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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最初的星光
黄国强给我介绍了两个演员——高发和李强，而美工宋军则把我引入了另一个剧组，从而我又结识了两个演员——方青卓和车悦。这些最早相识的演员成为我捕捉到的最初的星光。我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时候，还只是个一文不值的待业者，连“自由撰稿人”的资格都称不上。
“骗访”方青卓
第一次采访方青卓可谓“骗访”，因为我谎称自己是记者，才得以采访这位已很有名气的演员。
宋军给我介绍到他新参加的剧组《妙探》时，执意让我打着一家报社的招牌，哪怕是一家行业小报，就是不能说自己是“从工厂出来的，现在写文章”的实情。为了不让宋军为难，我只好将计就计。
偏偏方青卓认识我谎称的这家报社文艺版编辑，她不仅真诚让我代问好，还执意打听他的现状。平生不会演戏、说谎的我尴尬万分，支支吾吾地搪塞，赶紧岔开话题。由于方青卓爱文学，我们很快找到话题。让我意外的是，36岁刚刚第一次做母亲的她，竟然还有时间搞文学创作。
剧组在海军大院内拍摄，在院内的花坛前、石栏边以及槐树下，方青卓忘情地朗诵她写的诗歌；手舞足蹈地夸赞她那不满三个月的儿子沈天汉以及她那从事影视摄影的丈夫沈小萌。
当晚，我给她打电话，第一句就是：“对不起，白天我在欺骗你，我不是那家报社的记者……”
经过解释，方青卓哈哈大笑：“你呀你，真是太书生气了！这叫什么欺骗呀？你是个好人，这比什么都重要！”
没多久，我应邀来到中央音乐学院她的家。那是一幢旧式的筒子楼，穿过被杂物侵占得非常狭窄的黑暗楼道，终于挨到尽头的一间。她那窄小的家凌乱不堪，一切物品都是堆积，仿佛是个大仓库，孩子的尿布充斥在各个角落。“快了，快了，下次来就搬新房了。”方青卓永远乐观地说笑。
 --迁入新居后，小肥子已经三岁多，母子俩欢快地玩耍
正在这时，她的儿子开始大便，方青卓蹲在地上把儿子，乐在其中地继续谈笑风生。胖胖的沈小萌端着簸箕和扫帚过来参与服务。我给他们拍摄时，方青卓大笑：“太棒了！”后来，我将那枚珍贵的黑白照片连同文字发表在一家刊物上，方青卓高兴地说，“好！好！这是我们肥子第一次公开亮相。”
 --我认识方青卓的时候，小肥子刚刚出生，现在他已经10岁了！
数月后，他们请我去新家做客，和旧居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客厅被沈小萌设计得像个吧台；会客室布置得犹如展览馆，在那别致新颖、极富异国情调的自制的镜框里，是方青卓各个影视剧里的剧照；具有浓郁各地、各族特色的工艺品镶嵌在各个角落。方青卓带我看她的书房，沈小萌借一堵墙为她营造了一个巨大的书柜，里边摆满书籍。白色的书桌上一盏放射着绿色光芒的台灯，旁边是散乱的一沓稿纸。
小肥子仍然闹个不停，把CD盘撇得到处都是，方青卓得意地说，前几天那臭小子还把她辛辛苦苦写的几篇稿件撕得粉粉碎。
谈起她被迫和沈阳话剧团分手、失去了铁饭碗的事情时，方青卓才表现出少有的愤慨。她说总有一些人心态不好，容不得他人出人头地，看见你过得好些就恨不得把你吃掉。“得，我躲开他们，瞧，我现在混得不是更好吗？”是的，她最初在北京也很艰难，也想进某个文艺团体，但几经周折而放弃。无论如何，她毅然地在这个竞争异常激烈的地方求生，没有使自己倒下。
方青卓有时为自己的形体感到苦恼，导演习惯把她归划在村妇、下岗女工、家庭妇女甚至泼妇的行列。她特别希望演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舞文弄墨、赋诗作画、小布尔乔亚式的女性。可惜，至今这个机会总被那些没文化的女演员抢走。
