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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爆料
早在1992年10月，在风景入画的旅游城市桂林，首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此开幕。
不料用金光闪闪的大奖杯为诱饵，欲请“十佳”歌手来助兴，但获状者只到四位！价
值30万元的奖杯，有六个静悄悄地安放在领奖台无人认领。座无虚席的桂林体育馆开创了一个惨痛的领奖先例。
美丽的桂林处于尴尬的境地。
事隔一年，粤西沿海城市阳江也遭同样的命运。虽然没有“历史惊人地相似”，但阳江的窘境似乎更是讷讷不能成言。
这次在广州举办的“双奖”活动，又添了一个评选“十大影视明星”的内容。不过，有报道称这次颁奖活动是“盛装下的凄凉”。
11月24日上午9时，广州国际大厦，颁奖揭晓开始。进入了“半决赛”的20名“十大明星”候选人依次上台，等待着获奖的荣耀或者淘汰的尴尬。这的确给我们的影视演员造成极大的压力。
果然，几分钟前还踌躇满志、自以为稳操胜券的个别演员在结果刚公布完，就顿失常态，脸色和谈吐把其脆弱的心理暴露无遗。
假如此次活动到此结束，或许还能保持一个较为理想的收尾。但在去不去阳江的问题上，影星们再一次被逼到前台。
本来，此次来领金奖和银奖的演员就只到三分之一，获金鸡殊荣的张丰毅、李羚、刘晓庆和姜文就由于“种种原因”未来出席，金奖领完数小时，吕丽萍、陈道明、葛优和巩俐就急不可待地远走高飞了。于是，接不接受阳江人民的盛情邀请就只剩下了李雪健和申军谊二位了。
阳江市的200多万人对“十大明星”的期待并非没有缘由。这里的百姓早已被告之：十大明星作为嘉宾，将与影视界其他知名人士以及有关的官员一起，于11月27日专程抵阳江的海陵岛，参加为当选的明星而树立的一座造型别致、造价不菲的影视明星纪念碑剪彩仪式。届时，十大明星在纪念碑上分别留下手印和铭言。并且在十里银滩与当地群众参加野餐娱乐联谊活动。
此外，20日左右，阳江市的一些繁华地带，还张贴出海报声称：凡持有888元一张的“影迷嘉宾”票，均可届时请明星签字、与明星合影并同明星交谈。偏僻而又寂静的海陵岛不能不为之沸腾、为之激动。
造价70余万元的纪念碑，赶在7月25日前在一块曾是海滩的人造土地上匆忙竣工；明星即将通过的道路有的是得以改建、有的则是专为新修；十里海滩的细软银沙惟恐崴了女明星穿高跟鞋的金足，当地百姓用人造草坪大面积地覆盖地面；在方圆达107平方里的亚热带海岛上，四处可见“热烈欢迎十大明星光临海岛”、“明星光临、海岛生辉”的巨大横幅、标语；五颜六色的面面彩旗把风光诱人的小岛装点得分外妖娆；岛上的两所小学、一所中学共约1300名师生为此停课数日排练欢迎仪式；“特奇特夜总会”也停业把炊具移师到海滩、承担大型的野餐任务；驻岛的海、空军战士和民警、交通警全部出动维持社会治安和交通秩序……
27日上午，海陵岛的百姓、也包括全阳江市的百姓都永生难忘这不寻常的一天！1000余名中小学生，从早晨7点就手持花束与彩旗列队在新建的500米大堤上恭候明星的光临，所有进出海岛的车辆一律停驶，这一天海风出奇地大，孩子们伫立在风中，强忍着寒冷，还拼命地抱着在风中剧烈摇晃的旗杆。将近3个小时漫长而又苦苦的期待，随着长鸣的警笛，车队浩浩荡荡地终于开进海岛。孩子们按事先已排练无数遍的方式，立即有节奏地挥动彩旗和花束，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然而，庞大的车队里没有走出一个明星，除了一系列大小官员外，与艺术有关的人士仅有赵子岳、于洋、朱旭和田华等几位老表演艺术家。
11时，“影视明星碑”的剪彩仪式是在没有一个当选明星出席的窘境下进行的。那些让阳江人民翘首以盼的明星们为什么都不来呢？
张丰毅等四位根本没亲来广州领奖，暂且不论。
余下的六位，据组委会一女士讲：葛优和巩俐因在合拍片，请假极为艰难。导演张艺谋迫于外资压力，只答应放这两位主演两天假，故不能前去海陵岛是事先讲好的。
