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上海迷笛音乐节昨天落下帷幕，3天共有6万人次观看演出。早报记者 高征 图

　　早报记者 郑依菁 钱恋水

　　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的崔健曾说，上海没有摇滚。他显然错过了2002年迷笛音乐节上三支上海摇滚乐队的历史性登场。迷笛所代表的北京摇滚圈既是上海摇滚憧憬的对象，亦是他们反叛的对象。当迷笛来到上海，这并非两种摇滚文化的碰撞，而是中国摇滚与中国社会城市的和解。今年在沪举行的迷笛音乐节昨天落幕，3天60支乐队的演出，吸引来6万人次观看，而演出乐队上海乐队占一半。时值迷笛音乐学校成立20年之际，上海摇滚的未来依稀可辨。

　　迷笛所代表的北京摇滚圈

　　上海的大悲乐队队长魏云清记得自己参加的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大伙在草地上喝酒聊天晒太阳听音乐，什么人都有，自由平等好像乌托邦。”花了5年时间拍摄迷笛和北京地下音乐聚集地树村的《后革命时代》导演张扬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我们在别人心里是什么，我们就是在乌托邦里穷快乐着。”乌托邦，是人们用来描绘当年迷笛最常提及的词汇。

　　早期的迷笛音乐节和迷笛音乐学校所代表的北京摇滚圈是全国各地摇滚青年的一个梦。它是模糊的、被修饰的，却和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一样象征着回不去的甜蜜与美好。纵使中国摇滚发展初期的音乐水平令人质疑，但如同北岛那声响亮的回答“我——不——相——信”，它依旧标志着某种高度。

　　1986年，崔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唱出《一无所有》，这首他后来认为是“不折不扣的主流情歌”，被追认为大陆摇滚乐的第一次发声。随着1989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发行，崔健、摇滚，以及与之相关的“北京摇滚”开始被广泛讨论。唐朝、黑豹、张楚、窦唯，都诞生于那个时代。

　　在这样的氛围下，1993年，北京北三环双榆树附近，由迷笛音乐设备公司投资创办的迷笛音乐学校成立了。一年后，首都经贸大学年轻的毕业生张帆开始担任迷笛学校校长。当时的迷笛只是一个音乐器材公司的附属，办的是3个月的短期班，学生100来人。但在这之后的整整20年里，它渐渐被视为“中国摇滚音乐的黄埔军校”。谢天笑[微博]、舌头乐队的吉他手朱小龙、脑浊乐队的吉他手王囝、痛苦的信仰乐队、木玛乐队，都从迷笛毕业。这至今是中国唯一的摇滚学校。

　　张扬的《后革命时代》中，一半镜头给了迷笛音乐节，一半镜头给了树村。这说不上是一部多么优秀的纪录片，但至少还原了由这两个地方构成的一部分“北京摇滚圈”，它是贫穷而艰难的。他们自愿选择了这样一种自我放逐式的边缘生活，在离开大众文化数十公里远的地方以200元的月租群居，他们赤裸上身排练，在墙根勾肩搭背坐着孵太阳侃大山，那里发生偷窃，也上演着死亡。

　　“2003年冬天，铁风筝乐队的贝司手孙澍突发心脏病死了，追悼会前三天，他还约我改天喝酒。摇滚摄影师路娜是被音乐圈累垮的，圈中好友为她义演，最后神志不清时我给了她制作完的DVD，葬礼我也去了。”张扬口中叙述的，是北京摇滚圈底层最真实的日常生活，也是一种被称为“摇滚生活”的生活。他将那拨包括他在内的乐手称为“乌合之众”，而他们当中坚持到最后的，大部分成了摇滚界的前辈和腕儿。

　　2000年，迷笛学校成立已经7年。他们有乐队、场地、器材、已经逐渐成熟的毕业生，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一批观众，办一个像国外一样的摇滚音乐节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用校长张帆的话来说，“当时的主流音乐不带我们玩儿，所以我们自己玩儿，等我们玩大了我们也不带他们玩。”

　　于是，为了张帆口中的“聚众狂欢，互相温暖”，第一届迷笛音乐节在迷笛学校大礼堂举行。树村的群居者、迷笛的学院派、农民工、盲流、诗人、愤青聚到一起，免费吃着价值5块钱的份子饭和2块钱的啤酒，唱着并不高明的歌。他们就这样轰轰烈烈却又低调地开启了属于草民的摇滚狂欢，也开启了中国摇滚的一个时代和一场梦。在底下狂欢的人群和未能到场的心灵中，不乏因为这个迷笛梦而踏上摇滚不归路的人。

　　2007年，迷笛音乐节开始盈利，规模也越来越大。今天的张帆对迷笛依然有自己的坚持：“我们只选择优秀的核心摇滚乐。”

　　上海摇滚的首次迷笛之行

　　大悲乐队2010年在上海成立之初，队长魏云清对乐手们说：“争取5年带你们上迷笛，10年带你们去国外演出。”如同中国电影成名要靠海外电影节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摇滚也需要靠参加北京的迷笛音乐节来获得国内业界更广泛的认可。

