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电影来说，1999年是不平凡的一年。五四运动80周年，建国50周年，澳门回归，使得这些讴歌时代精神、颂扬民族文化、回顾中华百年沧桑的主旋律电影自然而然成了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下众多电影导演创作上的首选，从而出现了被电影人士所通称的“新中国电影创作中的第三次高潮”。而另一方面，1999年，对电影市场来说则是“多灾多难”
的一年，无论是国产片还是进口大片，都无法再唤起观众的热情，整个市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滑坡。可以说，电影这门曾经在中国拥有过最广泛观众群的艺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让人欢喜让人忧”。
主旋律影片有了“新招”
过去人们一提起主旋律，就有种先入为主的印象，认为肯定是属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很正面、很沉重，甚至有点高高在上，不苟言笑，因此普通观众对这类电影敬而远之也就不难理解了。然而，当人们平心静气地坐下来看上几部最新生产的主旋律影片时，却会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面孔”变了。一些主旋律影片在传统的套路上出现了一些“新招”：描写新中国培养起来的第一代作曲家赵黎明的音乐故事片《春天的狂想》，大胆起用了时下两大青春偶像邵兵和瞿颖作为“招牌”；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的《黄河绝恋》，则把宁静夫妇的参演作为宣传卖点反复炒作；《一个都不能少》虽然是为希望工程拍的，但张艺谋并没有简单地说教，在代课老师魏敏芝这个年仅14岁的山区少女身上，他寄予了一定的同情与理解；以“两弹一星”研制开发为内容的《横空出世》也并没有浅层次地停留在“爆内幕”上，而是把焦点对准了那些“甘洒热血写春秋”，长年在戈壁滩上风餐露宿的解决军指战员和科学家们，使他们的喜怒哀乐、一言一行与普通的观众找到了共鸣点；这说明，面对残酷的市场，满对挑剔的观众，我们的导演都在为使自己的影片更好地走进寻常百姓家而苦寻“灵丹妙药”。
进口大片风光不再？
据有关资料显示，今年全国电影市场下降幅度高达50％至60％，其中北京市场下滑35％左右。春节过后，在好莱坞大片暂时停映的情况下，北京电影市场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寥化当先锋”的局面，港产片唱起了主角。然而由于整个电影大气候的影响以及盗版的冲击，加上格调上过于低俗的港式闹剧已经被口味挑剔的京城观众所疲倦，即使抬出了刘德华、周星驰、郑伊健这些市场上还有一定票房号召力的“天王”们也充当不了“救世主”，影市“无人喝彩”依然故我。
“十一”之后，进口大全面解冻，可是冷清低迷的状况并未出现转机。率先推出的《国家的敌人》由于是去年的旧片，对观众早已失去新鲜感，票房不尽人意尚属情理之中。而在美国乃至全球的均创下惊人票房神话的《星球大战首部曲》在中国居然也败走麦城，《诺丁山》、《偷天陷阱》也是“失望多过欣喜”。这是自1994年底好莱坞大片以分账的形式进入中国内地以来，头一次受到了中国观众的冷落。北京电影院教授郑洞天认为这很正常，“进口大片再好，观众看多了也就那么回事，新鲜劲儿一过，不可能再出现第二个《泰坦尼克号》“。也有专家认为影市一旦冷了下来，要想再把它炒热，没那么容易，这需要时间。
第六代导演浮出水面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江山代有人才出”，各行各业本应如此，然而对于电影界来说，相对于当年的第五代，这一拨儿新生代却未免有点姗姗来迟。虽然以张元、路学长、黄小帅为代表的一批新生代导演早在90年代初就已拍出属于自己风格的作品，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大都处于国外获奖、国内无名的状态。如今在世纪之交，借着一次青年电影导演作品研讨会的召开，水下潜泳达数年之久的几位青年导演终于浮出了海面。研讨会上，许多电影界的老专家、学者看到这批全新的“面孔”之后，都很兴奋。在谈到观感时，普遍使用了“振奋”、“惊讶”、“希望”、“力量”等赞誉之词。他们认为，第六代导演已显现出“善于真切地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以及“年轻人的才气和非常好的影像感。”
然而第六代导演面临的种种困境特别是生存环境也引起了电影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资深记者解玺璋认为，第六代导演目前所承担的生存压力显然要比当年第五代要复杂和严峻得多。他说，第五代导演至少在最初几年是完全忽略观众和市场的，他们的目标更多是艺术的自由表达以及如何将中国电影推向世界。而这一代导演在走向影坛时，却不得不首先考虑观众和市场的需求。另外，新生代导演大都是从拍地下电影起家，后来为了融入主流电影市场，赢得合法的身份，他们向市场主流观念都作了不同程度的妥协，这无疑挫伤了他们的艺术锐气。一位专家在看完管虎的新片后动情地问：“当年拍《头法乱了》的那个管虎到哪里去了？”他为此感到忧虑，从目前这些新作来看，一些青年导演在早期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鲜明个性，在这里都不同程度地消失了。因此，在汹涌的市场大潮中如何保留自己原先的艺术锋芒，这将是这群第六代导演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难题。最初发表在2000年1月《北京晨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