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点颜色”，一语中的。这张专辑，无论其音乐上涉及的风格范畴，还是其歌词上网罗的社会界域，令这颜色乍看去确实缤纷多变，或正因为这种缤纷多变，令颜色本身变得平庸，甚至贫乏，所谓“一点”：点不到，即止。他最早的两张，《新长征》和《解决》，因其飞扬跋扈的少年心性及黄袍上身的时代背影，而机遇性地具备了深夜灯盏般的象征意味，现在灯灭人在，他请我们看繁星点点，还附送墨镜。时代的晚上？某位更夫的影子已经远离更夫而遁。
歌词
几乎有十年了，崔健一直在强调音乐本身的力量，并不惜将其重要性拔高到垄断自我艺术道德的地位。他一直极其反感评论者在谈到他时总是在分析歌词，难道他以为喜欢他的人更在乎的是其配器、节奏与旋律构造？事实是，文化，衍至艺术层面上的崔健，这个符号首先是由他的歌词构成。他强调音乐，或是因为他歌词创作上的底虚。这种底虚，并不能掩盖他话语权欲望的膨胀——并不是一切的说唱音乐都是歌词先行的，但自《红旗下的蛋》迄今的崔健式说唱风格，是真正的喋喋不休——他不知也言，且言无不尽。
歌词里，他习惯并乐于以第一人称说话。到《无能的力量》止，“我”基本上都是货真价实的崔健自己，但到了《给你一点颜色》，“我”终于学会了七十二变，或变农民工，或变网虫少年，或变青海船夫，甚至连按摩女郎的心事都不放过。在《农村包围城市》和《网络处男》这样的歌曲里，“我”的自述可能深刻，却没有任何独到之处，他过去那些如一根针扎进心里的话语，已被形式主义的陈词滥调取代。
当他谈及自己熟悉或自譬的人时，因仍懂得内省和自嘲而可以鞭辟入里，如专辑里歌词最好的一首《蓝色骨头》：“我”是一位觉得“人活着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的“写字儿的”，认为人的生活由三种象征构成，黄代表身体，红代表人心，蓝代表智慧；他的结论是，在这个黄、红二色皆僵化或缺失的年代，幸好头顶还有“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我”自豪地对“爸爸”说：“我的骨头也是蓝的！”这个乐观主义的结尾藏着无限的委屈，其实悲观得一塌糊涂，是对当代知识分子一种适当而卑下的写照。
我相信，崔健若生在文字狱朝代，一定是位既可直抒胸臆又能怡然自在的异端，因为他是一介深谙“话里有话”，于是连一点尾巴毛都不给朝廷抓住的高手。并似一位出色的游击队员，懂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方式方法。不能做一名“实话实说”的布鲁诺式的汉子，崔健的苦衷，诸多“痛快加独立”的“写字儿的”心里都明镜般雪亮。
但请不要越玩越玄虚，《一块红布》已算底线了，这次的《红先生》与《超越那一天》，或懂得占卜与星象的人才可得其究竟。譬如后一首，词句间似在研讨乱伦性学与母子伦理，在自以为是地形而上上之后，我私以为它是母亲告诉儿子他还有一个妹妹，妹妹一直见不到，烂漫的想象里，哥哥已爱上妹妹，并想到因此会与母亲反戈，脑中闪现与妹妹私奔的幻影……
这些年来，他发起“反假唱运动”，并说出“音乐就是我自己”的话，刻意地削弱人们对他歌词的关注，其实是欲盖弥彰。这张唱片中，在他将视线下移，去关注那些底层民众时，反而凸显出其精英色彩与思想上的自负。他故意叙事化的歌词，反愈显出说教意味，说教本是统治阶级的分内——他在做他反对的事，在细视却无的光环之下，造孽或造化。
音乐
无论怎样讲，《给你一点颜色》是崔健一切唱片里，至为气力穷竭、心思用尽的一张。再谈到歌词，专辑11首歌曲纠缠在一起，左右逢源，上下呼应，形成一张似分实合的言语蛛网。它并不是一张概念唱片，因为找不到一个统一的思想核心；它的体系构造更像一部电影原声唱片，然后你去想象这部电影，发现它是有电影局批号的，请群众演员摆拍而成的伪纪录片。
音乐上，基于彻底的技穷，于是开始追究配器、混音、后期，以及泛滥的细节。它是崔健自《红旗下的蛋》示出电子化端倪之后，终于完全电子化倾向的一张。唱片的前期多在他家里完成，他购进大量西方先进电子乐设备，然后像他歌曲中的“网络虫子”一般沉迷其中，并不知其谓地说：“越是电子的东西越是朴实的，越是格格不入的那种精神，越有张力。”其实，当我眼前意象出他在无数按钮与插头前摸索抖动的背影时，那正是一张玩物丧志的背影，或与物理的牛顿在晚年跪倒在上帝神龛前的背影别无二致。
那么，崔健的电子乐水准究竟如何？《农村包围城市》人声前长达3分钟多的纯乐音即是佐证，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或更早前西方碎拍(Breakbeat)模型的稚嫩拷贝。他对鼓机的偏爱缘于对节奏的偏执，而这一切的源头，是他一吐为快的Hip-Hop昏热症。全部是绝不新鲜的东西。
若偏要找出些新鲜的，那就是他的采样热情，就像我五岁的小外甥女第一次拿到万花筒时玩个没够的热情一模一样。《给我一点颜色》里的采样源，多是中国民乐，并不放过洋场的流行调子或建国来有波普含义的政治歌曲。唱片第一首《城市船夫》里，来自青海、甘肃两省民间传承的“醉八仙调”至为动人，却不似采样，更像合唱；再就是《小城故事V21?穴上?雪》，对邓丽君《小城故事》里一句唱词贴切干净的采样，煽情得恰到好处。这两处之外，专辑中用采样为音乐点缀的细节皆如填鸭一般，有些似香港娱乐报纸的排版风格，花花绿绿，挤爆眼球、霉了耳膜。
唱片公司对这张唱片的推崇之词，可归拢为“超越与回归的统一”。所谓超越，即上文中用电子乐铺设出花哨的说唱之路，实是矫枉过正；所谓回归，仅与专辑中两首歌相关，《迷失的季节》与《舞过38线》，是旋律化的，向《花房姑娘》、《假行僧》等早期作品回溯的风格，而这种回溯遗憾在几乎抄袭式的守旧，含一种应付的、讨好市场的创作企图，而崔健的演唱——由于他对节奏概念理解的短视与固执——与其说它抑扬顿挫，毋宁言之结结巴巴，那歌声有些像KTV里终于逼得某位从不出声的家伙唱开了，他一脸通红地，他脖鼓青筋地“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专辑中最好的器乐，是刘元的管子，还有《迷失的季节》前奏里似水晶落下来的吉他拨弄。崔健是一个不服气的人，却渐渐在这种不服气的怒气里打起了鼾声，这种悲剧属于一个时代，像他这样胆识俱在的人一直向前迈步，却总会忘记自己的脚跟在哪里。一个人的青年永远属于他正年轻的年代，一个人的老去也永远属于他正在朽腐的年代。多数时候，一个人的年纪与他正活在时代的正午，还是时代的晚上，真的没有什么关系。
《给我一点颜色》，这张唾沫星子四溅的专辑，或是一种失语。崔健在精英与平庸、反抗与入世、自诩与自渎之间确立了一种令人乏味、几乎可笑的平衡。在僵持的、不得不的、貌似的激进与个性之外，作为符号的崔健，已然远去。
来源：外滩画报 杨波／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