是闯关东，一路是走西口，往西北，河南这个是往西北走得多一点。有一阵自然灾害，我还在农村，是那时听到的闯关东、奔西口的这些故事，那时我也就7、8岁。看完剧本我不陌生，但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