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姊弟四人与张慕群母子三人难得聚在一起，后排左一为张慕群。(98年刘杰摄) 第二章
江湖开始于“寡妇亭”
进入影视圈出于偶然。1990年，在毅然告别铁饭碗而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意外地闯进
其中。
经过二十天的“打工”体验，完成一篇两万余字的日记。电影界，曾经很神秘和高不可攀，对此充满遐想和憧憬。但当你看到中国真实的一群电影人后，才发现我们之所以对他们充满好奇或景仰，则完全是喜欢把银幕上的艺术面具与他们生活中的真我强行地粘接。
连续发表几篇文章，便激活了用文字表达内心感受的途径，当然，顺便也变成了谋生的手段。同时踏进两个陌生领域，从我这样的起点看似乎不太现实。然而，我还是分别跨了进来！
“舞文弄墨”这潜藏多年的梦想，在人生山穷水尽之际开始柳暗花明了。
幕后“跑龙套”
张慕群是我童年时对门的小伙伴，我们的交情甚至可以追溯到祖父辈。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曾与众多小伙伴交恶，惟独没有与慕群红过脸。后来，我家离开安成胡同。再从农村回来也没有联系。如今，她的儿子都已经上小学了。
回到北京，在一家工厂工作的日子里，我们一直没有联系。1990年6月离开工厂后，慕群出现了。她说：“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想办法！”
第二天，我按照她约定的时间给她打电话时，她的回答让我惊喜万分：“你想去拍电影的摄制组吗？先挣点儿钱再说。”
第三天上午，我在六铺炕附近等她。她病了，一脸疲惫、精神恍惚，昨夜没能入睡，故没有开车。本来她想继续打车去见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的老朋友，但见我推着自行车，只好让我骑车带她，终于拜见到她的老朋友徐先生。
徐先生看在慕群的份上，当即答应让我去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剧组去打工。
两天后，我以一个打工者身份迈进北京电影制片厂大门。
1990年，中国电影的制作费用尚处在国家拨款的末期，而这时强调“票房”的声音则开始音量放大。我生活的弧线，恰恰是在这个时候与中国电影界开始相切的。
早晨7时半，厂大院内腹地的3号摄影棚。
安静、黑暗的摄影棚里，走出一个四十余岁的郊区妇女，她是看门员。打开沉重的铁门，她迅速地合闸，高大的摄影棚内立即一片辉煌，抽烟换气机发出轻微的轰鸣。
我好奇地环顾这个足有三层楼高的大房间，从外观和内部上分类，它都和我所熟悉的厂房没有二样。只是它内部进行了加工，几乎都搭上了木架。1.5米的底座下边，更像一个地下室。许多摄影灯和电线盘根错节地搅缠在一起，似乎是醉倒了的巨大集成块。基座上大约在一层半楼高的位置上，竖立一周多层的木墙。无房顶，只是花架，架上摆放着无数盏摄影灯并都标有明显的数字号码。再往上就是金属铁架天桥，天桥上照例是并列着无数盏摄影灯，
此外，还有许多可升降的钢丝搅盘。木墙外，木框、大小不齐的钉子毫无遮拦地尽情展示，而内侧则要么是灰墙、要么是白壁，如果不看它的背面，你绝对想不到这是摄影棚，误以为就是真正的房间。
几分钟后，服装员推着一箱衣服出现。紧跟着摄影人员拉来摄影器材，手忙脚乱、一声不响地开始装卸。又进来几个吵吵嚷嚷的光头小伙子，他们不由分说地拿起清兵服就穿。这就是银幕上我们常见到的演员！
十分钟后，大队人马开始涌入，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英俊俏丽或呆头傻脑的、洋里洋气或土里土气的，七八十人全部倾泻进来。我一眼瞥见了夹杂其中的制片主任林闽江。
“林主任！”我亲切地叫道，跑了过去。“来了。”他朝我礼貌地一笑：“你找大平就成了。”没有第二轮对白，他径直地迈向木台阶。
几天前，我拿着“合拍公司”一个朋友的条子来见他时，他流露出一脸的无奈。因为他无法在剧组里给我安排恰当的工作。但他又不能驳回这个对他今后拍摄工作有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制片部徐副主任的面子。
正当他为我这个不速之客左右为难之际，迎面走出一个光秃头的健壮中年人，清兵衣服外套一件蓝色摄影背心，各个口袋撑得鼓鼓囊囊。他与林主任打招呼时，明亮、狡黠的眼睛扫了我一眼。林主任恍然大悟般地顺手就把我介绍给了这位：“对，你就跟大平一起干吧！大平，小陈就交给你了。”
大平爽快地收容了我。
平哥大摇大摆地进来了，身后紧随一个衣装不整又肮脏的汉子，与平哥相同的是也套一件鼓鼓囊囊的摄影背心。他极为虔诚地叫道“平哥！”平哥给我们互相介绍：“这是胡宝贵，今后咱们一块干。论年纪宝贵小，可……”我忙接过话：“论工作我拜宝贵为师。”
宝贵眯眼一笑：“别，都在外面混饭吃，客气了您。”
