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德黑兰》

　　据新华社专电 伊朗国家电视台25日抨击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得主《逃离德黑兰》，称影片是一则“美国中央情报局广告”。

　　伊朗国内对《逃离德黑兰》的议论纷纭：经历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民众批评影片对革命后首都德黑兰的描绘；一些年轻人则获取对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

　　德黑兰市政委员会成员马苏迈赫·艾卜特卡当时是一名学生，参与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活动，是学生发言人。他说，影片夸大1979年11月冲击美使馆人群的暴力活动。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52名美国人遭到劫持444天，不少美使馆人员在加拿大驻伊朗大使馆避难。影片叙述他们谎称拍摄电影逃离德黑兰的故事。

　　伊朗迈赫尔通讯社说，奥斯卡评选“带有政治动机”，缘由是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24日借助视频连线揭晓最佳影片奖。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尼说，好莱坞“歪曲历史”。

　　目睹当年革命的退休教师礼萨·阿巴西说：“我知道好莱坞经常改变事实以吸引影迷。不过，影片有几分接近当时的现实。”伊朗《市民报》评论，影片“把伊朗文化和文明作为攻击目标”，但有助于伊朗民众获知对导致伊美断交这一事件的不同看法，值得一看。

　　《逃离德黑兰》没有在伊朗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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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离德黑兰》中的“东方主义”

　　马立明

　　美国大片《逃离德黑兰》当选奥斯卡最佳影片，却遭到了来自伊朗的不满。伊朗指出这部片获奖或因“政治动机”，并称其是“中情局的广告”。“把伊朗文化和文明作为攻击目标”，该片公然歪曲历史事实。

　　好莱坞大片夹“私货”

　　在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歌舞升平下，没有多少人会真正在意伊朗的不满。笔者看了这部电影，拍得相当不错，但依然是美国电影的传统套路：反抗暴烈的集权政府、对自由世界的向往、机智的逃亡、惊险刺激的情节。伊朗在影片中自始至终是一个负面的、不可理喻的形象，这显然招致伊朗政府的不满。可这部片偏偏又获得奥斯卡金奖，伊朗的难堪可想而知。

　　当然，有一种说法是：电影是电影，何必将其政治化。但是，电影恰恰是一种价值观的推广和强化。香港国际问题专家沈旭晖说过，政治题材电影中的价值观都是一种“预演”，从中能找到不少国际关系的线索。毕竟在文化传播的角度上，对于广大民众而言，电影是为数不多了解某国的政治生态的渠道。要不是《贝隆夫人》的播放，恐怕中国观众不会了解阿根廷政局的变化；要不是《昂山素季》的拍摄，中国观众恐怕对这位优雅的女士也了解有限。可是我们不知道的是，每一部好莱坞政治大片的播出，在所在国都会引起极大的抗议，因为片中或被塞了“私货”，或纂改了历史事实。原因很简单，导演清一色都是从美国视角出发，以美国标准给政治人物定性，比如对亲美的政治家进行美化，遇上反美的政治人物(比如查韦斯)，必然将其拍摄成反面角色。

　　西方掌握主流话语权

　　有人将此理解为一种傲慢，但笔者觉得这是美国对话语权的运用。所谓话语权，就是控制舆论的权力。话语权掌握在谁手里，决定了社会舆论的走向。本来，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自然会有不同的答案。比如，1492年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对欧洲人而言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它意味着冒险家的乐园、资本的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而对北美土著印第安人来说则是一场浩劫的开始，它意味着杀戮、奴役和原有社会生态的分崩离析。只不过，西方社会一直掌握着社会主流话语权，不断美化“发现美洲”的成就，以至于无人听到印第安人的呐喊。如果从印第安人的视角来写一部世界史，那恐怕是对现有历史的一次极大的颠覆。

　　这次《逃离德黑兰》引起的争论也源于此，没有人愿意倾听伊朗的观点。尽管伊朗也表示要重拍一部同等题材的电影以示回应，但无论是影片制作、拍摄技巧、宣传策略上，都无法与好莱坞大片相提并论。更关键的是，在现有语境下，伊朗已经被包装成为一个“他者”，一个站在对立面的国家。伊朗的电影与它的声音一样，很可能被淹没。纵观伊朗人质危机到《逃离德黑兰》事件，我们看到了爱德华·萨义德“东方主义”的翻版：一个作为“西方”对立面的“东方”，一个作为美国对立面的伊朗。在萨义德笔下，“东方主义”属于西方建构产物，旨在为东西方建立一个明显的分野，从而突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这种建构及论述，与那些国家的真实面貌几乎毫无关系。

　　可惜的是，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多样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现。被边缘的角色只会更加边缘。“东方主义”没有消失，它恐怕形成了西方一种有意而为之的意识形态。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我们看到了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的身影。说电影与政治无关，这只是忽悠人的话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