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则成对这份工作的动力有两种说法，他跟翠平说，等解放了跟你过好日子。但他又对站长说，我就喜欢潜伏，因为刺激。

　　这两种想法他都有。对他来讲，潜伏成为一种工作，一种习惯。信仰是说我既然代表了这个集团的利益，那么我就要干下去，因为我喜欢这个集团的理想和他们这些人。国民党那些人我已经不喜欢了，我就要让我喜欢的人打败我不喜欢的。他就是转变了。成了一个纯战士，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强大的纯战士。

　　可是如果他真是纯战士的话，为什么会在二婚的晚上流眼泪呢？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这么牛，命运却不在我手里？

　　不是，这种想法是现在年纪低一点的孩子对那个时代的陌生感造成的。他们会觉得：你余则成被人家玩成什么样了？在那个年代，斗争性那么强，许多的安排是不执行也得执行的。为什么有督战队，拿着枪顶着你，往回退就打死你。你的同志，战友，因你恐惧、逃避而死亡，你多不人道啊。余则成必须得坚持，他流泪是对翠平，对他们生活的那段时间的怀念。也有对自己的命运，命运沧桑感的感慨。

　　在香港，跟余则成接头的人说翠平没找着。这是真话吗？组织都已经跟翠平接头了，说你在这镇子里呆着不能出去。

　　当然是真话了！一个山区的、河北的地方组织，跟在广州的人，他们怎么能见到呢，都是秘密战线的是没错，可是你知道秘密战线有多少条线索吗？总参二部的人掌握什么情况，社会部的人掌握什么情况，怎么可能找得到？《集结号》里也是啊，仗打完了之后，那么多人都找不着了啊。

　　很多剧评说《潜伏》讲的是办公室兵法，这样的说法你喜欢吗？

　　我不喜欢，这是观众认识上的问题。我在写的时候没有这样想，你提到了，我可以理解。我是觉得——这样的解读太窄了。

　　姚晨曾问过你，余则成到底爱不爱翠平，你当时的回答是：不知道。你是怕有个明确回答会限制她的发挥，还是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你看看60岁以上的老人，中国的老夫老妻，他们是怎么样走过一生的，相扶相携走过一辈子。对很多人来说，洞房里掀开红盖头，那是人生第一面，这样的情况在中国广为存在。他们在一起过，是什么感情？你能说是爱情吗？你能说那样的情感不让人尊重吗？ 当然你可以理解为爱情。你要让我给他个界定，就是爱情，或者就不是爱情，我做不到。

　　历史上的军统天津站

　　出现在《潜伏》里的军统天津站刀光剑影，各种人物粉墨登场。历史上真正的天津站果真如此吗？

　　■文／虎甲

　　近期，姜伟导演的谍战大戏《潜伏》持续热播。这部反映40年代军统天津站地下斗争的电视剧，场面扣人心弦，情节曲折离奇。而由孙红雷、冯恩鹤等塑造的人物形象，更是鲜明生动。观片之余，观众可能会萌生好奇：真的有过这样一个军统天津站吗？如果有，真的是如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吗？

　　军统天津站在历史上的确存在。关于建立军统天津站的由来，在原著小说《潜伏》里，作者龙一是这样写的：“如今，日本人被打败了，他跟随上司来到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站，上司任少将站长，他是少校副官兼机要室主任。”小说的这段描写并不确切。实际上，早在1932年，军统天津站就已经设立。日据时期的天津站身处沦陷区，曾为抗日战争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天津站浮出水面

　　在电视剧中，孙红雷扮演的主人公余则成，是1937年加入上海青浦特训班，从此踏上特工之路的。而军统特训班的历史，始自“力行社”所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其中就有“情报人员训练班”。当时戴笠是主任，成立于1932年3月底。当时的学员都是考自军校各期毕业生，还有其他有情报性的各界人士。这个训练班的正式名称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郑介民主管教务，戴笠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上述这些，就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这个训练班由戴笠负实际责任，却只挂了办事务的名义，有些让人不解，大概是他唯恐暴露身份吧。

　　1932年9月，“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当时还属于非编制单位。戴笠担任第二处处长。不久，又在北平和天津建立情报工作站。天津站的第一任站长是郑士松。1933年5月7日，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发生了一场震惊天下的大案。正是这场大案，让军统在沦陷区的“天津站”浮出了水面。

　　天津站首任站长郑士松，其实姓王，原名仁锵，后来改名王天木。郑士松曾先后在保定军官学校、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里学习过。后来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还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郑士松体型适中，五官端正，浑身上下找不出什么特别之处，颇为符合秘密工作的身份。他喜欢穿最时兴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是讲究的绅士派。“王大哥”混迹于社会各界，颇有人缘。

　　郑士松是戴笠的老朋友。他们交情深厚，差点成了儿女亲家。在郑士松的努力下，天津的工作很快就颇具规模。郑士松常常教导手下：“从事特务工作的人，不一定是专才，但必须是通才。 因为在工作活动的过程中，往往要置身于各种不同的环境之内；接触各种不同身份的人物；也会遭遇到各种不同的事故。所以必须要见闻广博，常识丰富，方能随机应变，应付裕如。”他自己也常带领手下，深入各地，了解风土人情和社会众生相。

　　当时日本军方正企图在华北制造“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以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日本在华北派遣有大量特情人员，他们分属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他们策反的对象是北洋旧军阀，前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从天津潜入北平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与日本勾结。军统向平津站发布命令，秘密除掉张敬尧。

　　1933年秋，军统北平站扩大编组，由白世维任行动组长。与此同时，天津站也成立了行动组。由王天木兼任组长，组员有七八人，如马河图、岳清江、丁宝龄等。至此，北平站与天津站都正式建立了行动单位，同时增补武器装备。天津的特别行动人员，全部是河南省籍的人。他们大都追随过王天木出生入死。就其特情素质而言，显著强于北平站。这些人对于玩枪这一套，个个都有历练。相比之下，北平的行动员则更具有政治意识。

　　实际上，当时整个军统的华北地区特别行动，都由王天木负责。他是刺杀张敬尧计划的主导者。王天木在天津、北平两地奔波，最终将张敬尧击杀于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而当年平津的军统情报站，人力单薄，设备简陋，在仓促领命的情况下，能不辱使命，在华北沦陷区铲除内奸，大快人心，的确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天津站刚刚庆贺完胜利，不料风波又起。最终导致了天津站站长易人，特别行动组也被解散。

　　王天木与“箱尸”案

　　不久，北平又发生了一桩惊人事件。天津站的行动组员在北平闯了大祸，闹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最受瞩目的新闻。甚至还惊动了蒋介石，让戴笠亲自来北平处理此事。这就是至今还众说纷纭的“箱尸”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