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记者 陈玲莉

　　昨日上午，张艺谋为“光荣永不落幕———吴天明导演电影回顾展”致辞，提前十分钟进场的他，接受了成都商报在内的多家媒体记者的采访，采访中他一直强调吴天明是个“大好人”，“他教会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个好人，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吴天明去世前还在为即将开拍的电影《大逃港》而忙碌，有很多计划还未来得及进行，对此张艺谋也表示将“尽量帮他完成遗愿，帮他做一些事情”。

　　吴天明的一生曲折坎坷，却也积极精彩，记者问张艺谋，是否有计划把他的故事用影像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张艺谋沉思了一会儿说：“这个还要看情况。”

　　“可能年轻人看了会觉得‘头儿’的电影过时了，是老派的电影。但我们现在拍的电影，可能二十年后大家也会觉得‘老’了。电影的手法和表达形式是会慢慢变老的，但吴天明作品里的情怀、人与人的感情、人与土地的感情是不会变的，淳朴、自然、大气也是不会变的。”张艺谋透露，他重新看了吴天明的电影，“如今商业社会发展太快，在浮躁的社会里回头看吴天明作品，当中的特质真的很可贵”。

　　他一再表示，吴天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吴天明是我电影之路上的伯乐，是我们全体第五代导演的伯乐。在那个让人难忘的80年代，我们第五代刚毕业走上社会。当时的社会百废待兴，整个民族充满了走向世界的渴望。是‘头儿’他们这些长辈、父兄辈向我们伸出了强有力的双手支持，第五代导演和他们所有人的支持分不开。没有吴天明，就没有《红高粱》，而这部电影改写了我的命运。他是我一生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怀念他！”

　　2014年3月4日，吴天明导演在家中去世，引发电影圈震惊，这位一直以健康、活泼、硬朗的形象示人的西北汉子如此突然地、在孤独中、怀着他的电影梦想撒手远离。昨日，在北京电影学院，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顾长卫[微博]、李少红[微博]、芦苇等第五代第六代电影人和谢飞[微博]、郑洞天、许还山等第四代导演们一起，追思吴天明，追思会的名字叫“为有天明多壮志”。

　　2013年7月，吴天明最后一次和张艺谋见面，商量改编贾平凹的《秦腔》，结果一家非常著名的网站娱乐记者现场偷拍，对图说话，形容和张艺谋会面的“汗衫搭配地摊裤”的老头是个“秃顶中年男子”，“带着衣着暴露的女秘书(注：实为吴天明女儿)”的“暴发户”———在这个时代，这是个非常讽刺却又常见的图景，即便是专业的跑娱乐的记者，都已经认不出来，这位看上去才“中年”的搭公交车的暴发户，就是著名导演吴天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从3月5日到3月10日，成都商报记者一直驻守北京，在吴天明家人和亲朋之间奔波，联系采访，试图还原一个已经逐渐淡出这个时代记忆的艺术家的故事。在这些人或愤慨，或哀伤，或激动的讲述里，有这样一个轮廓在逐渐形成———吴天明，他和他们的时代，曾是中国电影最热血的一段时光，他们所传承和锻造的荣光，不应该被这个时代遗忘。

　　郑洞天说：春节期间，吴天明看了两场大卖的电影(《西游记之大闹天宫》和《爸爸去哪儿》)，吴天明从电影院出来，很迷惘，拉着郑洞天直接问，“电影怎么这样拍”？

　　老搭档罗雪莹说：为什么他不爱去医院，因为他医疗条件不好啊，在北京看病是无法报销的，进医院都得自己花医药费……

　　西影厂老员工、编剧芦苇说：当时一个厂里有老资历却没拍过片的老导演到办公室里给吴天明下跪，吴天明扑通一声跪了回去，“我也求求你，你把机会留给更有希望的年轻人。”

　　吴天明和他们的时代

　　当年电影《人生》在四川大学操场上万人冒雨观看的盛况，至今仍然留在谢飞、郑洞天这些第四代导演的记忆里，挥之不去。

　　30年后，演员许还山还向成都商报记者描述了这样一个悲凉的场景：“2012年，我在曲江，搞了一个西部电影回顾展，放吴天明的《老井》，花了三四百块钱，请人家来放。那是个培养演员，培养导演的学校，但一直到天黑，没有一个人来，没有一个学生来！那天是礼拜六，学校还专门贴了告示！”

