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据说在刺杀张敬尧成功后，王天木与天津行动队员胡大虎等人去前门逛八大胡同。不想在青楼，他们与人发生冲突，胡大虎本是黑道出身，结果把对方给打死了。尸首放到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出街外，用黄包车运走。他们本以为这事能无声无息地摆平，可没想到“箱尸案”竟然轰动了北平城。大报小报纷纷刊登，最后传到了蒋介石耳朵中。

　　结果，胡大虎被捕正法。王天木被处无期徒刑，在南京老虎桥陆军监狱服刑。天津站站长，改派王子襄继任。天津站全面进行改组，所有人事进行大调整。至此，原天津站行动组无形解体，那些行动人员，也分别予以安置或处分。王天木实际上服刑两年。到了抗战时，军统急于用人，这才释放了王天木。

　　早年曾有过一本纪实小说《箱尸案》，就是影射的这件案子。不过据史实研究，当年北平侦缉队的侦破结果证明这是一场假案。这场北平的刑事案，真的是王天木与天津站行动组队员犯下的吗？特情人员行事一贯缜密，可为什么这事能如此快地传到了新闻媒体那里？在事实调查不充分的情况下，蒋介石又为什么这样严厉地处分军统平津区的情报人员？这些疑问，如今都已经湮没在真假莫辨的历史档案中了。

　　天津站的第二任站长是王子襄。

　　王子襄，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大。他在天津英国租界工部局领有行医执照，是一位正式的西医。王子襄生于1904年。身材高大，眉清目秀，挺拔俊逸。他的家境很富裕，个人行医的收入亦颇可观。王子襄任职天津站新站长时，还是单身。戴笠为什么会让王子襄出任天津站，可能是因为他忠诚可靠，又具有相当的学识能力和职业地位。

　　1934年，军统又接连下了好几道制裁令，其中包括石友三、吉鸿昌、张璧等。石友三一向反复无常，联共反共，抗日投日。当时石友三在日本支持下，出任国民政府冀北保安司令。吉鸿昌一向被宣传成抗日英雄，可是他留下的“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诗句，却颇为耐人寻味。张璧则是天津势力最大的汉奸。

　　此时的天津站青黄不接。原有的行动组员己全部调离，而新的行动单位尚在建立之中。特别行动主要由北平站负责。而侦察任务，按组织体系则由天津站负责。因为天津站新站长王子襄本人刚刚着手工作，具体情况由天津情报组组长吕一民与北平站站长协调，听其调配。当时的北平站站长是陈恭澍。此人也很有争议。他与王天木、沈醉等一道，被称为戴笠手下的“四大凶”。陈恭澍后来去了台湾，还写了本厚厚的回忆录《英雄无名》。

　　王子襄的神秘死亡

　　1934年夏天，军统平津情报站在组织系统上和作业程序上，都有了改变。原先主持华北地区工作的特派员郑介民，奉命调回南京。特派员一职，暂由邢山代理，不久又由张行深接任。北平站和天津站的对上关系，也由单线传达改为双线来往。平津两站的工作，不一定非经特派员进行传达，因此两站的独立性与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然而，就在天津站组织重建成功，即将开始新工作的时候，第二任站长王子襄却离奇死亡了。

　　王子襄是西医出身，有一种职业医生的认真劲儿。他的家也就是他的诊所，客厅平时招待客人，有病人前来就医，就成了诊室。客厅有几个大玻璃柜，里面摆着各式各样的药瓶。王子襄有个爱好叫“试药”。 他常常一个人拿自己作试验，有时是服药，有时是打针。有人劝说他这很冒险，可是他却处之泰然，我行我素，试验如故。

　　除了枪杀与用刀，毒杀也是除奸的方式之一。因此，往往有军统特工爱开玩笑问他，能不能找一种无臭无色无味，微量水溶就能杀人于无形的毒药。就是那种随便弄一点放汤里茶里什么的，能立即溶解不留渣滓，喝下去让人立马翘辫子。结果王子襄很认真地说有，还找出兔子来给大家做实验演示。王子襄性格中的纯朴率真，可见一斑。可是这样的纯真性格，并不符合情报站长的身份，似乎也预示着某种命运的杀机。

　　一天傍晚，天津站人员吴萍发现王子襄独自倒毙于家中。床头的小凳子上，还摆着几个小瓶子，旁边还有一个玻璃针筒。当他们把王子襄送医院急救时，已宣告不治。事后证实，那几个小瓶里以及针筒中的残余物，都有毒性。王子襄的死，究竟是他自行配制和试验毒药时，不慎出的差错？还是遭人陷害？这又是一桩湮灭在历史中的悬案。

　　1934年是天津站的灾年。先是老站长王天木入狱，半年不到，新站长王子襄又意外身亡。结果，天津站的站长，空缺了好久，军统也没有派出适当的人前来接任。平津的特情工作，由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指挥监督，其人事经费亦由北平站承转。除了天津站属下的情报组与两名直属员也拨归北平站暂行联系外，其余人员均由南京局本部直接领导。等到吴赓恕任职天津站长，已经是1935年到1936年的事情了。

　　天津站的日常工作由情报组组长吕一民和军情组组长郑恩普共同负责。而吕一民的侄子吕问友则是天津站直属通信员，驻在塘沽。另一位联络员是杨玉珊，是天津站所属情报组的联络员。后来她嫁给了郑恩普，成就了一桩特工姻缘。此时的陈恭澍往来于平津，负责整个华北区的日常情治事务。实际上，陈恭澍身兼着北平站与天津站站长的双重角色。正当陈恭澍意气风发，准备大干一场时，却又出了意外。他在老虎桥陆军监狱被关了半年。到1936年，陈恭澍才出狱复职，担任天津站站长。也就是说，陈恭澍既是吴赓恕的后任，也是他的前任。

　　以身殉国的烈士们

　　1939年初，抗战正是艰难时期。军统紧急电令陈恭澍克日赴港。天津站的站务，交由天津站书记曾澈暂为代理。后因人事调动频繁，工作也日趋繁重，曾澈升格为天津区区长，直接领导沦陷区的“抗日杀奸团”。不幸的是，1939年9月27日，曾澈在天津市区河北大经路失事被捕。曾被捕后，惨遭日本宪兵非刑蹂躏长达300多天，终于1930年9月9日在北平慷慨就义，时年仅仅27岁。

　　某些网络文章称“匪军统特务王文，因刺杀有功，被国民党政府提升为天津站站长，1939年又升为军统局华北区区长。”这样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王文是天津区行动组组长兼滦榆总部直属大队大队长，在平津、冀东等处开展敌后特工行动，痛击敌伪。让日本人和敌伪宪警都恨之入骨，一心想把他缉拿归案。1939年9月间，王文再次奉令冒险潜入北平工作，因身份暴露失事被鬼子逮捕。他受尽种种酷刑，坚贞不屈，被折磨得遍体鳞伤，不成人形。最终从容就义于北平，时年刚满30岁。

　　在陈恭澍被调走之后的8个月里，平津两地特情组织损失惨重，接二连三受到敌伪的破坏。为国捐躯的人员计有：从北平第一站调任天津站站长的陈资一；由副站长升任北平站站长的周世光；还有“抗日杀奸团”成员多达数十人。前任站长吴赓恕后来也在上海为国捐躯。

　　过去的书籍与影视作品，总是以负面或反派的角色来刻划军统情报人员。其实，在各个敌后沦陷区，也有不少军统特工人员上演壮烈的英雄故事。正如历史重新公正评价国军的抗战一样，军统特情人员也应当得到更为公正的历史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