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5年，20岁时返回北京，成为年轻的工人。 每月工资被工厂切断了，虽然不多，仅200-300元。况且，藕断丝连的厂方催逼我快拿走档案的工作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张慕群再次挺身而出，我也在积极寻找着新突破。这种紧迫和无望的心态，与今天下岗工人并无异样。我将剧组见闻写一篇2000字的“花絮”，搜肠刮肚地拼命回忆，牵强附会地与主旋律挂钩，写完不忍再看。在中影公司工作的一个朋友冯颖一，并没有看我的“处女
作”就当即给我介绍一位《中国电影周报》的编辑：“给她寄去，她跟我的关系没的说，你的文字肯定没问题。”
两周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电话给编辑，回答是：“发了，上周发的。还有吗？”我喜出望外，不仅此篇发了，而且她还居然问我“还有吗？”我急忙骑车赶往报社，讨来十几份报纸。我要分别送给剧组、林主任、张慕群……
受到“花絮”见报的鼓舞，我又将对于黄国强的印象写出来。但是《中国电影周报》这次关上大门：“这类文章不太适用，你可给《戏剧电影报》试试。”
 每月工资被工厂切断了，并被催逼快拿走档案。
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名工人时，在崇文区文化馆上文学班时认识了梁平老师，后来，他离开文化馆调到《戏剧电影报》做编辑，我曾经去见过他，现在他还在吗？
《戏剧电影报》迁址了，人员变动极大。梁平先生早已转行，但他得知我的请求后，立即让我去见现依然在岗的老同事：“周老师会告诉你怎样写才适用。告诉他是我让你找他的。”我见到周先生，把四页稿纸毕恭毕敬地呈上。周老师简略看完说：“这样写肯定是没法用的，你应该把文字写得活泼些，写一个侧面、一个细节，而不是履历表似的介绍，要把‘我’退出，尽可能以第三人称表述。”
回家重新写黄国强，不再拘泥于当时现场认识时的场景，自然‘我’也就跳出来。那时，报纸刚刚在悄悄地变化，公式化的语言在文艺副刊走到了尽头。周老师满意第二稿，他认为我有文字基础，只是不清楚影视圈人物专访的写作形式。“有要写的人物，先报给我，如果合适你就去写。”黄国强的人物专访文章很快见报，周先生给我敝开了一扇大门。
两篇总共不足3000字的文章，居然改变了我在影视圈的角色！当我又去北影厂，再见到林主任和剧组其他人时，大家突然对我刮目相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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