　　“也许实事求是地讲，我们这一代人，是过时了。”郑洞天说，3月6日，他去吊唁吴天明，言及自己身体不好，心肌梗塞也曾发作过两次，心脏上已经搭了好几个支架。“《百鸟朝凤》可能是第四代的封箱之作，原来他还想拍两部，现在拍不成了，我们现在基本都不动了，谢飞也不会再拍了，滕文骥也不拍了……”

　　如果说，1979年滕文骥和吴天明联合执导的《生活的颤音》开始了第四代的大银幕之旅，那么2014年，吴天明的骤然离世，似乎也正式带走了一个时代的背影。当年“第四代”的中坚力量，大多都已经是古稀之年，颜学恕、张暖忻等已过世，杨延晋息影，吴贻弓、谢飞、郑洞天还在尽量地发挥自己的余热，但也多年不再拍片。

　　吴天明的创作生涯，也仿佛第四代导演的一个缩影，曾经被时代耽误过十多年，有了拍片的机会，在最夹缝的生存环境内也要拼命抓住机会，出作品。那一代人的作品里，总是带有沉重的历史责任感，故事就扎根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上。

　　谈起第四代的可贵之处，郑洞天说，现在每出一部片子，总是要被批不接地气，没有扎根生活，但是当年的第四代，自己就是站在地上的！他和罗雪莹，都不约而同地回忆起当年筹备《老井》时，影评家，电影导演，记者群聚在电影评论家钟惦棐先生家讨论如何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时的场景，“大家一起谈小说，钟惦棐让他的秘书给我们做饭，煮绿豆汤，做红烧肉，那时候真是好……”但这样的场景，罗雪莹说，现在再也不会发生了。

　　许还山很看不惯当下的一些创作态度，“现在挑个水，扁担怎么放都不会；提个篮子走路还扭啊扭啊扭，骑个自行车都要找替身。一点苦都不能吃。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艺术传统已经是非常糟糕了，盛行的风格恰恰是享受，摆谱，高报酬，连台词都不记，到拍了，跟助理说，你跟我说都什么词。是助理演么？有些人还唱双簧，这边演，那边提，还美其名曰这是电影事业的分工，什么道理呀？”

　　不管是追思会上，还是私下的采访里，似乎所有人都在怀念吴天明以及他所代表的他们那个时代的创作精神，那种电影人的风骨，但他和他们时代的故事，终将以电影作品的形式留存在电影博物馆里。当所有的人都在说，第四代导演，因其特殊的年代原因，是生不逢时的一代，最美好的年华白白流逝，等到市场好转，人生已经步入中年，思维、创新再赶不上迅猛变化的时代，以至于很多人直到年逾古稀，还在迈着蹒跚的脚步，追逐自己的电影之梦……但总有一种精神，会得以流传。就像张艺谋导演说的，至今他还沿袭了当年拍摄《老井》时吴天明教他的现实生活体验法，尽量让演员体验生活，哪怕几天也行。

　　李少红导演说，或许，代与代之间的意义，就是这样一种接力棒的传承。总有一些精髓，会像接力棒一样，延续到下一代的创作风格里。

　　□顾长卫

　　为有天明多壮志，特别合适他

　　上世纪80年代时，我刚毕业分到西影。有一天，听说黄建新拍了好几部很好的电影，从一个一尺半的单元房换到一个更大的房，我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就悄悄地走到了厂长的办公室，我就很不好意思地说，能不能把那个房分给我，他说没问题。那房就是你的了。分房是一个挺不容易的事，但在他这里这事就很简单。当时我就下决心要好好拍电影。

　　90年代中期，我也在洛杉矶居住，头儿来了，就一起吃喝、聚会，他听说我从来没钓过鱼，第二天头儿就带着我和大明在洛杉矶搜集钓鱼的工具，做鱼饵，去洛杉矶的一个湖泊钓鱼。当时说着别的兴奋起来就开始说电影，然后电影说着说着又不知道怎么说了就开始发呆，然后又重新回头再说别的再说电影再发呆……

　　为有天明多壮志，特别合适他。

　　□吴妍妍(吴天明女儿)

　　他在美国卖饺子开录像带店，但他从来不把这种压抑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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