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国强，我认识的第一个演员，写他的文章发表后，成为我进入影视圈的敲门砖。 戏里戏外都是“江湖”
《血染寡妇亭》仿佛是一种象征?我刚刚涉入生存竞争的世道，就来参与演绎一个江湖险恶的故事，这好像是提醒我，未来的日子将有的是拼杀，我即使人在江湖，无论有多少冲天豪情和理想，也会无奈而身不由己。
这是一部武打片，每拍一个镜头之前，张卫都要和他的助手兼学生、另一个也是秃头的男子比划一阵。张先生曾是北京体育学院的武术教师，今已辞职专心拍戏。虽和合拍公司签约却不属于其编制，这位来自陕西的33岁武师，待人和蔼、友善，说话不温不火。他负责这部戏的武打设计，并且也在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他的助手雷生也和他一样，是武打设计兼演员。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一概都得把头剃光的原因。
雷生来自陕西，可能是练武的缘故，他们身材都比较短粗，但动作却极灵活。每次排练时，他们都口口有词地念叨：“一、二、三、四……”按照节拍动武。该上场的演员依照原样来模仿，张、雷二人还时时在旁插话纠正或反复示范乃至修改。
导演邱平平时常会发出几句催促的短语，我过去看他拍摄的影片不少，对他充满敬意。可是实际拍摄时，我的敬意竟然减退和消失了。我发现他对艺术的要求几乎没有什么创新，总沿袭着我看过一百遍的电影里那些框框。比如，一个人焦躁不安时，必来回踱步；武打时，非加入摧毁物品的内容；在室内打斗还要有许多暗道机关，放个冷箭还得带火，这还嫌不够，还要滚出一个大火球。
中午，送饭的剧务刚到，争吵就随即开始。剧务老杨操着闽南口音与领饭者争吵不休，饭是按照平均每人一盒分配，还可附带一张饼。老杨一般都给男子一至二盒，可偏偏有人还再要一张饼、甚至再要一盒饭。老杨必须在第一轮分配后，才能考虑那些好胃口的大肚汉们。于是，有些人就让女性来代领或冒领。老杨一经发现可疑者就要盘查，结果，争吵就立即变成了主旋律。
平哥告诉我，我们的工作性质属于特技，原则上隶属于武师组，宝贵似乎很自豪这样的归类，仿佛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那样荣幸。吃饭的时候自然往武打演员堆里扎。宝贵一去领饭就是双份，老杨对他非常优待，知道他干的活累又绝不会无底洞地将盒饭转移。其他武打演员也是老杨特殊照顾的对象，只是他们大多数不太珍惜粮食，往往吃两口就一扔，然后浩浩荡荡地跑到招待所的餐厅去就餐。
在那些秃头的武打演员里边，我找不到能够交谈的对象。他们很傲慢地笑骂，根本没有让我插话的机会，我即使偶尔问一句，他们也大体是简短地敷衍半句并且不得要领。只有在张卫和雷生面前，他们才表现出少有的尊敬和驯服甚至谦卑。甘肃来的赵钢从事替身已经4年，尽管今年才19岁，告别了那“挣不着钱”的地方，他独自闯荡京城，全凭朋友的介绍、帮忙。这时候，“干个体”还是一个挺新鲜的名词，刚听说有个叫申军谊的男演员就是丢了本职工作，一门心思想当演员。外地来的年轻人我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亲眼见到。
赵钢在剧中专替女主角王红梅做高难动作，带上假发套从供桌上跳下来或通过蹦床起跳，随手用“利剑”将帷幕拦腰斩断。王红梅原是一名京剧演员，但咿咿呀呀地甩着水袖总演青衣填不饱肚子，就开始挤上了影视剧这辆能迅速脱贫的快车。至今她已主演了几部影片，虽然没在社会上造成什么影响，但圈内人还是有人认识她的。王小姐虽然不敢动辄罢演，却动辄就依靠替身。赵钢的镜头只是全景、侧影和背身，不敢露出庐山真面目。
