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蔡晓玮 实习生 许秀云

　　从去年到今年，华语电影市场票房井喷，导演也呈现了更新换代的趋势。昨日，上海国际电影节请来杜家毅、张猛、薛晓路[微博]、徐铮、杨采妮[微博]、方文山[微博]以及郭敬明[微博]七位新晋导演做客“潮流生产力·华语电影青年制造”论坛，在这7位当中，不乏初出茅庐便以小搏大斩获票房佳绩者如徐铮(《泰囧》12.7亿)、薛晓路(《北京遇上西雅图》，5.15亿)，也不乏口碑颇佳者，如张猛(《钢的琴》)、杜家毅(《转山》)，而从明星、词作者、作家转投导演角色也已经蔚然成风。

　　这些新晋导演是为何而创作？在创作中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他们又对当下的电影市场如何看待？在现场，徐铮坦承自己从来没有所谓“大片”的概念，“我划分电影的好坏的标准就是故事的好坏。有一个好故事的电影就是大片。”薛晓路则指出几部成功的新人新作都是回归基本叙述的电影，青年导演更倾向在有限的资金预算中不断打磨剧本，而这或许正是中国电影未来的希望。

　　做导演是为了自由表达

　　到场的七位导演都不是导演专业出身的——徐铮、杨采妮是演员，张猛是舞台美术，薛晓路是编剧，郭敬明是作家，方文山是作词人，杜家毅之前也是演员，在做导演之前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很好的成绩。在被问及他们为何选择做导演的时候，追求表达的自由度成了统一的原因。

　　杜家毅表示做导演相对于做演员有更多的自由度，而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也能够保证导演有这个自由度。方文山则说写歌词是文字创作，而电影是影像创作，虽然都是创作，但是电影是全方位的创作，“刚开始拍片的时候觉得写文字比较幸福，因为可以只对文字负责，影视创作需要多方面的协作，虽然很辛苦，但会留下更多的回忆。”

　　徐铮谈及做导演的缘由时称是因为演不到自己想演的戏或者角色，“比如说冯小刚[微博]、张艺谋他们就不找我演戏，让我觉得做演员很失败。在目前的电影市场规则下，演员往往比较被动，所以只能自己拍。”然而，现在很多人都可以做导演，在徐铮看来也反映出市场缺乏专业导演的现状。“我很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创意想法找编剧去写，然后再找到一个职业的导演去拍，但是找不到，所以只能自己拍。”徐铮说。

　　郭敬明做导演则有点机缘巧合，同名小说《小时代》的版权在2010年就已经卖出去了，当时就有人劝说他来做这部剧的导演。2012年的时候这个拍摄项目重新启动，又有人提请他做导演，“他们认为我相对于其他人对剧本会有更深的理解”。如果其他人做导演是“转道”，那张猛则有些“回归”的意思。“在我报考大学的那年，中央戏剧学院的导演系不招生，只能报了舞台美术系期待能够‘曲线救国’，离影视近一点。”

　　坚持自我，直面市场

　　作为新晋导演，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同时，也会容易受到市场和投资人的裹挟。“现在中国电影市场比较好，投资人给你投钱一般都很痛快，但是条件却会很多。比如说，你有时候想拍一些理想化或文艺的东西，但是投资者却更倾向于商业片。”杜家毅说。

　　论坛主持人、导演何平[微博]则补充说，在资本之外，观众也会给导演设置框框，一旦拍出某部成功的作品，就会将导演就此类型化，想从这个定调中转型很困难，比如说冯小刚之前拍喜剧，后来拍古装片《夜宴》，观众就不太能认可。徐铮则认为这种资本和观众对于导演创作的限制最终也只能依靠创作者来解决，而不能一味迎合观众，“作为导演，不能回避如何表达才能得到观众认同的问题。比如说一些主题比较深刻的电影对于观众的要求就更高，导演也就有责任来思考如何有效表达才能够引领观众。或者一部影片可以从目的上进行拆分，表达思想的部分做成一个片，寻求市场的部分做成一个商业片，但是只要能结合就要结合。”

　　虽然面临着很多的困难，但是坚持自我仍被反复提及。薛晓路的处女作《海洋天堂》从筹备到拍摄就等了5年，但最终如愿拍出了自己想要拍的作品，“在决定做电影的时候需要考虑市场因素，但是导演不是一个匠人而是一个创作者，所以要有自己的坚持。”而杨采妮则一直强调她做导演完全是随心的，对某种东西有了很深的感觉，然后想和别人去分享，简单的热忱、不断的坚持，想做而做到是很棒的感觉。郭敬明则认为导演要有自己的态度，有自己坚持的东西，然后放下身段认真去做。

　　多元观众，多元电影

　　和欧美市场相比，目前中国的电影市场不够成熟多元，市场也不够理性，很多口碑很差的电影还是有很多的观众。张猛的经历似乎就证明了中国市场的某种畸形，他之前拍的三部影片，都叫好而不叫座，甚至“被目标观众骂了”。“我希望市场能够多元化，而不仅是迎合现在的观众，也希望投资者能够重视拍文艺片的导演。”张猛说。徐铮则认为这种怪异的市场一方面会对作品本身、电影人以及观众造成伤害，但是它背后也体现了某种类型片的稀缺。

　　去年到现在中国取得好的票房成绩的影片几乎没有大片，很多人提出“小片时代”的说法，并且现在很多的投资人也更倾向于小成本电影，而不敢面对大片的成败。何平认为这个也是市场的不理性的一个表现，“因为大片才是市场的支撑，大片才能解决技术拔高的问题，才能支撑庞大的电影工业”。这一提法立刻遇到了徐铮的质疑，他指出他没有所谓“大片”的概念，他划分电影的好坏是根据故事的好坏，“在我看来，有一个好故事的电影就是大片。”

　　薛晓路则指出好几部成功的新人新作都是回归基本叙述的电影，新晋的导演们更倾向于在有限的资金预算中不断地打磨剧本，而这个趋势或许正是中国电影的希望所在。薛晓路用北美的例子做比——在1990年代，好莱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电影，在叙事上都是很好的，有很多经典影片。之后，好莱坞才放弃叙事原则，利用技术并用视觉元素代替叙述原则，但在薛晓路看来，如今的好莱坞在强调电影的视觉元素这个方面也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我希望中国电影能够补上强调基本叙事的那个阶段。虽然我同意大片是产业基础的说法，但是如果补上叙事这一课，我们也可能迎来类似于好莱坞1990年代的‘中国叙事电影时代’。而且大片的技术准备需要时间，在技术没有成熟的阶段，不妨给叙事电影多一些空间。”薛晓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