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如诗

　　第一次见李少红是去年夏天，她刚从台湾做完《橘子红了》的宣传，橘子模样的纪念相夹摆满了办公室。这部倾注她4年心血的电视剧在内地公映，已是新春。这棵春天收获的橘子树，作为导演是如何选种、播种的？在赶写电影《宝贝》剧本的空隙，导演李少红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选种男人 不育是炸弹

　　记：原著小说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里？是什么冲动让你把这个电影素材变成电视剧的？

　　李：在4年前我看到《橘子红了》小说，是台湾女作家奇君写的，讲述的是奇君对她家乡的回忆，在她记忆的故事中，有大伯、大妈、秀禾和耀辉等人的影子。最早看到这篇小说确实觉得是个电影题材，改编电视剧有一定的困难，除了篇幅的局限外，还存在故事不太戏剧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当代年轻观众和有那段历史经历的老观众与那个旧时代的情感的沟通，怎样让反封建的主题让年轻的观众认同？后来我和编剧想通了一点，于是带动了全盘的修改。这一点可以说是全剧的一颗种子，也是全剧的关键情节———生育。

　　生育是原小说中的核心情节，但是没有戏剧性发展，我们做了一个假想，改变了所有的人物关系。试想，如果不能生育的原因在老爷，这不是一颗核弹吗？它太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每个人物的不同心态，而且也是对旧时代封建氏族最彻底的颠覆。这是一个极富有戏剧冲突的设想，同时又不伤害原著精神。因为有了这些可能性，有了这颗可能结果的种子，我们才有勇气开始改编这篇小说。

　　记：有人说《橘子红了》真正的主角是大妈，你觉得这部戏真正的主角是谁？

　　李：是秀禾。遵循生育这样的核心轨迹，秀禾从任何意义上都是这个冲突的关键人物。她是大妈的理想化身，是完成她爱情的完美人选，甚至是她的灵魂的一部分。对于老爷，秀禾是对他所掌握的权威以及人格和生理全面的一次检阅。耀辉更是如此，面对秀禾的爱情耀辉才真正的觉醒。最后全剧的戏剧点也体现在秀禾身上，生命和爱情的升华。秀禾的悲剧创造了新生命的诞生，同时也诞生了新的希望。

　　-播种 梦呓般的体验

　　记：戏是靠演员演出来的，也是帮导演完成创作环节的重要因素。你如何评价这部戏里的归亚蕾、周迅的表演？

　　李：归亚蕾老师能够很准确的领会这部戏的精神，实际上她的表演给了全剧一个准确的气质：那种梦呓般的，甚至催眠术一样的台词都极其吻合这部戏的风格。她可以说是这部戏的灵魂。

　　周迅实际上出色地完成了她所演过的心理最为复杂、最具有挑战性的角色。人们熟悉这样的人物，熟悉她的一举一动，这就是挑战。她只有两条路：一是准确地丰富人物内心，让观众能够体验到除了故事命运之外的人的更多感受；第二是用真情拉近观众的距离，让观众走进人物的内心，不再用经验欣赏这个人物。只有这样，这个人物才会在观众心目中获得新生。我觉得周迅本人具备这样的亲和力，我们一直严格把守着这样的标准完成她的每一个镜头。最后你会觉得秀禾和周迅难以区分。

　　记：叶锦添带来了《橘子红了》的视觉成功，这是否也会带来以后你的作品的一种风格的单一？

　　李：我很希望有更多的优秀的人才加入到我们中来，一个叶锦添显然是不够的，但目前他带给我们的影视美术造型的冲击力，却是谁也不能取代的。他将美学带入大众媒体，带入到戏剧的精神当中，我觉得他起到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关键是他打开了我们更多的想像力。他对影视的贡献不完全是几件服装，不能从表象估量他的作用，他带给我们的是整个的美学思想。这个领域是长久以来我们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涉及的领域，或者说我们一直期待开拓的空间。事实上，从《卧虎藏龙》到《橘子红了》，他的视觉造型艺术已经在观众们中引起广泛共鸣，确立地位的几部作品起到一种宣言的作用。这不会是一种单一。

　　记：大家认为《橘子红了》的音乐很怪异，你怎么会采用这样的音乐？

　　李：怪异的说法像一种传染病，把不熟悉的类型和个性化的方法都混淆了。这部戏的音乐确实是非常个人化，这点我不否认，因为我们特意找曲波这样没有框框的敢于挑战的年轻人作曲，就是想找到一种有突破、有灵魂的新感觉。没有人规定影视剧中的音乐必须的格式，只有能否符合剧情的风格，能否是作品灵魂的声音，就这部戏而言，是梦呓般的气质。我觉得曲波给予这部戏的风格是准确的。

　　-收获 非悲剧的女性史诗

　　记：这部悲剧戏放在春节播出，你担心过它的收视率吗？

　　李：我担心过，但结果出人意料。初二清早就不断有朋友来电话，有性子急的还来要带子，想一气看完。慢慢地我了解了观众看电视剧的心理：把心里高兴和不高兴的情绪尽情地宣泄一下也是一种需要。我懂得了中央台的高明。虽然拖了半年，却有了个好收成。

　　记：从《雷雨》、《大明宫词》到这部戏，都是女性的命运悲剧，这些故事打动你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

　　李：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她们极具牺牲精神，不论爱还是恨，她们与社会和命运作战的惟一武器只有自己，甚至自己的生命。我的电视剧不能单纯定义是悲剧，是女性的史诗。因为她们可以孕育生命，她们的身体有着无限的神秘性，她们贡献的就不只是肉体，而是精神，一种勇敢和神圣。对这种精神的颂扬，我是积极的。

　　记：现在还听到很多电影导演说不屑于拍电视剧，作为第五代电影导演干将，你怎么看这些年你的电视剧实践？

　　李：我不觉得拍电视剧和拍电影有什么所谓的地位高低之分。其实，拍好的电视剧很难，对一个导演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就是说故事的编导能力、对观众的市场掌握能力。从拍《雷雨》到现在，我很荣幸地经历了数字影像技术变革的最重要发展时期，仿佛又读了一次电影学院，学到不少东西，编剧、制作能力都有所加强。这些年拍电视剧，和观众的心离得很近，我会把这些经验用到电影制作中去。本报记者杨劲松

　　《京华时报》(2002年2月20日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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