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雷拍摄电影《愤怒的小孩》，父亲黄建新当监制，并找来范伟、张嘉译、江珊等明星加盟。

黄建新和儿子黄雷(左)合影。

　　■个人成绩单

　　★导演或联合导演电影

　　《黑炮事件》《站直了，别趴下》《埋伏》《谁说我不在乎》《求求你，表扬我》《建国大业》等

　　★监制或联合监制电影

　　《大腕》《和你在一起》《周渔的火车》《追风筝的孩子》《投名状》《木乃伊3》《女人不坏》《十月围城》等

　　★任制作顾问电影

　　《杀死比尔》

　　冯小刚[微博]曾说，中国有两个最好的监制，一个是陈国富，一个是黄建新[微博]。相比之下，黄建新比陈国富更低调，此次因为儿子黄雷执导的首部电影《愤怒的小孩》上映，给儿子担任监制的他才出面接受采访。

　　黄建新是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黑炮事件》《站直了，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红灯停，绿灯行》《谁说我不在乎》等导演作品，用隐喻、黑色幽默的方式反思人性，不仅在第五代导演中风格独树一帜，即便放在今天，其作品的尖锐先锋之处犹在。但在2005年执导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黄建新开始专注于更幕后的监制工作，除了扶植新导演，还与北上发展的徐克、陈可辛、张之亮等香港导演合作，在创作、融资、资源调用等各个环节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此次接受新京报专访，黄建新也分享了近些年自己对电影产业的诸多思考，谈及近两年青年导演作品屡创票房奇迹时，黄建新欣喜地表示：“中国电影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

　　转型缘由

　　《杀死比尔》让我意识到中国缺少监制

　　我希望中国能出现成批的监制，有点像一个CEO，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让整个过程在电影行业的规律里进行。

　　对于中国电影，短期来看，监制的意义来得更直接。

　　如果我不连续做下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职业重要了。

　　新京报：2005年拍完《求求你，表扬我》之后，你只执导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两部“命题作文”电影，影迷是很喜欢你早期作品的，为什么不拍了？

　　黄建新：在当年，《求求你，表扬我》的隐喻是没被读懂的。那时的中国电影市场是向着快乐和各种极端体验发展，这部电影在当时肯定是生不逢时。我觉得这是我灵魂的语言，既然观众不懂，那我也没必要一定去迎合当时的市场。以前我的诉求是每年拍一部，在这部之后也就不觉得急了，遇到合适的再拍。

　　新京报：这期间你一直专注于做监制，是什么契机让你决定做一个监制？

　　黄建新：以前我也做过监制，但对此并没有太强烈的意识，直到给昆汀的《杀死比尔》做顾问。我发现美国的制片制度对电影本身很有帮助，比如演员不可以兼戏，现在国产片在这个环节是乱的。我一直说，我们应该有演员工会，对有些东西要有限制，否则好片子出不来。老美的片子，剧本筹备三年，拍摄七个月，后期两年，没这个时间就没这个精致。现在观众眼力也越来越厉害，很多人说，只要有一个好故事就行，实际上不是光有好故事就一定是好片子，电影的精致是整体绑在一起的。

　　《杀死比尔》让我意识到中国电影行业缺少监制，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去了解监制制度。其实香港是有监制制度的，但由于地域太小，还没形成气候，监制有一定的权力，但无法左右整体电影的发展。我希望中国能出现成批的监制，有点像一个CEO，保证生产线的正常运转，让整个过程在电影行业的规律里进行。

　　当然，在规律里进行的电影并不是一定会赚钱，但如果你不按照这个规律进行，你就没有整体的竞争能力，对外来的强大的电影工业是无法抵抗的。比如好莱坞电影，独创性并不是摆在第一位，其制作过程首先是有一个稳妥的保证，尽可能少犯错，就会安全、准时地生产完成。只有每部电影都能按照这个流程来拍，你的整体电影制作才会提升上去。

