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30年:陈凯歌张元讲述影响
他们眼中的新电影
台湾新电影运动（电影人口中的新浪潮），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的名字光芒闪耀。我们走访了多位大陆和台湾导演，他们在回忆那个年代时，一个个都变得深情起来。但他们又异口同声地否认了那个年代电影的“可复制性”。美好的东西却不能继承，又是为什么？
采写_本刊记者 刘倩
陈凯歌(微博)
我觉得侯孝贤开头那几部拍得很好，《童年往事》和《风柜来的人》我都很喜欢，到了《悲情城市》的时候，侯孝贤的大师范儿就出来了，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真的对台湾人伤害太大了，他能够把这些事表达出来，多不容易。我的创作还真没有受台湾新浪潮的影响，我们的路数不一样，整个文化和环境不一样，他们的那个劲儿我学不来，他们是“民国”的人啊，我们是共和国的人，能一样么？我会继续拍摄青春活力四射的电影。
肖央
关于台湾“新”电影，现在说起来其实也不算新了，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杨德昌、侯孝贤，都是老师们备加推崇的大师，但说实话，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并不爱他们的电影。不怕丢人地说，第一次看《悲情城市》，中间睡着了。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现在的魏德圣(微博)、钮承泽(微博)。从《海角七号》到《艋舺》，再到《赛德克·巴莱》，台湾电影越来越考虑到普通观众的感受了，这也是他们复兴的原因吧。
张元(微博)
台湾新浪潮对我的影响太大了，侯孝贤和杨德昌是我的偶像啊，他们几乎所有的电影我都看过，不仅是看过，还看多遍。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我是从头到尾含着眼泪看完的，杨德昌既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他在台北电影节的时候邀请我去做评委，他在金马奖做主持的时候邀请我去做主要评委，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也有人说台湾新电影把台湾的市场给搞没了，也正是因为这种坚持，看到了这种作为华语电影、作为伟大作者的希望，他们有自己完成的语言方式，形成了杨德昌式、侯孝贤式电影语言，如果说这种语言有问题的话，不是杨德昌、侯孝贤有问题，而是后来去学习他们拍片方式的那些人有问题，学得不好，中国文化这种从众心理特别可怕，你想怎么可能呢，杨德昌有一个就够了，侯孝贤有一个也就够了，其他人应该去拍别的样式。
蔡岳勋(微博)
台湾电影新浪潮，是台湾电影很好的一个传统，是一种华语片的格局，但是这个格局的受众很小，所以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评判它，是从艺术性还是市场性。从艺术性上来说，我当然很尊重台湾电影的这些大师，从市场上来说，我现在做电影，要做的是一个华语电影大格局的融合，台湾电影要走出台湾，我未来会一直做商业片。
严浩
我没听说过身边有导演说自己受台湾新电影影响的，我自己本身是不大看得上台湾电影的，所以创作上无从谈影响。
林育贤我觉得生长在台湾的拍片的人，很少能不受侯孝贤和杨德昌的影响，真的就是看他们的片子长大的，到自己拍片的时候，也会想要拍什么样的片子，什么样的片子是适合台湾的，台湾新浪潮的影子肯定潜移默化地存在于你的脑海中，抹不去的。我拍《翻滚吧！阿信》，一直在想的问题是怎么把故事讲好，更多是从这个方向考虑，剧本就改过几十遍。
九把刀(微博)杨德昌我只看过他的一部片子，叫《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高中的时候看的，那时候第一印象是：哇，这个片子好长。第二感觉是：这是讲爸爸那个年代的事情。不过我还是被震撼到了，现在我还记得片子里有一个场景：一个小孩在地里，唱着很好听的歌。但我没有继续追下去看杨德昌导演其他片子的欲望。等到我自己拍《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的时候，我倒没有想起我要拍向杨德昌、侯孝贤致敬的那类电影，这种类型不是我的时空，也不是我最喜欢的，我就算怎么样去学，也拍不出来。我觉得杨德昌、侯孝贤的电影，只是电影的一种可能性，也不是台湾电影的标准，更不是在跟好莱坞对抗。反而在我拍片的时候影响我最多的是《不能说秘密》、《运转手之恋》这样的台湾新的电影，《运转手之恋》我足足看了20遍，那会儿我刚开始写小说，对白都深深地被这个片子影响。反正我不会为了去学台湾新浪潮的形式而去拍片啦，可能很多人会觉得那种的片子也容易拿奖，但我不会为了拿奖而去拍片子。
王小帅
杨德昌在台湾电影同行中的地位，我觉得是不可撼动的，是最高级别的，应该说侯孝贤获得的国际声誉也是最高级别的，那么他的电影从某种程度上也是非常好的，可是我认为杨德昌的电影可持续性更长。就是孝贤的电影呢，孝贤是讲亲情的，讲本土的讲感情的，当然它那个意境还有整个气势也很好。当然杨德昌呢我认为他是理性的，他偏理性，他的理性是有构建的，因此杨德昌可以退回来，有可能这个片子不是把自己放进去，他退出来，可以用一种科学的办法来对待一部影片，那么它是可持续的。所以他的电影呢，一旦恢复那个状态，稳定性会更高。现在关注台湾的电影，就是热闹之中的关注，《艋舺》看了一下，为什么看《艋舺》呢，因为导演钮承泽是侯孝贤《风柜来的人》的那个男主角，所以对他是抱有好奇的。
杨树鹏(微博)
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他们这三个旗帜，我觉得对电影来说都很重要，他们使得台湾电影走上国际舞台。但同时也因为这个新电影，让台湾电影产生了某种茫然感。就是大家都在新电影面前有点无所适从，不知道是好呢，还是不好？刚好这个时候好莱坞电影又大举侵犯。所以，我觉得可能台湾电影是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种困境比较接近。
魏德圣
杨德昌导演跟侯孝贤导演，他们毕竟也创造了一个时代嘛，创造了1980年之后台湾电影最美好的时代。然后那个年代有那个事，就是你看，全世界每一个新电影运动的产生基底都是在一般观众，反映一般观众的思考，反映一般观众的一些矛盾，反映一般观众得到的一些生活的感动，或者什么元素在里面。他们那个时候的创作，因为他们算是在战后婴儿潮里面出生的那一代嘛，所以他们的生活背景，让他们拍出来的东西很容易感动同属那一批的观众，跟他们同样年代的那个观众群。哪像我们，经过了这20年的淘洗之后，重新站到舞台前方的这些导演，其实我们也有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也想要做一些，觉得对我们来讲是有感动的，有感觉的东西，而不是跟他们一样，因为我们所处的年代不一样，所遭遇的文化熏陶不一样，所面对的那个国际的冲击也不一样，世界文化的冲击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会有层不同的思维在电影里面，不同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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