　　2002年，3支上海乐队在迷笛大放异彩。尽管在之前《通俗音乐》的专栏里，孙孟晋[微博]、杨波、张晓舟等乐评人曾不止一次介绍过上海摇滚，但那或许是北京和全国人民第一次如此直观地认知到，上海也有摇滚。

　　孙孟晋记得，那个4月底，已经不再是戈多乐队主唱的他作为领队，带着顶楼的马戏团、Junkyard和戈多坐上了从上海到北京的硬座火车。B6、梅二、陆晨、毛豆、梁月，20个人，整整一夜，他们的激动抵抗了窗外飞逝的黑暗，火车驶向远方那个独立于唯物成人社会的乌托邦。

　　下了火车，他们片刻不停地来到了西五环边上的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远远地在门口迎接他们，他把那次会面形容为“井冈山上会师”。尽管住宿简陋，但空气中弥漫着对音乐的幻想，学校里来来往往的摇滚青年令一群上海乐手感到亲切。彼时，当北京的摇滚逐渐浮出地面，上海仍处在地下摇滚的阶段，稍显另类的风格便受到排斥。

　　那年5月1日到3日，来自全国的51支乐队、每天几千人的观众、啤酒、pogo(观众伴随音乐旋律互相撞击身体表达情绪)和一切与青年亚文化有关的事物构成了第三届迷笛音乐节。上海乐队的首次亮相发生在第二天，那可以被称作一个事件，甚至可以被标记为上海摇滚史上的历史时刻。

　　傍晚或更晚一些，Junkyard上台了，这支带着浓重无浪潮倾向的乐队用啸叫的键盘和尖锐的噪音轰击着观众的神经。很快，他们迎来了嘘声和倒彩，塑料瓶和板砖一起被扔上舞台，而Junkyard则用更高的音量回击了观众。北京的死亡金属党和朋克们无法接受与他们如此不同的音乐，取消旋律的歌曲剥夺了观众pogo的权利，而pogo是他们热爱摇滚的原因之一。在愤怒中，观众和主办方要求Junkyard下台，一直静观的孙孟晋却冲上舞台，用比主唱更痉挛的嗓音加入演出，他记得自己“用话筒猛插自己的额头”。乐队更加暴戾、嚣张的音乐和行为艺术最终压住了阵脚，而观众不得不承认，他们编曲考究，对气氛把握准确，声音富有层次，能量急起急落，远远超过一些随波逐流的乐队。事后，北京地下摇滚的参与者和观察者颜峻写道，“尽管他们的确不适合音乐节的气氛，但反过来，也为音乐节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高度。”

　　顶马上场更晚一些，接近深夜，但不会晚过夜叉和病蛹两支北京发展的重型乐队，后两者是压轴。当时的顶马是一支实验音乐团体，三个乐手不停地变换乐器和身份，如同一部话剧演出。突然，主唱陆晨放弃了荒诞晦涩的实验，在抒情的民谣吉他中遍遍呼喊：“我们永远地年轻，我们永远地倔强，我们永远地纯洁，没有人能消灭我们……”那支后来变成上海“内裤”的乐队，在当时用这句凯鲁亚克式的句子凝固了时间和聒噪的人群，成为那一年迷笛最为具体的愿望，一个标志般的声音。

　　加上第三天出场的后摇乐队戈多乐队，上海乐队在迷笛一役成功，颜峻形容他们“有如中国地下摇滚的不列颠入侵”。这种成功，即使身在中国更南边的城市也能感受到，广东的音乐人张晓舟写道，他们的崛起“奠定了上海的中国新音乐声场中的重心以及离心地位——对‘摇滚北京’中心体系的离心和逆反”。

　　回想火车上的那一夜，孙孟晋说：“迷笛对上海的摇滚乐队来说一直是向往之地。它对上海本土摇滚的推动并不大，但它对外界认识上海摇滚作用很大。”换句话说，如果上了迷笛，你或许会被看作“上海摇滚”的代表。

　　11年后，迷笛来到上海

　　魏云清很快就实现了当初的梦想，大悲只花了两年便登上了迷笛的舞台。

　　三年间，迷笛也从北京走到了上海。2011年，在迷笛音乐节诞生11年后，终于来到这个城市。人们说上海无摇滚，尽管这个谣言早在数年前的那场逆袭中被粉碎，但对于究竟有没有足够的摇滚观众，缺乏信心的不仅仅是校长张帆一个人。

　　上海摇滚的发展比起北京，更加隐秘。

　　最早一批上海乐队成立的高潮发生在世纪之交，甜蜜的孩子、戈多、水晶蝶、扩音器、Junkyard、顶马、三黄鸡、十四行诗、兰亭、冷酷仙境，几乎集中在1997至2001几年里诞生。

　　然而上海摇滚的初次爆发却并未给这座孕育它的城市带来什么变化，那些前卫的声音被吞没在泛起的黄浦江水中，在潮湿的天空中蒸发。摇滚乐手们习惯在白天戴上面具，在华灯初上的夜晚出没于Mint、U-Like、Ark、音乐仓这些隐身在弄堂和商铺中的演出场所，在周末的地下室排练房里度过最快乐的时光。