由于我们住得较近，以后经常通话和见面。每次相见，沈小萌和我基本是听众，方青卓的独角戏花样翻新、连绵不断。遇到我要开口而方青卓依旧兴高采烈的时候，沈小萌便打断她：“真闹得慌！”方青卓立即领会丈夫的意思，吐舌头，扮个鬼脸一笑。
我到一家报社工作后，依然像老熟人一样地交往，极少掺杂着演员和记者各自行业的功利目的。为了鼓励她写作，我送她不少稿纸。“如果你放弃了写作，至少辜负了我的希望。”方青卓发誓：“不会让你失望！”
几年后，她果然连续出版了《红蝴蝶》和《中国影视圈》两本书，圆了多年的文学梦。第一次在中山公园签名售书的那天早晨，她最担心的就是冷场。她说比第一次登台还要紧张得多，她偷偷地左顾右盼、内心胆怯表面却又故作轻松地朝临时搭起的售书帐篷迈去，那一段路仅有50米，但此刻对她却是无限漫长。
我前去祝贺时，红光满面的方青卓已被众人团团包围，纷纷与她合影。喧闹了好一阵才渐渐平静下来，她突然发现我站在远处望着她，忙招手示意让我过去与她合影。我摆手谢绝。
有些演员出书是别人代笔，但方青卓是自己动笔，因为，写文著书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而是她的一种精神需要，一种生活追求。
 --方青卓出版的第一本图书，背后有沈小萌的倾力支持。
出书后，方青卓又与沈小萌共同办了影视公司。沈小萌弃摄影、导演而成为制片人。他们先后拍摄了几部电视连续剧，97年夏天又与赵本山合作拍摄《一乡之长》。我当时从牡丹江回来，途经沈阳时顺路去看他们。剧组在辽东的一个小县城内，当时那个县城对方青卓与赵本山俩人的到来非常兴奋，我一来就深切地感到了这一点。
县城内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人力三轮车，我们乘坐时，每逢起伏不平的路面时，总要跳下来步行。三轮车车夫惊异地劝阻。方青卓说：“拉我这大胖子，上坡时你们太累了！走几步没关系。”车夫吃吃地笑着：“大姐您心眼儿真好！还从来没人这样待我们呢。”
方青卓小声对我说，她很看不惯某些乘车人，认为付了钱就该心安理得地坐在车上不顾拉车人死活。“人应该有人性。”她一挑眉毛道。
因为被文学熏陶，方青卓喜欢浪漫的情调。有一年我们在海南岛巧遇，在这海角天涯邂逅相遇，她说“这是缘分”。她正在一个别墅里拍戏。休息时，我们坐在后院的花园里，头上是白色的阳伞，脚下是绿色的草坪，远处是蔚蓝的大海，近旁是姹紫嫣红的鲜花。她感叹地说“多美呀”后突然语气一转：“可惜不是我们的。”
她滔滔不绝地诉说了拍戏过程的甜酸苦辣，我静静地倾听，都是发自肺腑之言，不仅真实地反映了她个人生活和理念，还折射出整个影视圈的轮廓和面貌。假如我将其“独家报道”肯定是相当“爆料”。但我不能为此放弃他人对我的信任和尊重，不能将他人私生活和私下谈话作为我写作的原材料。我们彼此坦诚相待，超越了职业和性别。
在她终于出版了她的第一本书后，竭力敦促我也赶快写一本。我说没兴趣，我以往写的都是应景东西，难登大雅之堂，但以后肯定是写的。她说那好，我可以预留一篇文章，如果你哪天出书时，把它作为纪念放在书中。这是1997年元旦方青卓为我写的“一封信”：
子堃：新年好！
下雪了，又是一个茫茫飞雪的冬天。
咱们好久没有见面了，大家比过去更繁忙，事业显得比过去更火红。这真是一件好事。新年的钟声刚刚敲响！本想挂个电话，道一声祝福。但又怕打断了你敏捷的思路。想必你现在一定还伏案写作吧？
我明天一早飞海口拍戏，这会儿收拾好了行装，坐下来写信给你，因为一年未遇有许许多多的话要说，其实，我是很少给记者写信的，但我真的没有把你当做记者，而不是我的朋友。
子堃，对吗？
