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的父亲郑君里(5)

上世纪40年代的郑君里

　　父亲的诸多作品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部，他用了很多民族传统的东西，剪纸、绘画等，还运用了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父亲还请余红仙用上海评弹唱了《送瘟神》，这段《送瘟神》的表现手法和当今MTV的表现十分相似。所谓中国电影民族化，我认为这是父亲对此最早的一个尝试。

　　父亲的电影不追求那种很洋派的风格，比如《乌鸦与麻雀》，一看就是中国本土电影，他创造的那种电影语汇，我们在后来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风格上能够看到，新现实主义电影就是批判电影。可以预知的是，在新现实主义的道路上，他越走越艰难，以至最终无法走下去。

　　拍《聂耳》时父亲尚未感受到这种痛苦，它反映的是那一代的左翼艺术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生活，这种艺术方面的表现和当时的政治氛围是合拍的，所以父亲在这部片子里也表现得挥洒自如。但此后父亲的艺术生涯却表明，一旦他面临的题材触及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他的艺术表现马上往“虚”里走，用各种艺术手法来回避他根本无法直面的命题。这花费了他很多时间和精力，他的痛苦在于此，他的成功也在于此。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悖论。

　　为了拍好那些电影，父亲内心经历了很多挣扎，他伤透了脑筋，有时甚至痛苦得想哭。父亲平素的饭量很好，能吃两碗饭，红烧肉是每顿都要有的，如果他吃不了两碗饭，母亲就说:“你爸爸又有心事了。”父亲承受着巨大压力，因为很多意思都是直接来自“上面”。说一个想法说是很容易的，但实现起来难之又难。他又不能很机械地把政治意图敷衍成一个电影情节，还必须绞尽脑汁地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强烈的“郑氏风格”。

　　以我的理解，父亲的痛苦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来自于一次又一次的被认为没有尽善尽美地改造好。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对国家的热爱，对年轻时就追随的党的信任，所以他内心深处，永远有一种“没有改造好”的负罪感，这个十字架一直背到他生命的终了。

　　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曾经问过父亲:“你的风格是什么？”“我的风格？大江东去！”父亲非常欣赏俄罗斯大导演格拉西莫夫，他也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国的电影诗人。当时父亲的头脑中策划了很多电影史诗一样的选题，比如《李白与杜甫》，以及表现守护敦煌的常书鸿的《祁连山下》、《阮玲玉》、《鲁迅》、《智取生辰纲》等，他说:“你去看看《智取生辰纲》，就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非常戏剧化，人物鲜明，扣人心弦。”我后来常想，如果父亲真的拍了这部电影，没准是中国第一部商业片呢！很可惜，这些电影最终一个也没拍成，虽然很多部的提纲都做出来了。

　　革命风暴

　　1964年，父亲又从总理那里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拍摄电影《红色宣传员》。《红色宣传员》是朝鲜在1962年的一部电影，原名叫《李善子》，讲某村妇女委员长李善子如何深入工作，把落后分子改造过来投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故事。可能考虑到与朝鲜的关系，总理说，“我们也要拍一部《李善子》”，用现在的语言来形容，应该是“中国版”的。总理对这个片子显然很重视，让父亲做导演，张瑞芳来演李善子，都是他最喜欢的导演和演员。

　　这部电影可能是金日成和周恩来之间早已商谈好的事，摄制组专门到朝鲜深入生活，拍摄也在那里进行。父亲说:“我们去的时候，后面跟了一个很长的车子，上面还有可以做饭的设备。快到吃饭时候，就把大家拉到上面去。”金日成还专门接见了剧组，据说金日成平时很少说汉语，但那天他非常高兴，又喝酒又说汉语。

　　电影拍完，却又搁浅了，因为那时中国已经开始讲“阶级斗争”了，但当时的朝鲜是提倡“人情感化”，互相不认同。总理看完片子后对父亲说:“算了，这部片子暂时不放了，君里，你要回回炉了！”父亲后来回忆说:“‘文革’要来了，总理跟我打招呼，就是这句话。”

　　“文化大革命”很快不期而至。上海的文艺整风和文艺四清中，导演里父亲首当其冲，演员中赵丹首当其冲。因为他们两人是名气最大，也曾最受重视，而且他们的确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父亲有句话:“如果说我是文艺界的黑线人物，那我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我从17岁开始就是‘黑线人物’。”

