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尝试过，假使你变成一个蠢得像个中产阶级的胖子，该去如何生活？在这种想象力的背景下，你还会不会继续把萨特奉若神明，并且抹杀四五年前的世纪末情节在你内心投下的阴影？这样的思索是有益的。当然，它不一定会给你带来多少纸钞或者名气。群众的牢骚和青少年的冲动会对你证明这些：究竟什么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社会性反应；什么是理想主义大旗下，人的本能反应。
这几天，我都病着。发烧。在这期间，在我身外无数的地方，人们在通过各种方式理直气壮地享受着健康带来的快感。我非常希望出现两种情况：1.允许我通过各种方式加入人群2.他们立即停止。但我处于嫉妒而萌发的这两点希望，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范畴。所以很自然地，它的落空没有让我失落。因为我可以使用网络、报纸、电视或广播追踪我感兴趣的事件。这些工具，不是只可以用来谈恋爱或做政治鼓动。
当香山迷笛音乐节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体温有进一步上扬的趋势。我躺在床上，想吃土豆烧牛肉。这份做法独特的菜肴，是前苏联的重工业专家在五十年代介绍过来的。而摇滚乐，则是美国迷茫的青年，在八十年代向我们输出的。这两份礼物对于中国人来说都是美味。我斜靠着枕头食不甘味、反复恶心呕吐的时候，想起了有必要感谢一下苏联人和美国人。这些老大哥们四处部署军事基地的时候，却把“动物保护”这种慈悲为怀的妇人之仁，灌送到我们青年的头脑里。为此，本届音乐节甚至夸张地摆放了一个募捐箱。还好，我没有亲历现场，所以我接受了这软弱苍白的作秀。
无数的现场图片，证实了这场音乐节的的确确开过。舞台上脱裤子的乐手和小径上遛白菜的行为艺术者，恰如其分地表达了此次音乐节走火的主题。服装、身份和民族各异的人“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摘自《毛泽东语录》——喜郎注)。他们在温差巨大的十月，打出同一个清新锐利的手势，熬过了缺食少水的三天三夜。被踏为烂泥的草坪，没有被摄像头及时记录下来。那些“泥塘中以颇高密度分布着大量的零碎，诸如废纸、瓶盖、废电池(！)、硬币(！！)、手机(！！！)”(摘自高地音乐网——喜郎注)总会被有心人搜集到一起的。不是历史学家，拣破烂的小贩，就是诗人。
我坚持不测体温。因为我确信自己身体健康。病毒伴随着当年的狮子座流星雨骤然砸倒过我。这一次，很遗憾，我病因不明。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次发烧与日本人无关。无论是“珠海买春”事件还是“梵”乐队此次音乐节上的演出遭遇，都属于个体事件。我非常厌恶某些内心麻木的愤青，通过煽动狭隘的集体主义情绪，来发泄玩世不恭目的不明的愤怒。这类人以及这类行为屡见不鲜，简直可以用八卦小报的烂俗来形容。他们从不唱国歌。我搞不清楚他们希望通过鸡蛋和矿泉水瓶子，向舞台上倡导自由和平的这支日本乐队表达什么理念。无疑，他们没有理念。他们还小。没有读过房龙《宽容》的开篇第一句“在宁静的无知山谷里，人们过着幸福的生活。 ”这样灿烂庄严的句子。
对于每个莫名伤感的少年，音乐(尤其是摇滚乐)的价值在于，让他们感到美的短促。有时候，我会考虑，还会不会有新的形式或乐队作出翻天覆地的革命性的创新。我看到了“音速青年”那张《Daydream Nation》封面上安静燃烧的蜡烛。后者在工业的污染和文明的压力下存在着。它没有带给我安全感，却令我舒服。
明年五一的迷笛音乐节上，舌头乐队的主唱吴吞会亲临现场。但愿他不会再和我一起生病。届时，我可能仍旧无法参加。困扰我的，也许不会再是这病痛。
我在这几天写了封情书。初衷是写给某个想象中的人的。那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一种文体和感觉。写完才发现，它根本不适合爱情。它适合人类，就像我苦苦追寻的抽象的概念。
我还没有变成胖子。我的短期目标是精确记叙下自己现实主义的生活。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会一如既往地拒绝啤酒和香烟，反对毒品，排斥过激行为。这些口号似的的处世方式会被政府接受并默许。就像历次音乐节即使没有申报审批，也并没被视为“非法集会”一样。饥饿和听觉上痉挛的刺激会击中二零零三年的十月。这面名叫“痛苦的信仰”的旗帜风一样飘散，没有固定方向。
这就是我的病。这就是我病中的北京迷笛音乐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