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其实是库布里克反抗秩序的手段

　　反抗秩序

　　“我相信只有英格玛·伯格曼、维多里奥·德西卡和费德里科·费里尼不是艺术机会主义者。他们绝非坐等一个好故事的出现，而是在电影里反复表达他们已有的观点。”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库布里克大多数电影都包含着一个相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反抗秩序”。而这种“秩序”，包含着法国哲学家法莱里那句“两个危险威胁着世界，秩序和无秩序”中辩证的两面。

　　库布里克早期作品多半“关注的是外来者在反抗社会秩序时所采取的行动，”他说，“我所说的外来者包括罪犯、疯子、诗人、情侣和革命者。《光荣之路》、《屠杀》、《斯巴达克斯》和《洛丽塔》的主人公都是为了实现某些不可能的目标而奋斗的外来者，不管他们是在进行一次完美的抢劫，还是拯救被处以极刑的无辜者，还是维持与一个12岁女孩的爱情。”而到了创作的中后期，这一反抗秩序主题发生了变奏，反抗本身也开始遭到怀疑。库布里克从对个人外部处境的讨论，更多转向了个体内部，他终于发现，“再好的计划，也会被人性恶的本性导入歧途，一个人常常被他为达到目的所付出的努力挫败。”

　　人性恶的主题，就此凸现了出来。

　　库布里克的一生很少压抑自己，尤其在创作上，但在拍摄《洛丽塔》的时候，为了影片最终能够顺利通过，从一开始他就决定回避赤裸裸的性内容，而把叙述的重心放在反抗社会秩序上。但是到了1968年，也就是《洛丽塔》问世6年后，他却一下子推翻了自己此前说的话，认为这部电影“应该在性欲描写方面不亚于原著。也就是说，影片应该拥有对人物和故事的基调所进行的心理分析，这样才能做到忠实于原著，也能使影片更加受到欢迎。这部电影虽然获得成功，但它没有给人在阅读原著时所得到的愉悦。”这一遗憾，造就了后来的《大开眼界》。

　　45年后，李安的《色，戒》没有犯同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