饭后，林主任又领来一个女孩子，是北京电影学院刚毕业来实习制片的。很快，我从看门的女人口中得知，她的父亲是北影厂掌握财政大权的一个什么长。看门女人轻蔑地小声补充一句，我立即明白了进入那个毗邻的学院也是依仗着她父亲的力量。这个小眼睛、小脑袋、面色枯黄的女孩子全无大小姐的作派，尽管她有资格在这里施展小姐的作派。
《血染寡妇亭》的经济命脉就控制在这位小姐的父亲手里，在我面前不苟言谈的林主任对她的笑脸明显地频繁和灿烂。“小卉，你喝不喝水？”“小卉，你坐哪儿。”小卉表现出7岁的样子回答：“不了嘛。”小卉最擅长的面部动作就是拼命挤弄着窄小的眼睛，故作惊讶和恐惧状。
导演小喇叭叫邱水，是邱平平的女儿，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分配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室已三年，但在论资排辈的体制下，她要想独立执导，恐怕还要耐心地等待数年。但是邱水和所有年轻有为的导演系毕业生一样，不想无望地当多年的“儿媳妇”，可现实又不能实现她的导演梦，只好由父亲携带来个“联合执导”。男主角黄国强少言寡语，33岁，江西话剧团演员，父母、兄长和妻子都在当地从事文艺。他显得二十几岁的样子，动作灵活、矫捷，即使高难动作也几乎不用替身演员。他喜欢一人独处地藏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极少见到他与那群武打演员搅和在一起。最初，我误认为他是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以为他的沉默寡言是出于自卑。
黄国强是我接触的第一个演员，以往，我在工厂也参加过北京影评组的活动，在花市电影院举办的新片首映式上也见过一些演员和导演，如陈宝国、张良等。但那是在他们被一群慕名者包围合影和签名时与之相见的。即使没把你当做追星族，也不会对你留下什么印象的。
下午，有黄国强的戏，是从房上跳下追杀的镜头。化装后，他站在相当于房顶的木架上听候，我负责拽黄国强身上的钢丝。我们俩人远离众人高高在上，在等待灯光调试的漫长过程中，我开始信口提问。最初，他对身边这个一身工装的问话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后来他仔细看看我，感觉到好像不是一般性闲谈，就变得很正规甚至冠冕堂皇了。
我当时出于好奇和寂寞，只是想了解一下演员们的生活，并没有意识到后来竟然把写他们的专访文章作为一种职业。
从房顶上跃下后，我也圆满完成任务艰难地爬下来。片刻，我们又坐在藏经堂的门口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谈。平哥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新动向，立即派宝贵喊我到招待所取创可贴药膏。我迅速返回时，宝贵郑重地告诫道：“少理他们演员，里边的事太乱，你初来乍到别搅和进去。”听他的话，黄国强仿佛就是一个必须敬而远之的艾滋病患者。而我却看不出他对我能构成什么危害，“我只想多了解些情况，又不……”
“你了解那么多干嘛？先把自己的活儿干好比什么都强。”
从他的语气里，除了嫌弃我的工作能力低下外，我分明听出弦外之音：乌鸦妄想同孔雀做朋友。我没听从宝贵的忠告，整个下午，只要有空就和黄国强交谈。我看到了平哥那双锐利的眼睛在我身上扫射了几次，对我的自由化倾向一言不发。晚饭在黄国强的房间共进的，他让我看了他随身带来的照片，那是各个影片里他的剧照以及一部分生活照片。我又走马观花地翻看了《血染寡妇亭》剧本。当剧组再次工作时，平哥他们没有出现，我一个人来到现场。
