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的父亲郑君里(2)

上世纪40年代的郑君里

　　短暂的辉煌

　　我曾看到过一张照片:1949年，父亲和沈浮导演一人手捧一面国旗，一脸兴奋地走在迎接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中。

　　父亲是满心欢喜迎接这个新政权的到来的。从另一方面讲，无论政治地位还是生活待遇，这些左派导演们也的确是新政权的受益者。解放后，我们家住在上海最好地段的房子里，在宋庆龄故居对面，也就是孙道临()最后去世前住的房子。当年这地方不是什么人都能住进去的，有些被视为“不良分子”的人必须要迁出去。而解放前，父亲一直住在昆仑厂的破楼里。所以内心深处，父亲也是诚心诚意要为这个新政权做点什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到了很多共产党干部进城之后的一些问题，父亲响应号召，很快创作了一部电影《我们夫妇之间》，由赵丹和蒋天流主演，写干部进城后被“糖衣炮弹”击倒，抛弃了乡下的老婆，和城市姑娘结婚的故事，但这部片子没公映就被“枪毙”了。

　　对《武训传》所遭受的严厉批判，父亲感到自己难辞其咎。当时父亲的身份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艺术委员会”成员，也是他极力推动《武训传》的拍摄。《武训传》遭批后，《我们夫妇之间》也被提出来批判。这两部片子遭批，对父亲这一代的艺术家形成很大的心理压力。

　　为了批判《武训传》，江青带着一批人到山东“调研”，在当地发现了曾率“黑旗军”造反的一位人物——宋景诗。宋景诗其实是不安分的一个草莽英雄，为了批判武训，特地把宋景诗和黑旗军树立起来，为此专门把父亲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研究剧本。

　　但在创作这部电影时，父亲遇到很痛苦的一件事:在真实的历史中，宋景诗最终是投降清廷的，但政治需要，又必须要把他塑造成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最终父亲只好处理宋景诗投降清朝是一个策略。

　　因为《武训传》的立场问题，上影厂上上下下都希望借《宋景诗》来“洗刷”曾经的“政治错误”，已经是电影局副局长的崔嵬亲自来扮演宋景诗，这大概也是电影史的一个趣事，此外陶金、张翼、石挥、吴茵、沙莉、舒适等大演员都心甘情愿在其中扮演小角色。但是由于宋景诗曾投降清廷，影片完成四五年后，只被短暂上映过。这样一部为“赎罪”的片子，还是没通过审查，再次入了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