李雪健因与28日赴台湾参加“金马奖”活动发生冲突，故也无法分身。但李雪健在广州已经明确表示：宁肯不去台湾也得前往海陵岛。经协调失败，李雪健只好服从组织，放弃阳江。
陈道明没有来阳江的原因至今不清，据悉：陈道明最初连广州都不打算去，后几经劝说才放弃初衷，但订机票时就没有把再去阳江列入计划之中。
吕丽萍为何不到不得而知，记者曾就此电话找她，无奈总不在。
申军谊因与东北某市签约出演一场大型演出，又是主角，故难以分身。不过，他几次长途电话交涉后，对方允许他迟到一天，当然，申军谊表示要为演出单位承担一切损失后果。
鉴于此，申军谊赶在剪彩的前一天夜晚来到了海陵岛。据陪同他前往的一些人介绍：申当时非常激动，他没有料到阳江人民会如此地重视自己的演员，深更半夜还聚集着成千上万的群众欢迎他；没有料到阳江人民专为他们演员矗立一个高达18米的纪念碑！
当时，申军谊不仅向迎接他的人群深深地鞠了一个75度的躬，还在那块特意为了他们十人准备的约1.4平方米的花岗岩石上，象征性地按了手印。他用颤抖的声音说了无数遍：“谢谢！”“谢谢！”
至于其他未获“十大”称号的另外七位银奖明星(应十位，但有三位没来广州)演员没有前来海陵岛，众人似乎表示了理解。但对“十大”明星的缺席，阳江人民反应非常强烈。
在采访海陵中学，问参加列队欢迎的学生怎么看待这件事时，学生们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说：“我们以前一直非常崇拜他们，把他们当心中的偶像。今天才发现我们是多么地幼稚和天真，他们根本不把我们阳江人民放在眼里，而我们却还一相情愿地为他们树碑立传、高唱赞歌呢。”“有人指责我们偏爱港台歌星、影星，其实我们何尝不希望喜爱自己的明星，可我们自己的明星又这么让我们失望、痛心，难道能怪我们抛弃他们吗？”
一位青年教师认为：他们没来并非坏事，这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们的学生，懂得了应该怎样对待明星和自己应该怎样做人。
当地的一些渔民对此不以为然，他们每晚看的电视节目都是港台的，几乎不看内地节目。自然也并不熟悉这些“十大”和“二十大”明星，更谈不上非要一睹其“光彩”了。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干嘛要那么兴师动众地像迎国宾似的、又是铺路、又是建桥；又是戒严又是停课地折腾，有那必要吗？
一些年轻的司机、售货员、饭店服务员、工厂的干部和工人以及机关职员都直言不讳地发誓：把那些请不动的大明星名字都刻在阳江和海陵岛的建筑物上，这些记录在案的大明星们再想来，也永远拒绝他们上岛！
阳江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态度极为慎重和暧昧。秘书长高某斟酌良久，大谈其矗碑的意义，不敢触及实质问题。逼问再三政府对此反应，高先生才终于说出了四个字“不太理想”，即使这一句比填诗作词还费劲的话，他还又慌忙补充一句：“这可不代表市长，只是我个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一个“二十大明星”之外的年轻演员另有一番见解：“这事不能都怪演员，那些组委会的人明明没有把握就不该对阳江人胡乱吹嘘；说白了，还不是拿明星当幌子去赚钱，我们管他们叫‘文化耗子’！”
据悉，“银海集团”为“十大明星”进岛所做的种种准备和种种投入(人力及物力)是相当惊人的。单就剪彩的前夜，也就足能写出一大篇文章了，仅举一例：为了让明星们吃海产品时方便，工作人员把每个海螺、海贝都一个个挑出，就如同把瓜子嗑开再喂你一样，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当记者问：你们有这个必要吗？回答竟然是：有。
报道在当年引起极大轰动，许多报纸纷纷追踪报道，在全国媒体一片围剿声中，组委会非常狼狈也非常恼火，他们扬言要对我报复。
