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电影30年：新电影运动的成与败
影片比较
用长镜头拉出了大师与“闷片”
一部电影不可能完美无缺，就像一场运动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宝贵的黄金时代和美好瞬间。回忆起台湾新电影，即便小野等人还是会老泪纵横，然而，历史是残酷无情的，新电影在短暂的几年时间内集合了一大批热爱电影的年轻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然后迅速宣告失败。这些人试图通过电影去改变什么—改变时代或者改变台湾新电影本身，岂不知，起起落落，天底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文_木卫二
题材
成 台湾新电影的故事大多集中于青春故事、成长题材，关注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我觉醒，这批电影同时还聚焦于家庭题材，大力表现城市化的进程，同时触及了几代人的历史回忆。简单来说，新电影是在写一些活生生的、真实的人，它对眼前的台湾社会保持一种清醒的关注，有平易近人的通俗剧，也有艺术加工处理后的经典佳作。许多作者还提出了犀利的看法，感动并警醒着世人。
败 如果一定要说新电影在题材上有什么不利的话，大概它们的题材看起来往往不怎么卖座，至少在故事性上，新电影确实不属于好莱坞电影工业流水线上的那一类。然而，以台湾的家庭作坊环境来看，新电影的出现未必不是一件幸事。
风格
成 台湾新电影的风格以侯孝贤的长镜头最具成就，许多人谈论起《风柜来的人》，他们都表示立马被惊到，惊呼着划时代的、另一种电影的出现。即便杨德昌的叙事功力同样见长，然而在西方人看来，他的镜头的确不如侯孝贤那样具有东方的神韵，不够具有吸引力，不够特色。更何况，杨德昌的电影是一部比一部拍得好，直到后来的几部作品，他才完成了大成之作。
败 无论侯孝贤还是杨德昌，他们的风格都是值得褒奖的，可惜这些电影终归是属于少数人的电影，是需要一定鉴赏和鉴别能力的电影。在普通观众那里，他们会直观地以“闷片”来评价。
班底
成 台湾新电影培养了一大批固定的技术班底，从编剧的吴念真、朱天文到摄影的陈坤(微博)厚、李屏宾，从剪辑的廖庆松到声音的杜笃之……就连充当演员的钮承泽(微博)等人，这些人的名字到现在都是大名鼎鼎，一直改变并影响着今天的台湾电影。以台湾的电影环境，能出现这么一大批奉献自己青春、热爱事业的电影人，这也是新电影的一大功劳。
败 新电影的不利之处也在于它采用了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这也导致后来台湾电影工业进入困境，新人难以进入圈内，后来技术人员断层严重，无以为继。
影响
成 三十年后，台湾新电影运动成为台湾电影史上最无法磨灭的一段记忆，同时在书写华语电影史的时候，它也无法避开，值得大书特写。台湾新电影运动推出了一群在国际影坛上都有知名度的导演，像杨德昌、侯孝贤等，它还留下了众多经典的华语电影，像《恐怖分子》和《童年往事》。新电影对内具有积极的启蒙影响，电影先于文学和音乐完成了蜕变。它用不一样的电影题材来吸引观众，电影语言也跟过去全然不同。对外，它代表了华语电影的高水平，令台湾再次获得了电影领域的国际关注度。
败 与此同时，从台湾新电影开始，外界一直对它有负面评价，这种声音发展到后面就是台湾新电影害死了台湾电影，许多新人开始模仿前辈的电影风格，并且最终走入了死胡同。
台湾新电影关键词
宣言
作为一场电影运动，台湾新电影的人马在1987年起草并发布了《台湾电影宣言》。这个宣言的一大特点就是当众人竭尽全力，发出与外界作战的声音，呼吁拍摄并支持另外一种电影后，整个台湾新电影运动也宣告结束，杨德昌和侯孝贤的制作理念更是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决裂，不再有之前的亲密合作。从这个角度来看，任何一场运动都避免不了失败，只不过，台湾新电影出现了一种比较戏剧化的结局—它想要开始的地方，正是它结束的地方。
国际
众所周知，台湾新电影的出现不仅有里里外外的合力推动，同时它和大陆的第五代导演、香港电影新浪潮产生了神奇的呼应。这也说明，华语电影的新浪潮并非孤立存在，它们有着神奇的影响关联。当大陆政治局势发生巨大变化，这也让两岸关系得以正常化，包括电影产业在内的很多领域都会受到冲击影响。比较可惜的是台湾新电影始终落后大陆一步才登上国际舞台，像《海滩的一天》错失戛纳，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和《童年往事》也是平平淡淡，一直到1986年，《恐怖分子》和《恋恋风尘》才进军英法，算是真正打开了欧洲的局面。
观众
即便现在台湾的观众已经很少有人记得杨德昌，甚至提起台湾新电影，他们会觉得那是一个早已腐朽的名词。可以说，台湾新电影赢得了一部分的支持，同时于更多的人还是存在着误解。然而，新电影成功唤醒了更多人的记忆，并且呈现了一段变化中的时光。我们庆幸，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是那些打打杀杀的爆米花片，新电影的经典佳作才是后来者学习和模仿的对象。
票房
除了早期《光阴的故事》、《儿子的大玩偶》和《小毕的故事》等影片，多数台湾新电影是不大卖座的，或者说在票房上遭遇了失败，其中以《青梅竹马》的失败案例最为典型，影片令杨德昌和侯孝贤都遭遇重大打击。正因如此，在惟票房论的舆论环境下，新电影被等同票房毒药。然而，从没有一场电影运动是以票房成绩来考量的，许多电影大师的艺术成就也不在于他们拿得多少票房。
一直到1989年的《悲情城市》，侯孝贤才真正拿到了票房。而对杨德昌来说，他从未真正收获过飘红的票房。
产量
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电影一直维持着高产量，每年能出产一百多部电影，一直到1985年、1986年，台湾电影的产量依然令人乐观。这似乎也可以说明，在新电影最为蓬勃的那几年，台湾电影业还处在一个积极向上的势头里，然而，当新电影宣告失利后，台湾电影的产量逐年下降，观众也丧失了对台湾电影的信任度，一边倒地支持港片以及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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