我开始和剧务主任、五十开外的老苗交谈。苗主任是一个已经走向没落的前官员，他很自豪、又很伤感地给我列举了北影厂的许多，包括《青春之歌》在内的优秀影片是有他的一份贡献的，他几乎也算是元老了。他一一列举了陈强、凌子风、谢添、葛存壮、王好为、谢铁骊、于洋、汪洋、李仁堂以及方舒、张金玲、李秀明等等过去的名导演、名演员，说他们都在一起共过事，并详尽地列举出了他们各人颇有特点却又不被外界所知的生活细节和趣闻逸事。如谁的丑陋且弱智的女儿嫁给了本厂的一个道具工人；谁的老婆和子女都很多，“昨天他带来参观的那个洋人就是第四任老婆的女婿，来自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某个导演拍摄速度奇慢无比，生能把人急出毛病，一天也就六七个镜头并且还总是夫妻联合执导。
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苗主任那被牙撑凸的嘴角流露出一种藐视的神态。他有一副洪亮的好嗓子，这对他执行剧务主任的职责帮助甚大。每当开始工作和结束工作时，他都要首先发挥他的这一无与伦比的优势。即使小喇叭借助现代化和高科技手段，也是望尘莫及、自愧弗如。
剧组不是一团和气、一派大好的形势。翌日上午，摄影大助刘宁就一脸怒气，自言自语又似对他人倾诉，总之，是在恶毒地诅咒一个人。我隐约听出被诅咒人是他的上司——摄影师孙向东。孙向东基本是紧绷着脸，不苟说笑，保持一种拒之千里之外的威严。
刘宁背地里恶狠狠地咒骂，却不敢当面发作，大家面面相觑都不表态。刘宁又找到了北影厂派出的制片主任姚辉。姚辉是个庞大的黑汉，不像文化单位的行政领导，更像一个乡镇企业的总经理。昨天下午，当浙江电视台来现场采访时，他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我相信，这部影片卖出200个拷贝是没问题的。”这句驷马难追的大话出自这位黑大汉之口，让人难免生疑。
姚辉心不在焉地听着刘宁的控诉，用那双款式陈旧的白球鞋不停地摩擦着脚下的黄土。我远远望去不由为刘宁担心，总感觉姚主任是担负不起评判是非、化解矛盾的重任。刘宁心里似乎也知道是在对牛弹琴，但还是死马侥幸当做活马医。
找领导谈完心，刘宁愤怒的情绪显然没有得到弱化，他开始对众人散布这样的理论：我是请来的，是看邱平平导演面子来的，否则早就参加其他剧组的摄影了(好像还是与港台的合拍片)。如果姚主任不主持公道的话，我就甩手不干了。
姚主任没有不主持公道，他根本就没理睬这件事。刘宁无奈，只好以消极怠工来反抗，结果，一个上午造成两次推迟开机。
午饭后，苗主任把全体人员都召集在北影院内的景点——大观园里，召开了开机以来的第一次全组会议。
午后的阳光把花园般的院落照耀得金光灿灿，大家散落在树旁、廊下、亭中和台前，姚辉先表扬：“全组人员共同努力，大干快上，提前半天胜利打完第一阶段的战役。”紧接着，话题一转，光明的背后出现了污点。他不指名却分明让大家都知道地点了刘宁“目无领导、组织、纪律，现场找不到人，多次造成工作延误。”刘宁坦然地倚靠着一棵海棠树，悠闲地望着不太远的宁国府门楼，仿佛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姚主任的批评证实了是刘宁无理取闹，刘宁的死对头孙向东半眯着细小的眼睛和抿着硕大的嘴唇，浮现出一股难以掩饰的幸灾乐祸的笑容。由于刘宁的不抵抗政策，姚主任可能有些胜利的孤独，他余兴未了，又把矛头转向新的目标。
猛然发现美工宋军不在现场，就立即责问美术师马建军：“小宋呢？都两点了还没影儿呢，这怎么成？”老马正待解释，两个置景人员匆匆赶来请示老马，悄悄数语后，老马转身欲随来人去，姚主任大怒：“这个时候你还溜，太不像话了！”
老马由于是为了工作而要赶赴，遭到姚主任当众训斥，既委屈又羞辱，便返身争辩理论。两人都是转业军人，自然来不得那么多的斯文，虽说各自被“主任”和“美术师”的紧箍咒所束缚，但争吵到高潮怎免得了不夹杂些国骂。二人力量均衡、打法相近，可谓旗鼓相当、将遇良才。林闽江、邱平平、老苗等纷纷出场相劝，孙向东也终于站立在两个险些动了拳脚的对手之间。
