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小寒
“今年是‘真唱运动’的三周年，但是这个运动目前已搞不下去了，因为我们已经成功了！希望‘假唱’能够尽快受法律条例所约束，希望我们这些真正的音乐人，有一个更良好的演唱和创作环境……”今年的8月6日，崔健在‘真唱运动’的三周年的纪念演出上的一番话，简短而令人振奋。三年前，崔健在CD CAFE酒吧扯起一匹红布签名，发起真唱运动的
时候，可能想不到2005年在中国文化部最近修订的《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中假唱被明文禁止。《条例》明确指出，以假唱欺骗观众的，为演员假唱提供条件的，将被公之于众；演出举办单位、文艺表演团体在两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营业性演出许可证；个体演员在两年内再次被公布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不得不说，正是像崔健这样一批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艺术家的呼吁和努力，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这个条例的尽快出台，而真唱运动的成功，也让崔健坚定了信心：来自民间的力量也是可以改变环境的，不管你的力量是强大还是弱小，你都要有自己最起码的话语权，就像他的朋友给他的鼓励那样：“呐喊永远是有用的。”
如果说真唱运动的胜利是阵地战的胜利，那么重返舞台开个唱，则是他的一个持久战。在三年前想不到真唱运动胜利的崔健，这12年来哪有一天没有想过自己能重新站在舞台上唱主角？12年后，崔健说自己遇到了一个好天气，人们正逐渐意识到先锋艺术家的艺术行为正是一个社会开放进步的标志，崔健以一个自由艺术家的身份又将站在首体的舞台上。9月24日崔健个人演唱会的名字叫《阳光下的梦》，他说这个名字很美好，但依旧是拧巴的。这就是崔健在好天气下的倔脾气，即便是胜利了，他也拒绝用颓废的方式交换成功的结局。一直以来，崔健都在怀疑中前进并呐喊，凭着艺术家的直觉和勇气。
真唱运动成功的意义来自于民间的希望
2002年你发起真唱运动是出于一种怎样的想法，这三年来取得了哪些成效？
真唱运动是直指人心的，是用自己的行动表明态度，谁都知道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块红布上没有任何的法律效益，重要的是你心理上有了一个原则。真唱运动针对的是假唱的组织者和制作者，这几年，我们搞了一些摇滚的义演活动，好多新晋的年轻乐队与我们一起演出，他们真正的才华被大牌的唱片公司忽视了，很多人认为在电视上看不到的人就是没才华的人，这是不对的，甚至说正好相反，越是在电视上看到的人，越是包装得好，恰恰在比较客观的环境里面，越有才华的人曝光率越低，地下的音乐家愿意走到地上，面对更多的观众。真唱运动给真正的音乐家展示才华的机会，而且真唱运动的所有活动都得到了商家的支持，义演不收门票，但付给音乐家钱，音乐家的努力需要回报，需要被承认。
其实真唱运动这三年来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是一种艺术家自发的行为，不具备法律意义。那么你觉得它的实际意义在哪里？
真唱运动胜利以后，我收到一些朋友鼓励我祝贺我的信息，让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条是这样写的：呐喊永远是有用的。
真唱运动成功的意义，在于来自于民间的希望，而不是偏要通过政府官员、政府部门或一些组织，才能够体现出这种呐喊权或者话语权。这是一个最基本最起码的呐喊的一种权利，只要你有这个资源，哪怕你是一个平民，即使你的资源可能小一点，当你发出呼声的时候，肯定会有掌握资源的人或部门对你产生关注，事情有可能产生质的变化。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中所规定的和你原来所设想的是一样的吗?
