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京辉根据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改编创作的话剧《臭虫》在京上演后，评论界褒贬不一，莫衷一是，虽是如此，《臭虫》一剧毕竟反映与折射了孟京辉创作的最新思维，以及他对实验戏剧发展的新感觉，最近，我们就实验戏剧的一些问题，对孟京辉进行了访谈。

　　记：《恋爱的犀牛》上演后曾引起人们的观剧热潮，而且从那时起，北京的小剧场才开始赚钱，但这部戏好像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什么思考。

　　孟：《恋爱的犀牛》是个意外的收获。原来我觉得它比较轻，思想性弱些，后来就改变了看法。八十年代以来，小说、电视剧都不给“轻”的东西地位。现在有人评判艺术的标准是有力度，有爆发力，如果你狠不起来，他就认为不好。《恋爱的犀牛》在剧本、音乐的创作及结构的安排上都是按照理性进行的，演员的表演则重在感情表达，它对我来讲是一种美学突破。从我开始做第一个戏到现在，我基本上没有做自己不愿做的戏，有的是在做的过程中遇到阻力，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到现在我可以说，每部戏都是我想做的，没有受到创作失败的打击和伤害，所以就无所顾忌。这其实挺重要的，没有哪部作品让你在回顾时不愿意说。有的戏是不好，不好没关系。比如《坏话一条街》，问题特别大，也特别多，是我所有作品中问题最大最多的，而恰恰是这部戏给我提出了许多在创作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记：早就注意到了你排的戏在音乐上的编排与处理，《臭虫》的音乐为什么选择了青铜器乐队?

　　孟：以前与青铜器乐队有过合作，最重要的是在这部戏里我想插电。以前做的戏没插过电，都是一把吉他弹唱城市民谣，然后话筒一收音。当插了电以后，效果就不同了。其实，在《臭虫》中有几处的音乐语言与剧情是很相融的，但还不那么尽善尽美。通过这个我思考了许多问题，觉得现在的音乐都是一块儿一块儿的，实际上我想设计的音乐和戏是完全融合为一体的。最好的是前半部分打架的那一段儿，音乐节奏的冲击力与台上演员的表演相呼应相促进，如果后半部分再有这样的一个高潮就好了，因为那样会增加作品的质感。

　　记：你的戏是“非主流”戏剧，可事实上“非主流”实验戏剧的演出占据了当前戏剧演出的市场，特别是北京的演出市场，你对此如何看?

　　孟：“孟京辉戏剧”确实在北京演出市场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一部话剧的演出是有其特性的，包括布景设置，挺麻烦的，进而就决定了“孟京辉戏剧”主要在北京演出。反正年轻人来看戏，我就高兴，因为年轻人还有未来，他们会互相影响，反过来还会影响我们。

　　记：在改编外国作品时为什么总是取那么一点儿，而不是排整个作品?

　　孟：我是把外国作品当做素材来用的，实际上我需要的是原创作品，像《恋爱的犀牛》，没有别人的创作痕迹。可是这样更难，也需要一段剧本的创作过程。

　　记：你如何定义“实验戏剧”?

　　孟：完全没有必要给实验戏剧定义，实验就是姿态。你说什么是荒诞戏剧?荒诞戏剧该如何定义?无须定义。如果有许多人在做实验性的戏剧，就会营造出一个创作的氛围和环境，形成群体感，可现在只有几个人在做，有的还不过是打着“实验”的幌子。搞戏剧研究的人在论述问题时还在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哪部戏举例说明，对九十年代这十年却很少谈起。我编《先锋戏剧档案》和出版的自选VCD辑，都是为了给出参照作品。按理说，这些事都是搞戏剧研究的人去做的。(通讯员张久英 记者周凡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