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届上海电影节特设了《山田洋次电影回顾》单元，为此，这位73岁的日本大师携五部代表作(《寅次郎的故事之男人之苦》、《电影天地》、《家族》、《流浪者之爱》以及新作《隐剑鬼爪》)前来申城，并为《外滩画报》可以面对面专访他创造了机会。
山田洋次的电影让我们看到了日本传统道德的式微，国家认同的逐渐瓦解。与小津安二郎用缓缓的忧伤来悲叹失落的日本不同，山田洋次面对的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西方思潮
和东方传统美德混杂的时代，他依旧在挣扎，在对美好事物的怀旧、对其日趋丧失的悲哀和愤懑中挣扎，寅次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背后，是小男人的苦闷，幕府末期下层武士在忠义不能两全的情况下被逼向绝境。这些，都折射出了现代社会的混沌、不安和陷落。国家往这样的方向发展，底层的民众究竟会不会快乐？他试图探究这样的问题。
八路军和《渔光曲》
在回首自己40载导演历程的时候，山田洋次用了鲁迅的一句话来总结自己电影风格自然的变化：“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山田洋次童年时期都是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度过的，后来他又学过汉语，中国儒家文化在他的电影里隐约可见。至今，在山田洋次的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八路军的形象，投射到他的电影中，让他联想到那些纪律严明而不乏人情味的下层武士。
《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您童年时曾经跟随前往中国东北铁道任职的父亲居住在那里，12岁才回到日本，那段童年时光对您来说是怎样的记忆？您后来在电影中为何又表现出对底层人民的关注？
山田洋次：这段时光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影响。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我们就离开了伪满洲国，就像难民一样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和包袱回到日本。由于是侵略者，原来在伪满的时候生活水准是很高的，回到了日本之后，生活就变得很贫困。当时的日本粮食非常紧缺，经常饿肚子。从那个时候起，我看人的角度就不同了，在伪满的时候，看人是往下看的，那时看不起穷人和中国人；回到日本后才开始关注身边贫困的人，那个时候自己才终于体验到中国人民身心深受的苦难。
另外，我对八路军有特殊的感情。那时我在大连看到八路军进入城市，印象非常深刻，我从来就没有看到过那么守纪律的军队，八路军非常厉害。日本后来出版了很多八路军的书，比如史沫特莱写的书，我就都把它们买回家。那时我才明白：噢，原来我在大连遇见的就是那么伟大的军队！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大连的那一段生活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外滩》：那您有没有考虑过把那段时光拍成电影？听说，去年您曾来中国考察。
山田洋次：我非常想把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拍成电影，十几二十年前就很想这样做了。记得当时有一位八路军的将官到我们家，讲着一口漂亮的日语，我妈妈就问他，你日语怎么那么好，那个将官说他是在日本京都大学念书的。我长大以后想起这件事情就会猜测，可能他原来在京都留学，抗日战争的时候就回到了中国，从延安一路打到大连(笑)。我对中国的印象和想法都非常老套，是你爷爷辈的想法。我现在脑子里还经常浮现出八路军的形象，他们缔造了中国的历史。
《外滩》：听说您还学过汉语，您喜欢什么类型的中国电影？哪个中国导演的风格是您欣赏的？
山田洋次：我在日本念书的时候，有个汉语老师，和教中文比起来，他教我们的更多是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这就是大概我中文没有学好的原因吧(笑)。当时老师教了我们一首中国歌曲，是电影《渔光曲》里的插曲，我就很想看到《渔光曲》这部电影。直到我当导演，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对此念念不忘，但是一直没有机会。去年12月份我到上海，去了上影厂，我提出想看这部片子，结果上影厂高兴地告诉我：“我们已经出了《渔光曲》的DVD，送你一张。”回到日本后我终于能看到这部影片，是一部非常朴素但是有力量的电影。我非常想告诉我那个老师，我终于看到了这部电影，可是他已经过世了。