在众人真诚的力劝下，这场战火终于奄奄一息，不料，当老马快要走出门槛的一刹那，姚主任又补了一句，意在挽回丢失了的面子，结果再次引火烧身，老马杀了个回马枪，给姚主任又一次重创。将姚主任剩余的那点面子全卷走了。
邱平平赶忙转移众人视线，重弹了“众人齐心协力”的老调，又特别提到道具的老阎，称赞这位年已六十的老人克勤克俭、不分昼夜地为摄制组的事业操劳，是可歌可泣的无名英雄。老阎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地不住点头。邱导演最后指槐说柳地警告了刘宁：你尽可以离去，如果干活儿吊郎当，我根本不需要你这类捣蛋分子。
刘宁这回是如坐针毡了。他一直口口声声地对外称：“之所以不肯撂挑子，全看在邱导演的份上。”原来，邱导演并不买账，不希罕你的面子。
苗主任自恃是一位上帝的使者，殊不知，他早已遭到剧组里一些年轻人的唾弃和反对，副导演高斌从开机第二天就把苗先生视眼中钉、肉中刺。苗主任负责召集剧组的职员，高斌负责召集演员、场记等，为了谁先等谁或因谁迟到而影响了大家，双方展开了一场明争暗斗。苗主任多次提醒林闽江、邱平平：演员到点不来影响极坏，自己没法说服其他人遵纪守法。但高斌立即反唇相讥，屡屡强调：许多次停拍都是因工作现场找不到有关工作人员造成的。
照明工人马立在现场总是大吵大嚷，他的嘴几乎对所有的人都进行过粗鲁和黄色的攻击，尤其是那些年龄大、口嘴笨和木讷、老实的人更是他的首选目标。如果惹急了他，他会破口大骂，如同一枚重磅炸弹，集中火力在瞬间把你消灭。那连篇的脏字成龙配套，你闻所未闻，里边夹杂着各种俚语、典故、性暗示，形象且通俗。
有一天吃饭时，我问他为什么要如此形象，他深有感触地解释：“你不知道，在这个地方，人老实吃不开，就得浑打浑骂才成。都一个个是王八蛋、三孙子！”正说着，他陡然站立起来，冲着门口出现的那个歪脖子老人喊道：“又蹭饭来了，你他妈也真够没德行的。”
说到蹭饭，我恍惚记得这位老人时常在这个时刻出现。他是厂治安科的干部，其人口碑甚差，听说“文革”时，他整过不少人，昔日的骄横、乖张和残忍使他今天付出了高昂代价。马立不是第一次当众羞辱他，骂他是“黑大爷”，稍微一解释就知道了其绰号的严重性质。黑大爷的悲剧在于他没有同情者，苗、姚二主任肯定不把他放在眼里；看门女和宝贵也同样对他嗤之以鼻；厂外人士老杨和吴妈也避瘟疫似的远离他。奇怪的是，他还能持之以恒地坚持“正点”来检查火灾隐患。
黑大爷的频频巡逻可能使火灾防患于未“燃”了，但是偷盗事件高潮迭起。道具屡屡在公开场合声明昨天两个海绵垫无影无踪，前天一把老虎钳子不翼而飞。多次的报警并没有遏制住此类事件的逐日攀升，反而有扩大和蔓延的趋势。老阎惊呼：鹦鹉破笼逃跑；平哥纳闷：几块钱一瓶的“好得快”怎么也值得一偷？我虽然将信将疑，对这些话的真伪不能逐一识别，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我的不锈钢小勺、变色镜和尼龙手套是接二连三地在这里销声匿迹的。
电影厂管理的混乱是不容狡辩的。我爬上摄影棚的铁架，上面的尘土厚厚一层，至少有十年没人打扫过。我轻轻迈步也得卷起一阵浮尘。不能使用的设备不及时修理和拆卸，能使用的也早被尘埃高高掩埋。仿佛这里是一座废弃、待拆的厂房，门窗破损严重、碎石瓦砾横飞、大小便遍地……
摄影棚有章不循，陌生人如果胆大可长驱直入，易燃物品明令禁止，可我要推一车火炭进门也无人阻拦。吸烟者象征性地站在大门口，烟蒂狼藉一片。
摄制组是一个临时拼凑的群体，来自四面八方、五湖四海，因此三教九流、良莠难辨。谁也别当主人，谁也不是客人；彼此不清楚底细，也没有深的交往；各司其职，互不依赖；流动性强的特点铸造了摄制组人的独特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后来，我才知道，北影人基本从事照明、道具、烟火、摄影和服装等；福建方面有剧务、化装和道具；大连方面有会计、场记、副导演、剧务和服装。其他如平哥、宝贵又属于个体自由人，演员更是五花八门，北京、外地甚至外国的都有，惟独没有北影厂的演员。
