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录像厅

　　录像厅岁月

　　到了1988年，我借调期满，从北京回到了保定。不久后领导又把我派回北京学习。其间我看了那部张艺谋的成名作《红高粱》，学会了里面的插曲“颠轿歌”和“酒神曲”，回家给妻子唱过后，竟被夸奖“成熟”了。我知道她这话的意思是说，我脑子里不光只有那些打打杀杀的功夫片了。

　　我告诉她，我不光会唱“红高粱”，还会唱“敢问路在何方”呢。

　　电视剧《西游记》在当年正式播放，作为其主题歌的“敢问路在何方”随之唱响神州。事后想来，这或许与改革开放10年后人们普遍感到困惑的心理相契合吧。

　　我这时就很困惑，工作快5年了，却没有一点热情，从北京回来后更觉得一切都平淡乏味；想走不少同学的路辞了职到深圳珠海去闯荡，却又成了家，家里人希望过稳定的生活。我真不知该怎么办了，烦恼之下又去寻功夫片看。

　　看功夫片这下多了去处，就是坐落在犄角旮旯里的那些录像厅。

　　其实，早在看《霍元甲》的那年，市面上就有看录像的场所了，到这时不过数量更多片子更多而已。录像厅里的环境很差，黑咕隆咚，乌烟瘴气，连恋爱男女找地方亲热都不选那里，所以观众大多是些闲来无事的中小学生，像我这样的国企干部还真少有。多年后，我认识了许多港台片研究专家，竟发现他们大都是那里面混出来的。真是英雄不问出处啊！

　　录像厅的最大好处就是放的片子多，有时一天能连续放七八部。我是趁上班时间溜出来看，所以看得较少，也就有几十部吧，像《鹰爪铁布衫》还有《英雄本色》什么的。

　　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地过了好几年，其间除了应付工作，业余时间也读读书，为了我那个狂妄的想法做做准备。

　　那时有关影视的书好像只有杂志，其他能涉及功夫片的资料几乎没有。在盲目寻觅的过程中，我在书店里注意到了王朔的小说。

　　88年正值王朔的“痞子文学”热，吸引了不少青少年。而看功夫片的我习惯善恶分明忠奸对立，不太喜欢他书里的灰色人物。

　　倒是歌坛兴起的“西北风”挺对我的路子，因为有“红高粱”的底子嘛。

　　1989年，经历了巨大风波的中国大地上，涌来了大量的港台歌星，纷纷举办盛大的演唱会。而我这时已不再恋爱，欣赏不来你哝我哝的调调，没有太关注。1990年热播的电视剧《渴望》倒是看了，不过是我老婆拉着看的。

　　这一年吸引我的是北京亚运会，劫难之后的中国通过这次盛会重树形象恢复元气，效果不错。记得后来香港银都机构拍了一部电影，表现亚运会的武术比赛，很活泼很好看。

　　奇怪的是我对1991年兴起的“金庸(blog)热”反映冷淡。有人对我这个功夫迷不喜欢看金庸等大师的武侠作品很不解，我却心里有数——因为他老人家书里描写的武打场面太费解，哪有看录像来劲。

　　不过，这一年我还真没怎么看录像，原因是在工厂里当上了小领导，不好意思再偷着去泡录像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