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我的父亲郑君里(6)

上世纪40年代的郑君里

　　艺术家之死

　　有一段时间，父母都被分别隔离审查，哥哥(听歌)在南海舰队当兵，家里只剩下我和姑妈两个人。有一天，上影厂的专案组来了两个人，让我收拾一下父亲的东西——父亲写了一张纸，写明需要什么东西。专案组人说要把父亲送到市里隔离，我后来才知道父亲此前已被关过好几个地方，上海第一看守所、第二看守所、上海少管所——那时少管所已经不关少年犯，而都关政治犯了，上海的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杨(西光)都关在那个地方。

　　1969年的一天，突然有专案组人员敲门，让我赶紧收拾一下去看父亲，我不知哪来的预感，觉得事情不好。哥哥那段时间正好回上海探亲，母亲也接到通知，从被隔离的上影厂来到医院，我们一家四口在那个地方“团聚”了。

　　到医院后，我看见父亲躺在一个小房间的床上，虽然已瘦得不成样子，但看到我们还是由衷地高兴:“你们来了？我病了，很厉害……”我们无言以对。专案组的人还在旁边跟我们家人说，让他好好交待，我只好顺着他们的话，告诉父亲:“你好好交待，肯定有出路的。”

　　其实当时我听到一些消息，说上影厂可能要重新启用父亲。那时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一批二用”，意思是在启用他们之前先做个彻底的大批判。但母亲被关在里面什么也不知道，哥哥在部队对外界也一无所知，只有我在外面和一帮被打倒的干部子弟经常接触，听到这种风声。我不知道怎么传递这个信息，只好一再暗示他说:“你好好交待，你放心好了，肯定会有出路的。”

　　但父亲已经丝毫没有余力来理解我的暗示了，他只是很微弱地回答:“我是一直在交待……”他抓住我的手，拼命往自己的肚子上摁，我感觉到了几个硬硬的疖。父亲当时已经患上了肝癌，但最初症状表现为胃疼，专案组就给他吃酵母片之类的药。

　　回到家的第二天一早，专案组又来电话，让我准备东西去中山医院看父亲。去病房前专案组要我写一张保证书:进去后不要向任何人暴露自己是谁，不要和任何人交谈患者的病情，不准透露患者是谁，上厕所要报告，吃饭要有人陪。大概是这么5条。“文革”结束后，另有专案组去查父亲当年的档案，这张保证书竟然还夹在那一堆病历中。

　　那时父亲已经奄奄一息了。我偷偷告诉父亲:“你好好休息，好像要用你了。”他无力地摇摇头。有位医生偷偷把我叫出去，告诉我父亲得的是肝癌，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但已经来不及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但千万不能说是我说的”，那位好心的医生又告诉我。

　　父亲后来开始吐血，一直到去世，他的眼睛还一直睁着，嘴巴也张着，旁边都是血。我要了一块纱布，把父亲的脸擦干净，出了病房，我打电话给专案组，告诉他们:“郑君里已经去世了。”“啊？他死了？”对方好像还很吃惊。

　　这就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此前已有一年多没见过父亲，而这最后一面竟然也十分短暂——我是早上9点钟接到通知，中午11点赶到的，而次日凌晨父亲就溘然长逝。

　　在殡仪馆里，父亲直接躺在烧死人的那种铁板车上，身下连个褥子都没有。我们送去了一身灰色中山装，父亲头底下垫了两块砖头，身上蒙了一块白布。母亲、姑妈、哥哥和我，与父亲一起最后匆匆待了10分钟后，父亲马上被拉去火化，我们还被关照:出去绝对不能说郑君里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觉得父亲并没有死。我经常想起父亲被关押之前的情形:父亲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出入上影厂，提着大藤包，里面有水杯、硬皮文件夹等，绝对不是别人想象的那种“大导演”的派头。偶尔他不知是问我还是自己感慨:“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过这种骑着自行车提着大藤包上班的生活？”那时父亲每周回家一次，每次都是我送他回上影厂，但我们都不敢从正门回，因为那里的“革命群众”太多。我从边门送他进去，那条街叫三角街，过去上海很多电影界的名人都在那里出入，两边是高高的墙，墙上爬满了长青藤。走着走着，父亲长叹着感慨一句:“真不容易，上海还有这么一个安静之地，可能过几年连这样的走都不可能了……”我只是回答:“一切都会恢复原状的……”

　　现在，一切都恢复了原状，而父亲，却离开我已近4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