我奇怪：北影的片子怎么能没有北影的演员？苗主任则奇怪我连这么简单的常识也全然不知。“谁愿意在自己厂里拍戏？给外边拍挣钱多，还能砍价，演员只缴劳务费就成。厂里也正乐得白收一笔管理费，一举两得的事，谁不做呀？”
每天，北影厂招待所就得收取相当可观的住宿费；其次，场租是从开始置景就算起的；租借的道具和服装有时比买(但没有零售的)还昂贵；所有的摄影和照明器材，租金之高更让人瞠目结舌。鉴于这些原因，剧组每日加班就顺理成章了。大头的花销之外，剧组还需注意许多小的容易被忽视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在摄影棚还是在大观园，每天给看门女工和老汉一份饭菜是万万不能间断的。这些看似无权无势的小人物同样能把你置于困境。要么迟迟不开门，原因自然多如牛毛；要么拒绝给你传电话(当时呼机刚刚出现，但剧组持有呼机的人则凤毛麟角)；更耽误你事的是把你找来的人拒之门外，让你两头不见日！
北影厂里的职工到底有多少人是属于全家齐上阵的，我至今未作统计。我只是觉得眼花缭乱，似乎谁和谁都能套上亲戚关系。这与农村劳动力的结构极其相似，均由大家族下的小家庭组成。邱导演父女；孙摄影师妻子在剪接室；苗主任儿子是照明工；姚主任女儿是司机；马立的弟弟也是照明；刘宁的伯父在厂办；魏忠的姐姐是劳资科的；王胖子的兄嫂均在食堂；小田的三姑在党办；看门女一个远房亲戚则负责看守仓库……
北影厂的家属区在后院，也是提供群众演员的可靠大后方。每逢大场面的戏，自然少不了这里的老少爷们儿们粉墨登场。此外，还有一个专门负责召集群众演员的中年妇女，被人戏称：“人贩子。”她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你昨晚交代她第二天清晨拉来一支80人的娘子军，果然，北京师范大学三个班的女生就会齐刷刷地在第二天黎明出现在导演的窗下；你再让她两小时内组成的一支近30人的残兵败将之旅，90分钟内剧组周围就会出现相貌呈歪瓜裂枣状的人群。
我试图接近其中一个临时演员，但他慌张地躲避了，我更加好奇，又寻找第二个，那是一个北师大的学生，他紧张地悄声说：“别让她(人贩子)看见，她不许我们与任何人接触，更不让谈具体情况，否则，再没有机会来挣钱。”我保证不泄漏秘密，在隐蔽处，他回答了我的提问。我再找副导演了解方知：人贩子从中赚了大笔钱，剧组按每人10元支付给人贩子，可群众演员实际只拿6元。当然剧组还须另付酬金给人贩子。
由于人贩子成功地独家垄断了群众演员的市场，因此，每个剧组只要找她才能迎刃而解；而每一个想挣些外快的人就只好依照其规则俯首帖耳听从调遣。那个学生即将毕业了，今后当群众演员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所以顾虑少些。
拍摄了数天后，我渐渐地对《血染寡妇亭》里的武打动作感到了厌倦。张卫先生只是一味地“咔！咔！”这么急促、有节奏地叫喊，动作基本是千篇一律。我从内心对张卫颇有敬意，但对他的武打设计却实在是不敢恭维。(也许，他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早期作品，也会有同感。)
我这种看法不敢对剧组人，尤其是平哥和宝贵讲，他们肯定不会允许我的异端邪说。但我发现有一个人，能够唤起他的共鸣。好几次，我发现他隐藏在远远的边缘冷眼旁观，当某人说了句令人啼笑皆非的话或做出荒诞不经的事后，他的脸上就浮现出蔑视的浅笑，然后转身离去。张卫正如鱼得水地乱打时，我听见他鼻孔里轻轻地“哼”了一声，正要离开时，我拦住了他：“你认为他的武打不好？”他惊异地看我一眼，我连忙首先表态：“我认为没劲。”他没再犹豫，简捷地说了两个字：“胡闹！”
从此，我们再见面时开始打招呼。他是本剧的美术师，叫宋振山。他曾搞过多部影片的美术，尽管他只有30岁出头。《血染寡妇亭》的室内景致由他设计图纸和监制，现场由另一位美工宋军担当。他不用经常出现在拍摄现场，所以见面并不容易。
