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与战争相关的最佳影片24部
奥斯卡从诞生之日起，就和战争题材的影片有着不解之缘。1929年第一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翼》，就是一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的默片。片中壮观的空战场面和巧妙安排的四角恋爱，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后来提名的同类电影奠定了战时英雄加爱情的主基调。
于是，人们在第六届最佳影片《乱世春秋》中目睹了一个英国家庭，从1899年布尔战争到二战前夕的悲欢离合；在第十二届最佳影片《乱世佳人》中，又体验了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爱情史诗；战争阴影下的《卡萨布兰卡》，也当仁不让赢得第十六届最佳影片的殊荣。
第三届的最佳影片《西线无战事》、第五十一届的《猎鹿人》和第五十九届的《野战排》虽然贴上了反战标签，但也一致博得评委的青睐。
爱情：万能佐料
与爱情相关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占全部的95%以上
在奥斯卡大餐中，也许只有很少几部“纯男性电影”，(如第八届最佳影片《叛舰喋血记》、第三十五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才会缺少“爱情”这样的佐料。除了战时轰轰烈烈的爱情之外，观众也乐意在银幕上看到大人物的绯闻轶事，或是小人物的情感纠葛。
佐料多了，就成了主菜。以爱情为主题的电影，对奥斯卡有很大的杀伤力。如关于富家小姐巧遇风流记者的《一夜风流》，在喜剧因素的陪衬下，在第七届奥斯卡中囊括5项主要奖项(最佳影片，导演，改编剧本和男、女主角)。
而另一部经典爱情电影《泰坦尼克号》，成了电影史上的票房神话。这部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与派拉蒙电影公司合资制作的影片，总投资费用约3.5亿美元。当导演用沉船的大灾难来烘托爱情悲剧时，这部影片的票房总收入超过14亿美元，并在第七十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一下抱走了11座小金人。
美国理念：永远至上
奥斯卡最佳影片人物传记片25部
第六十七届最佳影片《阿甘正传》，堪称是美国精神的典范。从弱智儿阿甘带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中，人们感受到了他的“坚持”精神——对珍尼的爱情、对巴布的友情、对丹中尉的义气以及反战的正气。这样的美国理念更多体现在那些大人物与小人物的传记片上。
第十届最佳影片《左拉传》中，几场精彩的法庭辩论，体现了这位法国文坛巨匠的良知和不向当局低头的反抗精神；1943年《米尼弗夫人》里勇敢面对战争的平民角色，体现了人道主义和人性关怀的主旨，成为第一波二战电影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影片。
在三十二届奥斯卡中，摘取11项桂冠的《宾虚》，把犹太人对抗罗马人的历史和耶稣基督传道的宗教精神趣味盎然地传达给观众；41年后，一部类似背景题材的《角斗士》，即使换上了简单浅显的故事和黑白分明的人物，但主人公身上体现的浩然气概仍然使之奥斯卡折桂。
美国西部片更是如此。无论是第四届《壮志千秋》还是六十三届的《与狼共舞》，个人的魄力和能耐更是美国精神的写照。
即使在那些描写小人物或者反映美国社会的家庭伦理片中，如《雨人》中的手足情，《为戴茜小姐开车》中的主仆情，或是在《克莱默夫妇》中探讨的单亲家庭问题和《美国丽人》中诠释的现代美国中产家庭危机，使奥斯卡似乎难以摆脱西方中产阶级白种人的价值观。美国理念贯穿奥斯卡76年的历史，并且还将继续萦绕下去。
非主流：偶尔的变奏
获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主流电影不超过5部
奥斯卡的脸谱化特征使它的悬念越来越少，冷门和黑马也逐渐成了过去时。于是，奥斯卡的评委们似乎试图做出一些“创举”，摆脱早已程式化的模式，或向当时的社会风气做出某种妥协。在奥斯卡的获奖名单上，一些揭露社会黑暗或是小成本的非主流电影，偶尔也会闪亮一下，但多数只是匆匆过客而已。
如第四十二届的《午夜牛郎》，作为奥斯卡历史上首部受到推崇的“暴露社会黑暗面的电影”，是唯一获得最佳影片的X级电影。但这也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嬉皮文化进驻好莱坞的结果。第六十五届最佳电影《不可饶恕》，作为反英雄主义的新西部片，正是由于90年代初期美国社会由“重视物质消费”回归到“重视生命本质”的精神环保时代，才有机会在奥斯卡上大放异彩。
而荣获第五十届最佳影片的《安妮·霍尔》，是导演伍迪·艾伦自编自演的简单故事。片中没有好莱坞式的大场面，人物也不多，散布着琐碎的生活片断、个人回忆、偶发感触和闲散戏谑。影片中弥漫着浓郁的生活味道，既有人生艺术的感悟，又有深奥的哲理，同时还充斥着温馨伤感的情调。困惑，是这部作品表达的最突出的精神状态，也是70年代末美国人心态的一种写照。
尾声
76年来，奥斯卡已经为自己画上了一张张精致的脸谱，每张脸谱都已赢得观众的广泛认同。所以，即便人们对它的那套把戏早已烂熟于心，但每年的颁奖典礼仍然是国际影坛的一场盛事。不过如此的奥斯卡，魅力还将继续。(撰稿／金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