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友专稿解读为人为文:莫言大哥获奖前后

2012年12月10日10:09  北京青年报
莫言为《文学报》题词(左手书写),右为作者王久辛 莫言为《文学报》题词(左手书写),右为作者王久辛

  为人 谦和热心的兄长

  莫言[微博]获奖后,每天手机一开就飞进约500条短信。我想,我以后绝不会再打扰他了,他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写作上。

  莫言的为人为文如非要有一评语的话:作品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来;人品是师长风范、无微不至。当然若想得到他的关照,首先你得了解他,理解他,并要得到他的信赖才行。

  我与他的交往并不频繁,更不刻意。我们是在平常的交往中得到的情义和友谊,然而却印象深刻。在我与莫言的交往中,几乎我每次都是给他添麻烦,每次都是他让我欢喜而归。他的谦逊与和善,尤其是有事好商量的师长风范,使我对他的教养、修养、涵养有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去年《文学报》创刊30周年,总编陈歆耕想请莫言题个词,找了好几个大家。人家都说张口要字怕打扰,婉拒了。陈总从上海打电话要我试试。我说没问题,当即给莫言打了电话。莫言大哥当即答复明天中午来取。我就空手而去,未付分文,走时连个谢字都没说。

  之后不久,作家岳南的《南渡北归》即将出版,非要我找莫言和李存葆作推荐人。我再次给莫言打电话说岳南六年写了一部书,是写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之初向南转移的纪实报告文学,想请大哥挂名推荐。莫言问此书究竟写得怎么样?我很肯定地说:绝对好书!不是好书我也不敢拿大哥之名开玩笑,这本书厚重异常。莫言说:久辛,那就听你的!果然,《南渡北归》出版后在读者中产生了热烈的影响,作者岳南仅版税就获得了186万元。一次朋友聚会,我把岳南请了来。莫言见岳南,也是赞不绝口。

  今年初,我的诗集《香魂金灿灿》出版,编辑提出请莫言写一段推荐语。我觉得此事很简单,就给莫言大哥发了短信。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莫言大哥几乎就没有犹豫,不到十分钟就发给我一条短信——“久辛之诗,多系揪心之作,读后可浮一大白。”我知道这是大哥对我的人品诗品的高度概括与嘉许,我定当永存。

  莫言获奖后,每天手机一开就飞进约500条短信。一位与我要好的出版界朋友找我,希望我将其创意转告莫言。这次我有些犹豫了,也觉得他肯定很忙,怕给他添乱,便再三推托。但最后架不住重托之劝,便给莫言大哥发条问候信息,回执里果然显示未开机。待晚上十一点多钟,我的手机显示莫大哥开机了,便当即拨了过去。说明情况之后,莫大哥说,我现在高密老家,一屋子人,久辛,待回京之后咱们再说。依然是恳切真挚,温和轻松,没一丁点儿获奖后应有的骄傲,这反倒使我非常不安。

  我知莫言对同学对老师对亲友对乡里乡亲都是这样,有求必应关怀备至。我的好几位同学,孩子找工作、当兵、上学,莫言都没少帮他们打电话找人。我想,我以后绝不会再打扰他了,他应该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写作上。

  性情

  机灵努力的少年

  当天晚上,只有5年小学水平的莫言就把三角函数那一节的三道例题,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一上台,莫言便口若悬河地讲开了。声如洪钟,把隔壁授课老师吵得无法上课。

  当年评论家朱向前把李存葆、莫言、周大新等农家子弟与刘亚洲、乔良、钱钢等军队子弟出身的作家分为“两类作家”,并多次撰文剔析不同与独异之处。据我所知,当时这两类作家还真有点互不相让、要一试高下呢。转眼二十年过去了,在一次作代会上,属于另一阵营的乔良,却以超凡的诚实与大器,公然呼吁给成就卓越的莫言等作家以“大师”的称号。

  后来在莫言家中,我向他转述了乔良的话,并说:“二十世纪波澜壮阔,当然是出大师的时代,更何况对作家们也是个鼓舞啊。”莫言一点表情也没有,慢腾腾地站起来道:“喝猴魁?还是普洱?”