　　新京报：看别的导演拍片，你心里就不痒痒？

　　黄建新：对于中国电影，短期来看，监制的意义来得更直接，既然我选择了，就会义无反顾地做下去，因为如果我不连续做下去，大家就不会觉得这个职业重要了。

　　监制这个行业只有随着电影工业化才能显示它的重要性。以前大家总觉得监制是一个行政职务，这是一个误解，监制是需要有比较全面的能力的，对剧本的认知和把握程度、对行业内部资源的组合调动能力，以及在融资、营销方面的能力。现在监制开始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以前我是主要培养新导演，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希望能为中国电影培养出一些好的监制，我觉得这对中国电影是有实质性的帮助的。我从1999年开始做监制一直坚持到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值了。

　　案例探讨

　　为香港导演把关“情感着陆方式”

　　内地的导演因为不是在生存危机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对观众的敏感程度就会迟钝，常常会把一个艺术想法放大，然后纠结于这是全人类的思考，为什么观众就不喜欢？

　　新京报：你曾因不被市场接受而很多年不做导演，但做监制一定要考虑市场，你感到矛盾过吗？

　　黄建新：没矛盾。市场也是随着观众观影层次的提高而不断发生变化的，比如《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就可以拍得那么深刻，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近些年大家都开始对大片不满，诉求有一定深度的电影，“少年派”的火爆就是很好的证明。包括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本质上它并不是一部商业电影，艺术片能够卖到几个亿也是一个奇迹啊。

　　新京报：你曾给徐克、陈可辛等很多香港导演都担任过监制，你主要把控哪些方面？让剧本得以过审是不是最关键的？

　　黄建新：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他们的电影要以内地市场为基础，那么电影的情感着陆方式必须与内地接上，我主要把关的就是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香港导演拍的历史片，内地观众总感觉与历史无关，《十月围城》就解决了主流革命价值观与商业电影的叙事结合。

　　新京报：香港导演刚开始北上时会有“水土不服”之感，发展到现在呢？

　　黄建新：优胜劣汰，融不了的就消失，内地导演也是一样。相比之下，内地的导演因为不是在生存危机中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所以对观众的敏感程度就会迟钝，常常会把一个艺术想法放大，然后纠结于这是全人类的思考，为什么观众就不喜欢？

　　其实对于人们的深度心理需求，电影并不是最好的艺术形式，我是学文学出身，关于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叙述、体会和表达，电影比文学差得远着呢，电影与观众最大的互动就是欣赏。

　　新京报：有传闻称你还要拍《建军壮业》？

　　黄建新：那天我跟韩总(韩三平)还聊，凡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我们从来没有再拍一部的打算，那些新闻都是网友瞎编的(笑)。

　　我倒是想拍严歌苓的小说《宴会虫》很久了，是部喜剧，讲一批在饭局上蹭饭、发布会上冒领车马费的人啼笑皆非的事儿，不过因为版权问题耽搁了很久。(下转C04版)

　　新人崛起

　　导演的换代是近年最让人惊喜的现象

　　六十岁人的情感表达和鉴赏方式，跟二十几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反映当今社会真实的价值角度的电影，六十岁的人一定是无法拍的，拍了一定是所有年轻人都说“No，错了！”

　　新京报：近年青年导演的作品屡创票房奇迹，你怎么看？

　　黄建新：从2011年的《失恋33天》开始，到去年的《画皮2》《寒战》《泰囧》，新导演的时代来了，这个感觉有点像当年第五代导演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中国电影改朝换代的时候到了。这中间虽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但还只是个人的转换，这两年是出现了整体上的转换，这是近年最让我惊喜的一个现象。

　　很长时间我们都说，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出来了，在电影圈都呆了这么久了，现在拍片赚钱的还是这帮人，全球都没这种情况。可能由于中国电影结构问题存在得太久了，其他行业都在改革，唯有电影这块是铁板一块，这就使人才的成长受阻，甚至有的人都没办法去拍。