宝贵时值27岁，过去曾干过杀猪、运煤和装卸，后实在不想再干活累钱却少的苦力，才停薪留职跑到摄制组谋生。我们有着放弃“铁饭碗”的近似命运和追求，我感到有一种亲切感。
平哥私下对我说：“宝贵儿实诚、能干，我发现了他后，每每拍戏就叫着他。”我听得出平哥这席话的弦外之音，我当然指望日后能得到他的提拔，但我凭直觉感到，他不会帮助我的。就这样，我开始了幕后跑龙套的工作。当时并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工作，为我今后摇身变为“幕后新闻”报道者，提供了最初的实验场地。
第一件工作是在基座架下拆卸三根大铁棍及连结它们的锁链。这是为跳高演员设计的钢丝绳底托。拆除深埋在地里一尺余的直径约二寸的铁棍，对我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事。任我怎么摇撼，铁棍始终岿然不动。手心磨破甚至渗出了血，也是无济于事。我一筹莫展地蹲在这黑暗的“地下室”，哀叹：“第一天、第一件事就如此难办，往后可怎么熬？！”头顶上的木板有许多人在来回走动和蹦跳，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他们可知道脚下有一根坚如磐石的铁棍正把一个人逼入绝望的死角？
“还没干完呢？”胡宝贵传来不耐烦的催问。我担心他怀疑我在偷懒，可我又没法自圆其说。他索性钻了进来，看到我那拙笨的样子，他不屑地命令：“用锤子先砸两下不就结了。”
遵嘱，果然一锤奏效，仅几分钟，三根铁棍顺利取出。这是我进入新角色后的第一篇作业。
“还干什么呢？”未等脉搏恢复正常速度，我便急切地向平哥请缨。
“没事了。”平哥暂时间断一下与女人们的调侃，忙里偷闲地回答我。
后来，我才渐渐地发现，自从平哥有了宝贵就很少亲自出马了，如今又加上一个我，他干脆就脱了产。做完手中的活，我凑到拍摄现场，好奇地观看。
耀眼的灯光从四面八方投射到这个室内景，这是藏经堂，中间是佛像，两面是香炉和各三排摆放着线装书的书架，深蓝色和杏黄色的布幔与经幡低垂在红柱白墙之间，充满了宗教神秘色彩。
两架摄影机角度不同地拍摄，掌机人各配备一个手持皮尺者，我认出有两个是进场时三人推两箱的那伙人。持尺者一丝不苟地在演员和镜头之间反复丈量，然后又掏出测光器认真端详，嘴里喊道：“6号灯再抬一抬。”或“4号灯朝后推推。”照明工人立即就得上蹿下跳地摆弄灯位，他们往往要频频爬上犹如秋千般荡漾的木板墙去矫正光线，忙碌且危险。折腾得差不多时，他们从上边对测光者诡秘地送下一句：“刘宁，你丫有大爷吗？”
刘宁细小的眼睛一眯，露出坏笑，不顾给伯父横遭的耻辱，仍然继续指挥不停，很久才恋恋不舍地走回摄影机旁。于是，一个手持喇叭、显得有些急躁的女孩子尖厉地叫一声：“好了，好啦，开始吧。”
两个女场记从小木箱上欠起身，举一面写满数字的小木板在镜头前亮一次相。小喇叭又厉声叫喊起来：“预备——开始！”“停，停！”一个胖胖的道具员突然横冲过去，用熊掌般的大手一伸：“穿帮了，穿帮了！”他奔向一个清兵演员面前，用手把那个演员的长发塞进斗笠般的大帽子里，化装员忙跑过去，为其重新梳理一番头部，退下。
小喇叭正欲开口，刘宁先挥挥手，他们俩人再次丈量距离，皮尺交织在一起后又散开。最后，照明工人又从上边问询一遍刘宁的伯父是否健在。终于，小喇叭用压过一切人的音量制止了喧哗：“快点儿！快，预备——开始！”
前后大约40分钟，我竟连一个完整的镜头也没看完，因为这时平哥上来找我，给我引见一个矮个子、秃顶、大眼睛的中年人：“这是张老师，张卫老师。”张先生友好地朝我点点头，然后就对我们交代工作任务：把好端端的几排书架全部大卸八块，并且要尽快完成破坏任务。
我先忙去摄影棚外找宝贵，他早斜倚在墙角，沐浴着秋日温暖的阳光，在香甜地呼呼大睡。唤醒沉睡的宝贵，我又马不停蹄地找钢锯、透明胶布、订书器和订书钉。宝贵身手不凡，几下就锯倒一片，我由衷地佩服他，明白了能令平哥青睐不无道理。让他歇会儿，我来锯，不料，第一下钢锯就卡在木缝中动弹不得，第二下，咔嗤一声，锯片断裂。我傻了，宝贵气恼地抢过钢锯，迅速地又换上新锯片。“慢点儿。”我点头称是，但力不从心又卡住了。
平哥安慰道：“别急，一个电影跟下来，你就全会了。”
宝贵睡则酣睡，干则能干，好端端的六排书架顷刻间四分五裂，我能干的就是再用胶布和订书钉把它们勉强拼接起来，当演员用假刀劈斩时，书架不能露出被拆卸的痕迹。
宝贵又声称去吸烟，我再次凑近木台阶。
百十来号人，我一时难以分辨其身份和工作性质，只好默默地观察。除了导演、摄影、照明、场记外，其他人员不必时时守候在现场，只有当叫道：“道具！”或者“化装！”时，那些各司其职的人员会豹一般从角落里蹿出来。往来流动的人往往是无关人员，比如来找人的、电视台的采访记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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