条例比我想像中的要更具体一些。因为立法是一个专业性的东西，它的语汇肯定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而我们所能想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要立法！但是法要具体怎么立，违规了究竟要怎么惩罚，这都不是我们所能想的。但是我们觉得，最起码的一点是，管理条例在相对一段时间内是法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一些要求和想法。
你觉得《条例》出台后，假唱会很快消失吗？还需要做哪些努力？
真唱运动证明，能够使现有的文化机制人性化，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不好的环境是可以改变的。在以后音乐行业的竞争过程中会产生对规则清晰化的要求，不能采取垄断性的竞争或者不公平的竞争。到时候人们就会发现哪怕现场演出的人不如拿伴奏带的人也是更有价值的，应该得到更多的尊重。不要因为现状不好，就可以成为停止发展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因为现状不好，所以我们更要去发展去完善，给那些热爱音乐的人完善电视现场演出的一个机会，情况会逐渐好起来的。
我们不是社会活动家，这个运动是我的自卫行为
真唱运动三周年纪念演出上，你说真唱运动胜利了，是不是也意味着你不再举办真唱运动的各种演出了？
真唱运动是媒体和我们共同发出的呐喊，它实质上并不是一个演出活动。从演出形式上来说，它在某些手续上是不完善的，所以说，如果我们真正要做一些文艺性、商业性演出的话，就需要走另外一种渠道。
真唱运动这三年的过程中，实际上是一种游说，是一个号召媒体的过程，而并不是一个号召听众去参与具体音乐活动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会逐渐改变真唱运动本身的宗旨。实际上，我们并不是社会活动家，我们是音乐家，如果我们总是说这个说那个，而拿不出真活儿来的话，时间长了，大家会感到失望。我更希望北京每年夏天都会有若干音乐活动或音乐节，我觉得真唱运动可以变成另外一种形式，比如说现场音乐节，我们所期待的形式是：现场、现场、再现场！一种没有任何伴奏带的形式。
你做真唱运动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其实不是社会活动家，做这个运动是我的自卫行为。但是我觉得，事实上你恰恰承担了这样一个角色。
我觉得不只需要一个人，社会需要一群这样的人来做事。我觉得这个社会有良知的人大有所在。真唱运动之所以三年能够成功，我想更多的原因是很多有良知的人在不断地努力，而不只是靠一个简单的运动，或者是某个人的呼吁和呐喊就能够解决的。这种开始必须是从一点一滴做起，当有人做出一点成绩的时候，人们会真正乐观起来，我想受鼓励的并不仅仅只是他们，而是更多有良知的人，这种力量一旦被调动起来就会势不可挡。也许现在还只是异军突起，没有形成真正的潮流。
你还会为盗版等其他有损于音乐行业发展的现象做出自己的呐喊和努力吗？就像真唱运动一样。
我当然愿意去做，而且我现在已经在做了。现在行业内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矛盾，目前唱片领域和影视领域里出现的问题太多了，比如说盗版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迟迟得不到解决，我想恐怕是因为有很多人认为，自由发展财富的人，比起自由发展思想的人，要更可靠一点，他们认为自由发展思想的人是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而自由发展财富的人还能给国家多上点税呢！其实他们没有意识到，艺术家的利益受到保护和国家利益是成正比的，所以他们宁可制约自由思想者，然后再制约自由致富者。盗版依然还是这么猖狂地存在，法律在盗版面前依然显得如此软弱，我想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不是光能靠呐喊就能解决的事情，而需要一个综合的考虑。人们必须把真正的眼光，从对财富的关注转移到对思想的关注，当这变成一个社会风气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艺术家的意义，思想者的意义。
拒绝用颓废的方式交换成功的结局
真唱运动的成功会不会在侧面上对你的个唱有比较大的帮助？
也许在商业上会有间接的影响，但是这两个活动的出发点没有什么直接联系。不要总在动机上怀疑一个人做事的态度和出发点。做真唱运动完全是一个自觉的行为，我就想通过真唱运动要让人们看到，摇滚不是堕落，而是一种向上，坚持真实是一种生活态度，为假唱颂歌的人往往才是欺人的。至于演唱会，我想开音乐会是音乐家的生活方式。要是长时间不做演出的话，我在生理上就会有一些不正常的感觉。现在我们遇上了一个好天气，不但是自然气候意义的好天气，更是政治性的一种好天气。
时隔12年之后，你将在首体再度举办个人演唱会。在9月24日的个唱里，你更愿意让观众看到的是以前的崔健，还是创新以后的崔健？
就我个人意愿而言，我希望演出一些新的东西，演出一些以前没有演过的曲目。而对于观众来说，他们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听过我的演唱了，观众希望听到他们熟悉的，最能够代表我的作品。
12年前，可能血气方刚的你情绪性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12年之后，可能你收敛了很多，不会像以前那么膨胀？
如果你把自身的理性和感性进行对话的话，恐怕感性会对理性说，你别那么沉稳，你直接一点。而理性可能对感性说，你别那么小家子气，在小事上较劲，你应该想得远一点。我想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你肯定会选择理性，选择更大的平衡的支撑点，这个平衡点可能会摆动得很慢，但是它的幅度会很大。也许有人说我的激情不再，我觉得恰恰相反，理性的激情一旦爆发起来，比感性的激情更有力量。
这次演唱会之后，还会不会再办演唱会？会不会出现12年才批下来这种情况，以后会不会进入一个正常的轨道？
我希望是这样，但我不希望这种代价是要我们进行自我的管制，然后去换取一些表演的机会。也许十几年以前，我们在舞台上做出了一些让有些人不太接受的举动，说过一些让有些人接受不了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这种演出越多，越不利于安定团结。而目前来说，好的气候会增加能见度，他们会更清楚地发现，艺术家的成功是与社会的开放、社会的发展成正比的。
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是不可能不存在问题的，积极的艺术家才会真正提出一些质问，这种艺术家的出现才真正标志着一个社会在发展在进步。人们会发现，只有这样的艺术家成功了，才是真正的社会成功，这是一个双赢的标志。但是，要逐渐地、经过全方位的考证，光是一小部分群体有这样的言论不够。真唱运动，以及我们一直在坚持的自由创作过程中，本身就坚持住了一些理想，本身就拒绝用颓废的方式交换成功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