他使我不仅对这部影片有了宏观的了解，而且还帮助我明白了北影厂乃至电影界方方面面的事情，甚至缩短了我对于中国电影的认识过程。如果说苗主任只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让我窥见了北影厂铁幕后的一角的话，那么，宋振山则为我打开了北影厂的整个铁幕。
他可以说是一本《血染寡妇亭》的百科全书，能详尽、简明、客观、准确地表达我的所有提问，并且还常常是图文并茂。专业上，他有丰富的电影美学知识，生活中，他能对人和事有着清醒的判断和洞察力。虽然，他对《血染寡妇亭》不屑一顾，但在工作中则是认真、尽职的。在这部影片面前，他没有自豪感，他说自己在合伙地糟蹋艺术，尽管这种糟蹋的结果居然能使影片和创造者们都大赚不少的钱。
我要感激的另一个宋先生，就是宋军。小宋年纪二十多，但显得比同龄人要沉稳。当然，他具有当时年轻人特有的“附件”，腰间挎着BP机，嘴里除了嚼着韩国或巴拿马的口香糖就叼着“肯特”或“万宝路”香烟；一双“耐克”鞋脚下生风地来去匆匆。
宋军是子承父业，其父是《成吉思汗》、《垂帘听政》和《马可·波罗》等影视剧的美术师，毕业于工艺美术学院后，分配在北影厂，至今也先后拍摄了几部影视剧并且还在《五台山传奇》里客串过一个新郎官。宋军很健谈，我们一见如故。如果说宋振山为我提供了有关电影和北影厂的主干的话，那么，宋军则为了我丰满了它的枝叶。最让我满意的是，我能就当时发生的事随时请教他。
与宋振山不同，宋军居然认为《血染寡妇亭》是一部很好的影片。我不解，他回答：故事性很强。宋军说他最喜欢读的书就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但不喜欢那群招摇过市的武打演员。
此话不假。被胡宝贵所推崇、被老杨所照顾的那些武打演员大约20岁左右。来自不同的角落，参差不齐。除赵钢算是出类拔萃的外，另一个叫志国的也异常活跃。他对女孩子和张卫都付出同等的谄媚，沙哑的嗓子总去抢接别人的话茬儿。既不幽默更没水平，尽管明显的口吃一次次使他力不从心，但这丝毫没有使他强烈的近乎病态的表现欲有所收敛。在陌生的参观者面前，他总要旁若无人地装做练功的架势，有板有眼、一丝不苟。没有人观望时，就会随着动作有节奏地高声大喊“哈！哈！”直到人们转过脸为止。
因为和胡宝贵一样，他不是专业演员，打一次短工后，寄望于能有第二次。因此，他拼命地讨好张卫，“张老师”长“张老师”短地曲不离口。吃饭时，他负责给张老师领；喝酒时，他抢过来给张老师斟。闹得张老师很不自在。赵钢在和他伺候张老师的隐性较量中屡战屡北，赵钢只好从高难动作上寻求突破口。志国徒有一身好武艺，只可惜总含恨屈居第二或第三。
拍摄接近了尾声，一些演员陆续退去；武打演员赵钢、志国等纷纷另觅高枝；胡宝贵也正式转移到台湾《康熙皇帝》剧组；老阎出去买道具的次数异乎寻常地频繁起来；小卉“实习”完毕痛苦地和林主任等人挥泪告别；“吴妈”不再苛求老杨发饭时的亏损；老杨也适当地放宽了优惠政策，依然按照人口最兴旺的时期运送盒饭；黑大爷加大了巡视的密度；道具丢失率继续扶摇直上。
几天后，发我660元补助(以每天30元计算，共计22天)，这是我挣的影视圈第一笔钱。随即我也就中止了在《血染寡妇亭》的工作。那天夜晚，正在大观园拍戏，平哥平淡地转告林主任的指示：特技已经没有活儿了，其他人也在陆续撤退，明天你也就歇歇吧。
我点头。其实，我们特技工作早就完结了。我一直是被老阎和平哥双重领导着。平哥的冷漠我毫不意外，早在我与黄国强接近那天就对我彻底地失望了，他自然不会“下次还想着我”，我也不希罕他的恩赐。(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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