首先，让我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我的散文集《红蝴蝶》终于出版了。这要感谢你对我真诚的支持。我忘不了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你推开了我家的门，为我送上了近期写我的文章，让我吃惊的是你送我几本稿纸。你说：“青卓，你喜欢写，就一定写下去，有志者事竟成。等着你的好消息。”我太感动了。真的，我是个演员，写作只是我的爱好。有你这样的朋友支持我，我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写呢？
于是，你的这些稿纸，就成了我灯下的伴侣，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20万字的手稿。在我的抽屉里，你写我的文章最多，过去你只是我的朋友，但现在已经成了我们全家的朋友。小萌说：“我喜欢看子堃的文章，一看就是男人写的，有思想、有力量。”
小肥肥说：“子堃叔叔就是给我拍那张拉臭臭照片的叔叔！”是的，那年，我们还住筒子楼里，你正采访，小肥肥要拉臭臭，弄得我无可奈何，小萌和我一块忙着，一个拿纸和便盆，一个抱着儿子。你笑了，并打开了照相机，拍下了这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子堃，咱们之所以成为能谈得来的好朋友，想想是有原因的，你发觉没有？咱们的性格有相似的地方，待人热情、诚恳和温柔。但你的作品上反映出来却是另外一种感觉，我除了喜欢你的为人真诚之外，更喜欢你写的评论文章，因为写出了你的智慧与个性，象征着男子汉的威严和力量。
圈内的许多朋友谈起你会奇怪地问：“你怎么和子堃是好朋友？”我笑了回答道：“看看，子堃的文章吓着你们了吧？记者就该这样。其实，他的文章严厉，但待人特别热情和温和。”我也一样，我扮演的角色大都是泼辣、厉害的性格，但生活中我很随和。
这次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搞签字售书，现场很多观众对我说：“你怎么这么善良、温和啊？一点不像电视里那么凶。”难怪有人说我“作品像火，性格像水”。现在看来，要把这句话转送给你也很合适，对吗？
小肥肥就要6岁了，咱们认识也六年了。真快！至今我还记得你第一次采访我的情景。当时，我正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拍《妙探》，那是我生完肥肥拍摄的第一个片子。现场忙乱，我们谈得并不多却很投机，没想到几天后，你的“方青卓六六大顺”的文章出来了。那篇文章写得亲切、风趣，我很喜欢。
从此，便开始了我们的缘分。几天后，我接到你的电话，你只是要澄清一下你的真实身份，原来，我们相识时，介绍我们认识的那个朋友为了采访方便，信口给你编了一个报社的名称，为此你非常不安。你要郑重告诉我，你是一位自由撰稿人。我听后，极为感动。你的坦诚、认真和透明是现代人缺少的一种美德。
很巧，当时我也在面临着事业的重新选择。从沈阳来到北京，我必须靠自己的奋斗。你和我都十分自信，相信自己的选择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如果把单位比喻成一棵大树的话，每个人都希望在底下乘凉。可没有大树可倚的人难道就不过夏天了吗？
当然，这就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劳苦。子堃，正因为你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没有停止过追求，你才成为现在全国赫赫有名的记者，你的每一篇文章才能像一枚枚重磅炸弹，你才拥有影视界和新闻界那么多的朋友。
现在，我和小萌也有了自己的君合文化艺术公司，前年还先后拍摄了两部电视剧——《换个活法儿》和《父亲是变色龙》。你帮助我们作了许多宣传，当我们要表示感谢时，你却说：“小萌、青卓，咱们是朋友，一个做了母亲的中年女演员在北京奋斗有多难，我能帮助你们是应该的。”我懂，你是在我最寒冷中结识的好友，你的鼓励如同那滚烫的咖啡，你的文章像一座座金桥，把我和观众连在一起……