　　本来导演换代最好的变化是阶梯式变化，每年出现几个新导演。但可能与我们的教育有关，在某一个时期，我们对电影艺术的过高想象和崇拜，其实是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导致了我们有一二十年是断代的，没有任何变化。而六十岁人的情感表达和鉴赏方式，跟二十几岁的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反映当今社会真实的价值角度的电影，六十岁的人一定是无法拍的，拍了一定是所有年轻人都说“No，错了！”不过类型电影还是可以拍的，比如恐怖片就不受年龄限制。

　　新京报：但我们的类型片是很匮乏的，你觉得是什么原因？

　　黄建新：我们的电影题材是一点点拓展的，其实外片进来之前我们的题材更窄，后来大家渐渐觉得现有的东西是不够的，所以会有很大的质疑和讨论。但为什么总说我们的类型片匮乏，我觉得这与没有分级制有一定关系，分级是建立类型片的一个基础保证。比如战争片，一定会表现战争的残酷和暴力，有了分级制就可以不让小孩子看，这其实是具有保护意义的。

　　这就跟未成年人保护法一样，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为什么还要建立一个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法呢？以前由于种种误读，干扰到很多对分级制真正意义的判断和衡量。

　　此外，我们现在的电影复制性太差了，这也是因为还没有完全构成类型片。类型片是符合全人类的兴趣点的，所以我们的电影放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就会有点麻烦，这也就造成中国电影的展示平台不平等，有些镜头必须剪掉或修改，这样你的类型就变得模糊。

　　■“院线电影”思考

　　艺术片不适合影院

　　最近几年我对电影的思考比较多，但一直都没表达，慢慢(思路)开始清晰。什么是院线电影？我一直有个观点，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有一些电影是会退出电影院的，比如艺术片真的不适合电影院。这样的电影一对一是最好的，因为这种电影多是自己的体会，情绪是不传染的，而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是需要情绪传染的，这也是为什么喜剧、惊悚片总能创下票房奇迹。剩下的就是巨片，因为它满足了观众视觉和听觉领域的想象感。

　　我们不要再去喊，我们一定要有艺术院线，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艺术院线渐渐都没了的原因。它不是没人看，但你有个六七十英寸的电视，就会享受到非常好的艺术片的观影体验。像MOMA这样的艺术影院，因为前去观影的多数是电影爱好者和发烧友，所以你的观影感受可能不错，但在MOMA的观影体验跟普通商业影院是不一样的，商业区域的电影院需要经营，就势必要放映那些适合普通观众去观影的电影。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这些电影就不存在了，我只是从某个角度来说什么样的电影是有最好的欣赏效果、适合电影院放映的常态。

　　■父子合作

　　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超过两个月

　　从小我就没带过他(儿子黄雷)，跟他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前年我母亲去世，在悲痛程度上他超过我，因为他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这让我很有感触。大学毕业后，他说要考研究生，他是学数学的，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做导演太辛苦，没想到他说，他要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

　　《愤怒的小孩》其实是他的研究生毕业作品，我也想帮他一次，就决定做这部电影的监制。我对他的要求比与我合作过的所有导演都更加苛刻，让他改了6稿剧本、差不多筹备了两年才开机，连他的同学都说，我们都拍完了，你这老爹在干吗呢？连机都开不了这是什么意思？但我说，虽然你跟我有父子情谊，但我有我的行业准则，既然做了你的监制，如果你过不了我这道坎儿，就绝对不能开机。

　　我找了很多业内朋友来帮忙，还给他配备了最好的设备。第一次，我们父子俩呆在一起超过两个月。期间很多电影来找我都被我拒绝了，因为这对我是最重要的，是我当监制这么多年来最满足的一次。

　　《大众电影》曾约他写《我的爸爸》，他写了一堆都是“我几乎没怎么见过我的父亲”，我看了心里很难受。其实我原本是不太想说父子档这事儿，怕让别人觉得他是靠老爹来完成这部电影的。但是我想，如果能够很坦诚地把我跟儿子这次合作的感受说出来，别人也是会很感动的。

　　采写 新京报记者 孙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