现在，日本市民都能看到很多中国电影，陈凯歌和张艺谋在日本市民的眼中地位是很高的。最近几年《那山那人那狗》这部电影的反响很好，我很喜欢霍建起导演的风格，我很高兴能在上海电影节的开幕式上见到他。
滑稽小男人和悲情武士
男性、边缘和底层人群，充满谐趣的生活永远是山田洋次电影里的主角，无论是滑稽的寅次郎还是隐忍的下级武士。他的电影不完全以人为中心，他从日本的自然环境中，讲着人的故事，这是日本导演中所特有的。和黑泽明高大忠诚的武士形象不同，山田洋次眼中的武士有一种悲剧的美。他说：“我的电影中没有什么大英雄或者宰相、将军，我感兴趣的，永远是我们周围的普通老百姓。如果有人称我为庶民导演，我乐于接受。”
《外滩》：您拍摄的《寅次郎的故事》受到很多日本观众的喜爱，您曾说过寅次郎最像日本江户时代在杂耍剧院表演的“落语”(单口相声)中最受欢迎的喜剧故事中的角色。但是您为何想要创造这样的喜剧角色，是为了继承“落语”的传统形象，还是为了颠覆日本人工作狂的形象？
山田洋次：其实在创造这个角色的时候，是先有渥美清这个演员，他是非常优秀的喜剧演员。怎样的角色才合适他呢？我就把“落语”里面传统形象叠加在渥美清的身上，发现这个形象正好合适。落语里这种形象就是有点傻傻的，不拘小节的，不爱工作的日本男人。这个是日本人几百年来都非常认可和理解的，所以两者结合起来就产生了寅次郎。
这个人物之所以在日本如此受到欢迎，是因为日本人对这个人物非常向往，日本人生活中有很多规条、繁文缛节等等。而这个人物非常的自由，尽管傻傻的，但这是这日本人对自己生活的一种背叛和向往。观众看了觉得寅次郎真的很傻，但这种感情不是轻蔑，而是像父母对孩子带有爱意的嗔怪。
《外滩》：您最近的两部影片都是描写武士生活的，日本电影中武士形象比比皆是，然而您的这两部电影中的武士又不是那么的偏执和血腥，而是温情脉脉的，甚至是可以谈恋爱的，为什么这样安排？
山田洋次：武士精神最基本的是忠诚，对信赖的人随时可以牺牲自己，也发展出对天皇盲目的忠诚。我在电影里强调的不是在忠诚的一面，而是侧重在生活中的品质和感情。
对于武士来说，爱情是禁止的，特别是下级武士，他们的婚姻是父母决定的，男女爱情对他们来说是小说、戏剧里都不会出现的一种感情。但男女两情相悦是人的天性，《隐剑鬼爪》里的片桐和菊江对如何恋爱都很不明确，对爱情认识的迷茫和怅惘是我力图在电影中体现的。
《外滩》：您的《隐剑鬼爪》里描述了很多关于幕府时代武士体系和精神从内到外的逐渐瓦解的过程，您用诙谐和凝重并用的手法来表达，您是对这些美好过往的怀旧，对它们逝去的叹息吗？
山田洋次：我认为我表达的电影里的武士体系和精神里面有好的内容，也包含不好的内容，它并不完全就是好的象征。像其他日本的一些传统一样，有必须维系的，也有必须摒弃的。而日本现在社会中，对这样的好与坏出现了相反的判断，一些应该摒弃的东西反而被重视起来，这很让人忧虑。武士精神是每个武士心中都有强烈的责任感，不追求奢华的生活，可以随遇而安，安于清贫的生活，这是下层武士中很好的道德规范。以前的日本武士都要把《论语》背下来，这是从孔子身上学到的儒家精神。然而现在日本价值观中以勤俭为荣的美德正逐渐失去，追求奢侈成为时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而从幕府时代到天皇时代变化的时期是非常混乱的时代，那时是幕府武士把头上的标志剔掉，然后放弃了刀剑的时期，那时人们对国家将何去何从非常的担忧，那种混乱状态下对未来非常不安的心情也是现代社会的人能体验到的。
《外滩》：和好莱坞或者其他国家的动作片不同，您在拍摄武士打斗的场面时总是喜欢用全景，没有很多的暴力特写场面，这是您对暴力的淡化处理吗？
山田洋次：我不喜欢像美国香港拍摄的电影，放很多特写的手法，这两个武士在很激烈的决斗，这是一种很悲伤的事情，他们是因为受到逼迫才会去决斗的。所以我用比较长的、全景的镜头，来表现这种场景，我一直都不喜欢拍特写。
《外滩》：您剧中的男主角形象很有特点，从渥美清、高仓健到现在的真田广之，您认为日本完美的男性就应该像他们这样吗，还是另有其他的标准？
山田洋次：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创作每个人物形象，我都是选择了演员以后，根据演员的自身特点，衍伸出很多的性格。但是可以肯定，所有冷酷，残酷、法西斯的形象我都很不喜欢。之前在我的电影里是决不会出现这样的人物，但在最近两部古装片里面都出现这样的统治者，我一直很犹豫，直到现在我还是在思考把这样的人物放在我的电影里是否合适。
其实，像寅次郎这种小人物，有时有点傻，是全世界大众都喜欢的。外滩记者 张嫣／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