  莫言,原名管谟业。只上过小学五年级。这就是莫言的基础,也是他的“起跳线”。那天从莫言家出来,诗人楚天舒嘱咐我:“英雄莫问出处、别问当初,你写文章可千万别写莫大哥只上过五年小学啊。”我说:“为什么不写呢?我偏要写。”

  莫言小时候非常调皮,而且嘴碎,爱胡闹、捣乱,为此还受过处分呢。一次,他看见同学刚买了瓶钢笔水,便说:“我一口可以喝掉。”那同学不信,他二话没说,拧开盖儿,一仰脖子就喝干了。满嘴蓝牙,狰狞恐怖,加上他一傻笑,把老师都给镇住了。讥讽他说:“好啊,管谟业同学肚子里有墨水啦,是咱班的高级知识分子呢!”可见老师多烦他。

  不久,学校放电影《农奴》。散场后,莫言“图谋不轨”地对同学们说:“学校是监狱,老师是奴隶主,班干部都是狗腿子。只有咱们普通同学是奴隶。”这话说的显然有报复老师的味道,很快便被警惕性很高的同学告到了学校,于是便有了结果——给了小莫言一个警告处分。

  虽然这件事逼着莫言努力表现,最后撤销了处分。但参军后每次填表,尤其看到“受过何种处分”一栏时,莫言内心里都要翻腾一下子。他对我说:“这件事,逼得我半辈子没敢抬头,更不敢挺胸。”我嘿嘿地笑着说:“有压力好啊。”

  当时农村没电,为了省油,莫言家的那盏油灯挂在堂屋的门框上。灯火如豆,光亮有限,莫言个子矮,脚踩在门槛儿上才勉强能就到灯光。天长日久,门槛儿竟被他踩出个豁子。那时的小莫言,几乎读遍了《苦菜花》、《红日》、《保卫延安》等红色经典。

  一次他读欧阳山的《三家巷》,当读到他爱慕的女主人公区桃牺牲时,竟趴在牛栏里哭得昏天黑地。老师听说了,道:“这孩子,太复杂,长大咋办呀?”

  一个人,说长大,就长大了。而长大的标志是什么呢?1976年初,在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莫言发现了两个重要的职工:一个是公社武装部部长的儿子,一个是武装部副部长的侄子。要么说莫言早慧呢,他悄悄地向这俩人靠拢,有意识地跟他俩人搞好关系。

  莫言说:“这很小人啊,但往年贫下中农的孩子成群结队,什么好事儿也轮不上我,跟他俩搞好关系,以后当兵就有希望了。”果然,征兵开始了,莫言迅速报名,立即给这两个“好兄弟”写信。还别说,真顶用啊。入伍通知书,都是民兵连长亲自送来的。虽然一句话没说,扭头就走了。但莫言心里明白,他这个小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来到部队后,新兵莫言各方面都很努力。办黑板报,写广播稿,还当了文化教员。可怜莫言只上过五年小学,他差不多把所有能请教的人,都请教了一遍。有个无线电技师,数学特别好,他便缠着人家给自己补课。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政委来视察工作,单位领导汇报了莫言的情况,并说:“不提起来就可惜了。”政委说:“好,我明天听听他的课。”

  当天晚上,莫言就把三角函数那一节的三道例题,背了个滚瓜烂熟。第二天一上台,莫言便口若悬河地讲开了。声如洪钟,把隔壁授课老师吵得无法上课。而他呢?连书都不翻,板书公式,例题及定义,全是一甩而过——潇洒啊。

  他们政委是老牌大学生,下了课就问莫言:“小家伙,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莫言咧着嘴笑,说:“我哪上过大学呀,农村来的。”那时,莫言已在《莲池》发了四五个短篇小说。政委向总参干部部汇报说:“这个兵,又踏实又有才,能讲政治、语文、数学,还发表了小说,地方作协认为很有潜力。虽然25岁超龄了,但作为干部,还是蛮年轻的呢。”总参领导听罢,当即就表了态:“好,你们打个报告,我们特批。”就这样,1982年7月28日,被莫言终生铭记。这一天,他被破格提为军官。

  为文

  越挫越奋的作家

  数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说不是批判文章,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绝大部分作品。可以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最痛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那才是作家所要做和可以做的。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听说后,几乎是不管不顾、横冲直撞地跑到了军艺。接待莫言的是青年诗人刘毅然[微博],莫言上去就是一个标准的军礼,接着是报告词儿:“报告首长!总参谋部管谟业前来报名!”毅然笑着儒雅地说:“报名早就结束了,你怎么才来呀?”

  于是,莫言便把自己才知道消息,怎么说服领导同意,怎么千辛万苦找到军艺的经过,仔仔细细地讲了一遍。毅然问:“带作品了吗?”“带了!”莫言从挎包里掏出自己的全部作品,其中还有著名作家孙犁发表于《河北日报》文艺副刊上,点评河北小说的一篇文章。莫言生怕毅然不知道,用手指着说:“这是孙老的文章,还点评了我的小说。”后来,主任徐怀中认真看了他的作品,尽管当时报名时间已过,但还是特批莫言参加了考试。莫言也不负恩师抬爱——以文化总分第二、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军艺文学系。

  其实,大师莫言一直都有人批评,包括《红高粱》等有定论的作品。最厉害的是1996年针对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一系列“行动”——那已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文艺评论,告状信直接寄到了公安部和部队的保卫部门。

