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的父亲郑君里(4)

上世纪40年代的郑君里

　　“政治电影”

　　父亲这些左翼电影人士的文艺活动，早在重庆时期，便完全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父亲当时经常去八路军办事处，周总理也对这批文艺界人士团结得非常好。那时，父亲与史东山、洪深、郭沫若、胡风等人住在一起，周恩来经常把他们叫去，给他们讲形势，让他们看苏联电影。在重庆时父母与总理的文艺秘书张颖(注:前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的夫人)来往密切，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张颖经常会突然敲我们家门，递个包给她:“黄晨你帮我藏起来。”母亲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它藏在米缸里，过几天有人上门来取。

　　周恩来总理对文艺的关心一直贯穿到解放后，几乎每一部戏都有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那种油印打出来的纸，足足有十来页。解放后，父亲的每部电影几乎都是总理直接布置下来的。那段时间，父亲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专车直接接到中南海向总理汇报;一回上海，又被直接接到上海市委宣传部、上影厂，大家都纷纷向他打听总理有哪些最新指示。虽然父亲不是一个官员，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身份好像又高于某些官员。类似的还有像赵丹、张瑞芳这些艺术家，在别人眼里，他们都是直接“通天”的人物。

　　《枯木逢春》也是总理直接交办的一部电影，它是从话剧改编的，讲江西省余江县根治血吸虫的事。毛泽东当年为此专门写了一首诗《送瘟神》，但主席的诗作比较虚，要从它的诗意出发演化成一部写实的电影，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比如电影需要表现毛泽东到过余江县这一史实，但又不能直接出现毛泽东的镜头，如何来处理呢？父亲用了开窗的方式来隐喻，一个一个地开窗，最后看到了毛泽东的小楼，房间里的灯还亮着。有人说这是郑君里没办法、绞尽脑汁想出这么个办法来，我并不这样认为。在电影作品中，“虚”比“实”的难度大多了，如果真的允许拍一个主席出来招手的镜头倒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