从广州回来，又一桩新闻等我报道。其实我在广州时，就有记者长途电话通报了这件事。几天前，朝阳法院开庭审理“国贸”状告剧作家吴祖光的官司开庭时，因为欲采访的记者过多遭拒绝，发生了个别法警武力驱赶记者事件。
我放下“明星碑”文章，就开始着手采访朝阳法院。但是法院方面接电话人员，坚决地拒绝我的采访要求。我找院长，回答总是不在。我急了：“他到底是不是你们院长？他不可能永远不在吧？”
最后，我终于打探出，今夜郑刚院长值班。
翌日晨6时，我赶至朝阳法院门口。门卫不放我进去，我做出郑院长老朋友样子告诉他：“他昨夜值班，我们约好早上相见的。”还没容他犹豫，我已经疾步上楼。见到值班室牌子，我轻轻叩门。
郑刚院长无论如何没有料到，他被记者堵在床上。只好开门放我进来，我随即打开录音机，通告说：“现在就正式采访，开始录音。我不会占您很长时间的。”
郑院长被我的突然袭击弄得十分被动，我解释，我本无意这样咄咄逼人，但你们的拒绝态度迫使我只能这样失礼了。
郑院长匆忙梳理自己和整理床铺。知道不会放跑对方，我和缓下来，“您先刷牙、洗脸，我可以等等。”郑院长迅速地结束了个人卫生，端坐在我的对面。
郑院长解释了那天的情况，但是不肯承认法警打人：“只是推搡一下。”我问：“推搡一下，就能将头发推搡下来吗？”因为头发被揪下来的记者当场在众记者目击情况下保留了证据。
我提出希望直接采访那位“推搡”记者的当事人。回答是：他休假了。我穷追不舍，我可以去他家。郑院长说在郊区，而且这不是重要问题，他会核实这个细节的，如果问题严重，他会严肃处理。
我们在对话中逐渐增加了双方的信任，我甚至对贸然闯来采访感到有些不妥。在友好真诚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谈了近一个小时。我理解了他们法警当时的急躁，自然也深知有些记者动辄以“我是记者！”来威胁对方的职业恶习。
8点，郑刚院长把办公室主任李宝贵找来，让他把我的采访录音再听一遍，如果还有问题可请李主任回答。李主任表情严肃地听了20分钟后，交还录音带时问：“您能不发表吗？”我笑着回答：“不能。”李主任想想又问：“那您在发表前能让我们看看吗？”我回答：“我同意让你们先看，但我保留不一定按照你们意思修改的权利。”
第二天是休息日，李宝贵带着孩子从很远的地方跑到我家，他一丝不苟地看完后，对文章本身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只是抱怨“反映我们声音的篇幅太少了”。我回答他：“这不能怨我，我想采访当事人，让他从自己的角度说些话，但是郑院长不肯。”
李宝贵最后又问我一遍：“能够不发吗？”面对李宝贵的真诚，我没有勇气拒绝他。最后只答应他：“那就仅在我们报纸上发吧，《北京工人报》发行量很低。我保证不将其给各地报刊了。”
事后，我与李宝贵成为很好的朋友，我对朝阳法院也从此充满着好感和敬意。
 --我寻找到了关注公众人物与社会责任的关系和途径
正当我忙于采访朝阳法院之际，因“明星碑”文章引起的麻烦开始显现。有记者受委托“传话”给我：“笔下留情，以后还得在圈子里混呢。”更有“圈子”内人透露：“若不识抬举、执迷不悟，废了你还不容易，出门让车撞死。”我把这无耻的恐吓公布于众后，《中国青年报》首先报道，随后《作家文摘》和《法制文萃报》等报刊转载。
“明星碑”文章对我的记者生涯也是一个分水岭。在从事了两年影视报道后，我总算可以在娱乐圈那些是是非非花花絮絮的八卦中，寻找到了关注公众人物与社会的责任关系的途径。在这个新的报道领域中，我发现了真正风起云涌令人兴奋的新闻，这才是使一个娱乐记者觉得有价值、有成就的主题。新闻报道是否关注公众人物的公众形象，这是一个社会和公众生活是否真正进入文明前沿的标志之一了。(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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