  莫言说:“下手特狠,用心极毒”。为了不连累一直关怀和帮助莫言的部队领导,莫言决定:立即转业。他对我说:“高今是你们班的吧?”我应:“是我们三届的啊。”莫言说:“就是高今帮我联系的工作,现在就住我楼下,常来玩。”

  想想莫大师,这么一位驰名中外的大作家,也有被人逼入窘迫之境的时候,顿时有股寒流如利剑般穿心而过。莫言说:“很多批评,甚至很过头的批评,我都能容忍和理解。比如李建军,他是彻底否定我的《檀香刑》,至少说明他认真看了我的书,没有在政治上给我上纲上线,是发自内心的,我完全可以接受。我不能接受的,是无限上纲,是‘文革’时期的大批判。”我理解,文艺批评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创作繁荣与发展,如果把人往死里整、往绝路上逼,那恐怕就是偏执狂或迫害狂、嫉妒狂了。

  自1989年莫言来军艺给我们第三届同学讲《小说的矛盾论》至今,我每次见他,都试图摸到大师内心的激流。而只有说到对大师的批评时,我才体会到莫言的疼痛。而惟其疼痛,莫言才在听到一些西方批评家批评他,说他总是走中间道路,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时,便忍无可忍地迎刃而上了。

  莫言说:“数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但作家不是政治家,小说不是批判文章,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绝大部分作品,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酒国》,看看我的《蛙》,可以说我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最痛的现实矛盾与冲突。写作的根本目的,不是对某项政策的批判,而是对人性的剖析和自我救赎,写人的灵魂、写人的忏悔,那才是作家所要做和可以做的。”

  我知道,当大师遭到挫折与误解时,那才是一种逼迫。所幸大师就是大师,他把被逼的“无奈与煎熬”,全部转化成了创造的动力。我代莫大师谢谢生活,谢谢以他为“敌”的中外批评家。

  一次在北大演讲,陈晓明教授向两百多名师生推介莫大师时说:“莫言是中国文坛超重量级的作家,超重量级并不是指他的体重,而是指他的文学才华、他的创造力。我,陈晓明个人敢这么斗胆地说:莫言的高度,就是当代中国文学的高度。莫言有多高,中国当代文学就有多高。”

  热烈的掌声如雷滚动,而莫大师却心跳得不行。只见他急忙吞了三粒速效救心丸,在陈晓明教授“给予名利”的逼迫下,又上了梁山——走上讲坛。

  更重要的是,通过《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莫言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

  意义

  传播国学的窗口

  我们将重新认识莫言,以及他对中国文化的意义。中国走进世界,不是有投资就够了,文学作品可以到达他们的内心。至少在知识阶层及文化阶层,是没有问题的。

  一个成功的作家对这个民族的文化宣传、对人的熏陶是不可估量的,例如人们对俄罗斯的认识,首先是从普希金、托尔斯泰、别林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开始的;对波兰的认识,是从显克微支、密斯凯维奇、米沃什等等开始的。如果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标志性作家,无疑是一个悲哀;如果一个国家直到今天还拿50年前的作家作为标志,那也是悲哀。因为世界看不到你的作家对你的历史与当下现实生活的表达,尤其是卓越与伟大的表达。

  这种影响,事实上在莫言获奖那一刻就开始了。我最近和蒙古作家对谈,和希腊作家对谈。这些作家都在说莫言,虽然他们对莫言作品读得很少,甚至没读过,但他们一直很热情地说着“莫言”。

  从翻译来看,莫言的影响更为具体。目前只有二十五六个国家翻译了莫言的作品。按照一般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后的情形与规律来看,随着他获奖,除了战乱的小国家、小语种等没有翻译能力与条件外,有一定文化积累与实力的国家,都会翻译出版他的作品。也就是说,世界200多个国家,将会有超过150个国家翻译莫言的作品。而莫言有20多部长篇小说、上百个中短篇小说,这就意味着莫言作品的翻译量和关注度在当代,将会超过鲁迅、胡适。

  莫言获诺奖怎么估价都不为过。但我的态度一直是:中国作家不靠获奖过日子,而是靠我们心中有东西要写,有情感要表达。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作家作品,人们读到好书时,总会惊叹于他的想象力——如同我们读马尔克斯、福克纳的小说。同样的,真正的有才华的作家,是一定会被世界认识的。

  更重要的是,通过《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老》等莫言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莫言虽然还没有自己的哲学思想,但有哲学追求。在他的作品中能够看到儒家、道家、法家等思想。西方将通过莫言的作品,重新感悟到中国国学、中国哲学、中国思想,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当代文明的浩瀚。

  本版文/王久辛

 

(责编: 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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