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徐步高杀警案”拖进娱乐版里探讨，只有一个可能——要拍影视剧了。香港亚视上月制作的《徐步高事件实录》，重播徐步高2001年参加《百万富翁》的片段，播出前已收到600多宗投诉。余波未了，此次又要实地开拍剧集，相信更会引发一阵争议热潮：传媒凉薄、伤口撒盐……少不了此类指责。出于为死者讳、顾及死者家属心情等考虑，徐步高是不是就该成为碰不得的热山芋？如果说传媒探究徐步高事件真相及其心路历程是为满足民众知情权，尚情有可原，那么以此为题材拍摄影视剧是否就意味着“娱乐至上”，活该背上“凉薄”
之罪名？
警魔、内鬼、偏执狂、黑社会、“无间道”……这些影视剧喜闻乐见的诸多元素此次在现实中还魂，大众很容易把徐步高题材与“娱乐”或“商业”划上等号，大约这是他们抗拒这一题材上马的首要出发点。但是一部文艺作品要不要取材于此，或者是否该以此切入，应当是创作者的自由，似乎还轮不到旁观者用这样那样的道德标准来画地为牢，束缚其手脚。如果说动了恻隐之心或廉耻之心，这也不能拍，那也不让碰，是不是所有影视作品都活该呈现太平盛世花团锦簇？
事实上，奥利弗·斯通不可能因为涉及美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而对拍摄《刺杀肯尼迪》诚惶诚恐，杜琪峰也不会因为触及社会灰色地带就撒手不理《黑社会》——更重要的是看他们通过这些“敏感题材”陈述怎样的社会思索或者人生大义(当然，技法娴熟者也能玩出别具一格让影迷欣喜的电影语言)。“纵使黑社会不在好的那一面，但也会在历史上留下印迹。”杜琪峰如此说。倘若创作者首先对于所谓的“雷区”、“禁区”视而不见，或者在它们面前吓破了胆并因此止步不前，仅在平衡木或者小圈圈内腾挪，那么放开手脚天马行空，甚至于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空话一句。
同样的例子还有：1999年震惊世界的美国科伦拜恩中学校园枪击案之后，迈克尔·摩尔在2002年拍摄了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以此来审视从枪击案到“后9·11时代”的美国文化中潜生的恐惧。这之后，导演格斯·范·桑特又拍摄了电影《大象》来讲述这场校园喋血惨案，以冷静的镜头旁观事件发生，同样震撼人心。公众可以认为，这样的题材暴露了美国社会病症，对于在那次血案中丧命的学生们的家庭而言，是一次又一次在伤口上撒盐，但是两位导演严肃的创作态度所传达的思索以及引发的社会效应却善莫大焉。足见得一部作品的好坏并不在于它的题材如何，而是在于怎么讲好这个题材。
早已对电影局审核尺度了然于胸的大多数内地导演似乎已习惯了如何圈定拍摄题材，不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位电影局领导曾答复胡雪扬导演提出的是否可以拍摄有关“文革”等特殊历史事件的疑问时说，“没有绝对的禁区，关键还是看我们的艺术家究竟怎么去选取角度……”照这一说法，既然没有“绝对禁区”，那么以我国电影工作者们的聪明才智，要从鬼怪片、同性恋题材、涉黑剧、反腐剧等敏感题材中选取到独特的、“对未来有启迪”的角度，想来并非一件难事。倘若徐步高一案发生在内地，指不定他们也能找出无损警察光辉形象的一个角度来表现这一题材。
以徐步高为卖点，当然就意味着更高的收视率乃至广告收入，亚视分秒必争情有可原。倘若创作者以急功近利的商业态度关照这一事件，自然会匆匆拿出急就之作，也必定让人质疑其诚意。但是，讲不讲得好这个故事是编导们的事，对于题材本身，却应当百无禁忌。 徐庆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