去年年底，我主编的那本《中国影视圈》总算出版，为了那本书，我付出很大的心血，几次心灰意冷险些半途而废，都是你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的责任编辑宗颖小姐一次次电话鼓励，使我终于完成。
窗外的白雪越来越大，此刻已是黎明，却还没有看见初升的太阳。但我知道，太阳就在我们的心里，心里洒满阳光，他的世界就一定永远放着光彩。子堃，当你读到我的这封信时，我已经在南国的椰子树下又一次生活在角色的世界里了。放心吧，我会继续努力的。
小肥肥会为我送去这封信的，一年多没见他，你肯定会惊讶他又高又胖了，他听说我在给子堃叔叔写信，偏要为你画一张画，并说子堃的名字叫起来麻烦，改叫小力吧，我问哪个力，他说力量的力，你和爸爸不是总说他的文章有力量吗？
你说这孩子有多逗！好，再次祝福你！
方青卓
于1997年元旦之夜
来自地下室的高发
通过黄国强，我认识了第二个演员——高发。与黄国强不同，高发彻底地告别大连而把北京当做了大本营。那时外地专业演员辞职闯京城的还不多，高发是较早的一位。初来乍到、人地两生，再加上经济尚不宽裕，高发在阜成门那片高楼大厦的地下室租了一间小房。
我曾经去过两次，至今记忆犹新。顺着幽暗而潮湿的甬道朝纵深走去，我看到了一个外省人到北京谋求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其实这也是90年代初期外地演员来京奋斗的最典型的生活写照。
高发与黄国强分别为影片的一、二号角色。仍然是一部武打片，这是黄国强的强项。高发看了我在《戏剧电影报》上写黄国强的文章，因此，他客气而礼貌地称我“陈老师”，这不免让我有些害羞。如果上一部影片高发也在场看到我狼狈样子的话，想必他断然不会对我如此称呼。黄国强最初也随大流地称我为“小陈”，但随后他便将我的名字一分为二，只使用后边两字“子堃”。
我们三人常常在一起，很随便和轻松。高发不在的时候，黄国强悄悄嘱咐我：如果你能够，最好也为高发写一篇。他是个好演员，需要宣传。我因为对于媒体同对影视圈一样十分陌生，偶尔发表一两篇纯属瞎猫碰上死耗子，因此没有勇气对着黄国强拍打胸脯许愿：放心，包在我身上！
我与高发的交谈远不如与黄国强的交谈松弛，因为那时没有负担，只是随便聊天，只是出于好奇；而在高发面前，我肩上的使命是不言而喻的。缺乏了漫谈的轻松气氛，因此，对话中势必增多冠冕堂皇的词藻，尽管高发不是一个假惺惺的演员。
高发没有料到的是，不久竟然拉来一笔钱，自己做起了电视剧《井冈英魂》的制片主任。1992年初，他率领着一支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赴井冈山老区。他希望我去，我清楚他的目的，是让仍处于失业状态的我能够有把握地挣些钱。
然而到了井冈山，我对高发便有些失望。我发现他远没有林主任那种控制全局的能力和意识。演员和制片毕竟是两个不相关的行当，让高发比林闽江实在也勉为其难。不过，我对高发终日沉溺在麻将牌桌上不能原谅，他太迷恋那寸方魔块了，以至于到了玩物丧志的地步。剧组混乱不堪，许多人趁机谋取私利。我几次想提醒和告诫，但他始终不给我时间和机会，我从窗外望着他兴致勃勃地埋头洗牌的背影，为他惋惜不已。
几天后，我委婉地找个借口告辞了，高发感到很意外。但我不想像那些借机来混饭的人一样吃垮高发。回北京后，高发让我尽可能去他们后期剪接室“上班”，我真诚地感激他的好意，然而我没去，终于选择适宜的机会对他坦率地讲了作为朋友我必须讲的一切。
以后，我们时常联系，他拍摄新片的时候，我尽量赶往，并且零零星星地写过一些介绍他的文章。高发是个很重义气的男人，他的不少朋友都看重他这个优点。他帮助过不少他的小哥儿们，但这也给他带来过烦恼，有些不争气的小哥儿们甚至利用他的这个“不设防”优点侵害了他的利益和名誉。
