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后来才知道365天年会就一天
新闻永远不只是一个行当，如果新闻只是一个行当，养家糊口的一个行当，那新闻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不会是一个好行当。新闻人的收入永远在世界各国职业收入排在中后的，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干这个？因为在新闻事业里，有一种比工资更重要的，有情感的工资，精神的工资。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要琢磨琢磨，幸福跟物质情感精神紧密相关，如果一味追求物质，有一天你会走到死胡同里。现在的年轻人还要敢于做梦。
二十年后 纪念是为了重新出发
新京报：大家提到二十年前的《东方时空》都很有感触，你觉得还有可能再产生下一个吗？
白岩松：因为创业永远都是难忘的，这个是历史规律，没有什么可指责的，说现在的《东方时空》不好，我觉得现在《东方时空》很好，收视率也很高，但它不是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我们那个时候的《东方时空》留有一种精神，在我的身上，在我的很多同事的身上，在今天的新闻频道，或者其他的新闻记者的身上，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子，够了。现在该是下一个《东方时空》的时代，更需要的是中国新闻界有一次新的开拓性的变革，去迎接这个时代新的需求。
《东方时空》那个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放弃，回头一看，每个人都经历了放弃，大家的日子都不错。周兵[微博]在兰州两套房子，张朝夕有稳定的工作，我同样在电台干得不错。但你要去为一个前途未卜的东西做出放弃，今天当然会觉得，白岩松、崔永元成了，但是当时是要放弃很多的东西，你敢不敢放弃？今天的人愿不愿意放弃？我不知道。因为今天拿到更多了，可能更难放弃了。你看现在的栏目组，还能随便进人，随便开了吗？劳动法之后不可能了，当年在一个混沌时期，有一种创业激情在里面。
接下来不能沉迷，接下来还有无数事要做。所以我觉得纪念《东方时空》二十年，跟纪念五十年是不一样的，纪念五十年的时候我们都沉湎了，因为那个时候都八十岁了。但二十年的时候还没有沉勉的资格，现在需要思考，要重新出发。
新京报：你始终有一种反思的精神？
白岩松：我始终会有这种警觉，我觉得，参与过《东方时空》创办、参与过那段充满理想，或者得说激情燃烧的日子，拥有那段难得的不正常时光的人们，应该继承《东方时空》的传统——就是永不满足，永远要有开拓之心，永远做的事情不能只是为自己。
我承认，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既得利益者，但如果20年前没有当初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敞开胸怀，去包容去开放去创造去改革，像杨伟光、李东生、孙玉胜、时间、陈虻这一批人，如果没有他们这些既得利益者去为新的年轻人开荒拓路，怎么能有我们的今天呢？那我们今天成了既得利益的人，你在做什么呢？
我觉得纪念不能只是热泪盈眶和回望庆幸，而是还有一点：你今天在做什么？在为二十年后的我们在做什么？我觉得这点是围绕着2013年5月1日，电视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致青春” 沉浸不前就是背叛
新京报：现在谈到理想，很多年轻人都会说，自己的生活压力很大？
白岩松：我们那个时候的压力好像也不小，现在比那会儿要幸福得多了，大家总是在抱怨当下的年轻人，我觉得每一代年轻人都不容易，但是一代比一代更容易。你们现在担心的是房贷，我们那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还会有自己的房子，车就更没有想过。我们当时住地下室，你们现在怎么都比那个时候强吧。所以每代有每代人的不容易，青春从来就是不容易的代名词。
新京报：你觉得现在的《东方时空》和早期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白岩松：我们共同积累下来的东西没有变，有时候随着岁数的增长更清晰，更应该去坚持。《东方时空》要做群体，当时每一个位置，每一个角色都有特别有趣的东西。今天某些部分被光环化了，光环留在主持人、制片人或者说创作者身上。
新京报：你一直在说，不想特别去留恋那段日子？
白岩松：我感恩、庆幸，这两个是非常明确的。这一生，曾经遇到过这些人，彼此帮助，共同向前走，真的是感恩。第二个是庆幸，赶上过那段日子。
我觉得生命中每一段日子都有每一段日子的好，人到中年，不继续上坡就顺坡下去了。当你成为既得利益者，能为现在的人做什么？敢牺牲一点自己的什么东西？否则的话，你仅仅自己得到又有什么意思？我认为是如果现在沉浸在既得利益的获得中，那就是对你过去二十年曾经拥有过那段日子的最大背叛。
柴静：后来才知道，365天，年会就一天
柴静 生于1976年，19岁在电台主持《夜色温柔》节目，22岁到北广学习电视编辑，在湖南卫视[微博][微博]主持《新青年》，2001年加入《东方时空》。2003年调到《新闻调查》，先后担任新闻频道《24小时》主播、新闻频道《面对面》主持人。2011年起担任《看见》主持人。 从湖南来到北京，柴静刚到央视主持《时空连线》时，度过了一段痛苦的适应期。柴静说自己从蹲马步开始学起基本功，流汗流血、风吹日晒。她曾经采用最笨拙的办法，整理记录同行的提问，一个采访准备一百多个问题，自己上机编节目，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回想起那段日子，柴静说，日后再没有一个地方像《东方时空》那样“残酷”。
被新闻评论部年会打动
2000年，柴静接到陈虻的一个电话，陈虻说，想跟柴静合作一个节目，两人约在梅地亚见面。陈虻问柴静，如果你来做新闻，你关心什么？柴静答，我关心新闻当中的人。陈虻眯着眼睛看了柴静一会说，你来吧。
柴静当时正在湖南卫视做《新青年》，人物访谈节目，做得有声有色，也算小有知名度，最主要的是工作很自在，每个月去录一次节目，录完拿现金，柴静没想过要改变这种工作方式，她拒绝了陈虻，“我不去。”
陈虻没多说，他告诉柴静，可以来参加一次他们新闻评论部的年会。那一年，新闻评论部的年会上放了《分家在十月》：“运动啦，七八年就来一次……兄弟们，抢钱抢女编导，一次性纸杯子也要，手纸也要……”柴静日后在《看见》一书中回忆，领导们坐第一排，在片子里被挨个挤对。“李挺诺夫硬挺着入睡的夜晚，气愤地说：‘《痛并快乐着》，这书只配用来垫脚！’……”坐在第一排中央的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正被群众抢钱包，钞票全部被撒向空中，大家哈哈大笑。其中一张一百块，红艳艳地飘啊飘，飘到了柴静手里。
就是这一次年会，让柴静下定决心，来到《东方时空》。
第一期节目“惨败”
柴静在《东方时空》负责《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第一期节目是关于剖腹产话题，柴静联系了医生、孕妇、专家，探讨了剖腹产怎么不好，交了片子。这次“作业”被她日后用“惨败”来形容。陈虻开会时公开批评她，采访没有深入下去，“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柴静越听心越凉，最后只能把片子的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力回天。
柴静在《东方时空》最初的日子如履薄冰，每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录像的时候，就盯着自己本子上的问题往下看，听不到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下一个问题。在节目的结尾，柴静一般都会加上一句，“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早日到来。”
同事们都替柴静捏把汗，有一天录完节目，摄像送柴静回家，对她说，姑娘你加把油，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摸索技巧和自我励志
柴静下过一番苦工夫，研究同事的采访技巧，把能找到的记者前辈的问题都记在小本子上。那段时间，柴静临睡前常看一本叫《沉默的羔羊》的小说，并用书中女主角史达琳鼓励自己。
柴静当年以为好节目要尖锐，在节目中咄咄逼人地发问，被观众评论为“冷酷”。陈虻纠正她，“不是，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