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星期前，周星驰应香港大学社会系吴俊雄博士邀请，和哈佛大学访问教授李欧梵对谈。
题目叫：《漫游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文化得很。吴博士称两位为大师，这也有理。李教授游走东西学术圈，久已驰誉。星爷是港产喜剧巨匠，能编能导能演，雄踞卖座高位多年，却不是浪得虚名的欺世之徒。难得二人对话全部无稿，硬碰。而且大家清心直说，
绝无虚言。主持人说星爷：“北大同学称赞你的电影是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作！”
星爷绝不虚伪，回应：“我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后现代主义！”一句直话，说出了当今学术圈普及文化研究一个最大毛病：好用“标签”和一些学术圈中人非如此无以言的陋习。
这是文化研究的一件怪事。文化缔造者埋头创作，根本不理其他。他们的动机，通常只为生存。好像周星驰，他是以拍电影为生的电影人，所以必须拍电影，才能保持身份。而不为生存，就为兴趣。绝少是为了对文化有贡献，要缔造什么文化作品出来，而从事创作的。但作品出来之后，文化研究者就用一大堆非常难懂的名词，像什么“后殖民”“后现代”“符号学”“结构主义”等等，完全以另外一套方法来研究文化作品。甚至提出“作者已死”的说法，认为作品完成后，就不再和作者发生任何关系，研究者可以完全不管作者原意，另外用自己的理论和方法来剖析作品。
这类方法，由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外一群马克思主义者组成的“法兰克福学派”开始，经过几十年发展，在学术圈中已经甚有势力，但在文化缔造者本身来说，就未必人人接受了。
难得周星驰直话直说，令学术圈的怪风气，忽然飘来一股清风。黄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