高发近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荧屏上愈加活跃。两年前进了青年艺术剧院，分了房子也有了车子。想当年身居地下室而雄心勃勃，今日的高发果然有了不俗的身份，真有点令人感慨。
最近一次相聚是在京郊的跑马场。他和赵小锐、陈剑飞等几个硬汉演员应北京电视台一个休闲栏目邀请前去骑马。他才从重庆拍摄《红岩》归来，很快又要赴云南拍摄另一部电视剧，日程被排得满满。
改行儿的车悦
在认识方青卓的同时，我还认识了另外一个年轻的男演员——车悦。当时他演男主角妙探，这个二十刚刚出头的小伙子穿一件与海军大院相匹配的海魂衫，骑一辆造型轻巧的跑车每天前来现场拍戏。与当时的方青卓不同，他只是领衔主演了几部如《少年战俘》、《那年的冬天》以及《江湖八面风》等少年题材的影片。
出身于艺术之家的车悦，父母均为中央电视台资深的导演。父亲车适，是最早翻译外国影片或电视剧的导演。粗心的观众或许记不起“车适”这个名字，但一提起《莫斯科不相信眼泪》、《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假若明天来临》，以及《德黑兰43》等等早期的译制片名称就会恍然大悟，这些脍炙人口的外国电视剧均由车适先生译制、导演。
母亲悦怀怡主要执导儿童题材的电视短剧。如《棒棒真棒》、《红葫芦》等。从小的艺术熏陶使车悦最终也选择了影视行当。在现场，除与方青卓谈话外，就是跟车悦交谈。我总喜欢拿他与前不久刚刚认识的另外两个演员黄国强、高发相比较。毕竟是年龄、阅历和背景不同，我发现车悦身上留有更多的学生气。
我分别在多家报刊上撰写了有关方青卓和车悦的文章，与车悦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不久又认识了他的父母。称车适先生是个博学多才的学者或许更为确切。第一次见面，我就被他的幽默谈吐所吸引。
他既没有上年纪人那种自然形成的“持重”和架子，也没有学者往往不由自主地咬文嚼字的习惯。他妙语连珠、用词生动、比喻形象。
车悦以后又陆续在一些电视剧里客串，比如《爱你没商量》、《总统套房》等等，但一直没有遇到一个能火爆的作品，因此，要想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他必须有耐性继续期待机会。
可惜，命运不济。正当他上升的列车刚刚开始启动的时候，父亲车适患重病。长期在医院陪床、看护，使他被迫放弃了一次次机会，恰恰那两年正是影视剧高产的年景。宝贵的时间错过了，车悦内心的焦急可以想象。
当父亲的病日渐好转些，他可以安心外出让保姆照料时，拍摄高潮的日子则一去不复返。于是，他随在中央电视台青少部从事导演工作的母亲悦怀怡去拍摄现场，协助母亲导戏。表演经历已不缺乏的车悦，其实本职就是导演，编制是儿童电影制片厂导演。
1998年底，我们再次相见时，他驾驶着一辆枣红色富康车，显然，他与那辆造型轻巧的跑车已经告别多日。奇怪的是，他居然没有变样，依然是我八年前第一次认识他的样子。他的青春永驻给他提供了继续演青春偶像的角色。
车悦母子筹划拍摄老舍先生的《宝船》，剧本改编接近尾声，但距正式开机还有技术问题。导演和演戏是车悦生命中两个不变的主题。目前，他自己的工作室已经成立，在中央电视台即将制播分离的前夜，他们在商谈合作项目，拍摄专题片是他的强项，他可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导演和制作上。(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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