　　那段时间，每天凌晨3点父亲让我把他叫起来，写交待材料:每天和谁见面了，和对方的关系如何，这个交待要写3份;然后6点半出门参加劳动改造;晚上8点半回家。他每天都诚惶诚恐地检讨自己，不断地清理思想、不断地写检查，那真是痛苦极了，我印象里父亲甚至还哭过。他真诚地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若干年后很多人问我，你父亲当年写那些检讨书，是真心的还是敷衍之作？我说，如果是敷衍的话，那就不是我的父亲了。

　　父亲年轻时做演员，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练哑铃等，所以身体很好，但即便如此，他也熬不住这种强体力劳动。父亲后来又被送到厂里的牛棚隔离，我们见不到他，只能一周到母亲那里探一次监。父亲在里面吃了不少苦，他饭量很大，但在里面总吃不饱。父亲曾说:“我现在恨不得自己有事，如果真有事，说出来倒简单了，就怕这种没什么事情，让自己漫天瞎猜。”

　　好几次他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我到药房买红花油帮他涂，一边涂一边哭。父亲说:“小弟，你不要哭，不要问是谁打的，也不要问为什么。你就帮我把药抹上就好了。”他还有一句话:“小弟，如果以后有人说我自杀了，你千万不要相信，我绝对不会自杀的！我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死了，那是他们害死的。”

　　有一次父亲被打得很严重，回家后他情绪有些低落。我问他，他说:“如果是造反派打我，我能接受，可他不是造反派。”我后来才知道，另一个著名导演冲上去打了父亲两个耳光，那位导演还是父亲带出来的左翼电影导演里的一位，曾是父亲最亲近的朋友之一。父亲说:“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件事。”可悲的是，那些人即便打了父亲，也不能减轻他们本身的“罪责”。

　　关于父亲之死，公认的说法是，父亲因为熟知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的底细而死。

　　父亲、赵丹和江青，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关系就比较好。蓝苹在上海出演《大雷雨》的女主角，赵丹、舒绣文与父亲都曾给她配过戏。赵丹与叶露茜、唐纳与蓝苹、顾而已与杜小鹃轰动一时的六和塔下的婚礼，就是由父亲主持、沈钧儒证婚的。即便解放后，父亲还与江青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毛泽东知道父亲爱抽烟，有一次还曾对江青说:“你拿几包我的烟给君里！这都是美国‘茄里克’香烟！”

　　这种比较密切的关系一直保持到“文革”初。60年代的某一天，我突然听见有人敲门——那时我还是一个初中生，打开门一开，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又高又大，一个又瘦又小，从表情和服装看应该是警卫人员之类，站在门前问:“黄晨同志在吗？江青同志要来看她。”我对母亲说:“妈妈，江青阿姨来看你了！”母亲那天生病，正躺在沙发上睡觉，一听我的话，赶紧起身:“哎呀，怎么能让江青同志来看我呢？”

　　江青那天穿着黑披风，戴着呢子帽，穿着毛式制服，挺有风度的。她跟母亲聊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后来才知道，她是来上海了解“革命”情况的。江青告辞时，母亲要我送她下去，我们这幢房子是以前赵丹的房子，住在4楼，也没有电梯。可能是不想太招惹人，江青不让我送，一行人悄悄地下楼，江青钻进楼下停着的一辆很大的“吉姆”轿车，很快离去。

　　但这种关系很快变成了一种灾难。很快有身份不明的人前来抄家，那些人把家里抄得乱七八糟，但该拿什么东西、不该拿什么东西，他们显得非常有数。同时被抄的还有赵丹、周信芳、童芷苓、陈鲤庭这几家，其中我们家是最厉害的，足足抄走了两卡车的文字材料。被抄家后，父亲心情一落千丈，他说:“这些人虽然戴的是红卫兵袖章，但抄的手法非常专业，他们肯定不是红卫兵。”

　　事后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来抄家的都是空四军的人，但究竟谁是“导演”，现在还是个谜。一种说法是幕后的操控者实际为叶群，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得很详细:这些材料被送到中南海的锅炉房里，叶群把江青叫去，当着她的面将之烧毁。据说还有其他的一部分材料，被带到林彪叛逃的飞机上，或者烧毁，或者还在俄罗斯的什么地方，至今还是个谜。我曾经托了人想把这批材料找回来，但也没有下文。

　　父亲去世后，母亲托当年在重庆时的熟人张颖把这个消息带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其实是希望了解父亲历史的人给他一个公正结论，但不知为什么，这封信后来又落到了江青那里。审判“四人帮”时，母亲与童芷苓以及江青的一位保姆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面对母亲的质问，江青矢口否认，说她全不知父亲之事。我现在推测，江青未必不知道父亲被整成这个样子，但也未必想置父亲于死地。父亲是那个失去了一切秩序的年代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