　　那个曾在舞台上朝观众脱裤子放屁的顶马主唱陆晨，另一个角色是国家机关公务员；那个上海地下摇滚老大哥一般的孙孟晋，从1999年之后开始便供职于电视台。他们一时西装革履，一时化作打了鸡血的怪兽[微博]，在生计与志趣之间，讲究实惠的上海人左奔右突，哪个也不愿意放弃。于是自打摇滚乐队出现在上海滩，这个由大学教授、公司前台、画家、设计师、大学生、酒吧老板、工程师等各色人共同组成的庞大地下群体便形成了传统：用工作赚来的钱，贴补搞音乐的花销。

　　他们既避免了“做场子”对原创的伤害，又避免了落魄到群居。也因此，上海乐队很少混圈子。年轻的大悲在每周排练结束后不是把酒言欢，而是赶地铁回家，与此相反的是，张扬说：“在北京，我们更容易被浸泡起来，浸泡在圈子里，纯粹、穷，但也能活着。”戈多的吉他手吴峻曾说，他们没有把音乐当做全部理想，因此能在轻松的状态做纯粹的音乐。而前维多利亚空间乐队的主唱、育音堂的老板张海生曾总结上海乐队的两个特点：兼职而非全职，平均寿命短。

　　孙孟晋对此另有解释：“北京摇滚圈中，大多是来自外地的乐队，而上海摇滚大多由本土乐队参与，比较封闭。不仅是摇滚，当时先锋戏剧的生存也很困难，上海的本土文化不如现在那么开放。”尽管在氛围和技术上不如北京，但孙认为，当时的上海摇滚比较有想法，“风格拉得比较开，北京更雷同些”。

　　这种隐秘的地下工作状态令迷笛组委会犹豫不决。

　　2008年，他们终于决定来上海一试，却意外接到了镇江政府的电话。2009年镇江迷笛音乐节的大获成功为他们赢得10年合约的同时，也终于建立起了他们对上海摇滚乐迷的信心。2010年镇江迷笛的口号是“一直往南方开”。在经历了2008年与灵石公园合作失败、2010年上海世博会等种种原因带来的擦肩而过之后，2011年，迷笛终于开进上海。

　　2011年上海迷笛，世纪公园里那些奇装异服的年轻人、那些自得其乐在空地玩音乐的身影似曾相识，散落的啤酒瓶、散发着星星和香烟气息的草坪无不让人想起当年的老迷笛。张帆对第一届上海迷笛的景况犹自意外，“想到迷笛在上海会火，但没想到，竟然能这么火。上海观众的反应比北京乐迷还要热烈，或许是第一次的缘故，他们的情绪反弹更强烈。”

　　去年的迷笛痛仰乐队压轴结束后，7号线花木路地铁车厢里团结一片高唱痛仰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以及《再见杰克》。到站有人上车，全体人就热烈欢呼，有人下车，又全体欢呼告别，这班7号线于是被誉为“迷笛号”。不仅是7号线，2号线也是一路高歌《公路之歌》。所有从迷笛开出的地铁都成为迷笛专列。

　　然而事实上，今天的摇滚比起10年前、20年前已经发生了变化，有时我们甚至很难想象它们同属于一种音乐种类。孙孟晋曾评价上海的80后摇滚(不只是1980年后出生，还是2001年后组建)说：“他们面对的是摇滚在全球范围失语的环境，尤其在中国，一个被放大的娱乐时代彻底地将摇滚打入另一种边缘化——从精神放任到时尚变异。”作为老一辈摇滚人，他看到新一代打破了上一代摇滚(尤其是京城摇滚)身上的“土摇气质”，他们显得更为洋气。另一点，他们不再“装腔作势”、“苦大仇深”，“他们做摇滚并不是从生存困境入手，上一代的承重被释放了”。

　　将上海摇滚放置于整个中国摇滚的环境下，经过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和网络的兴起使中国摇滚不再承担英雄主义的角色，免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加意义，反而在艺术上拥有了更加从容的态度和纵深的发展。摇滚成为一种音乐元素，与民谣、电子、爵士、世界音乐一起在中国的大地上轻松愉快地蓬勃发展起来。

　　迷笛进入上海之时，音乐节正逐渐演变为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这并非指责投资者不该圈钱，而是在圈钱之外，应该葆有对音乐的理想和热爱。在这方面，迷笛和另一大音乐节品牌草莓音乐节始终是行业中的模范。成熟的商业化运作使音乐节更加有序又得以谋生，坚持了20年的迷笛品牌保证了音乐节的专业和品质。

　　当我们看到文艺青年、小资、乐手和艺术家错落地交织在迷笛广阔而自由的草坪上，上海摇滚的未来依稀可辨。

　　对于张帆来说，迷笛的20年已经成为他个人经历中骨肉相连的部分。“别人问我2003年的事，我第一反应就是回忆那年的迷笛，然后牵扯出那段记忆。对我们做音乐节的人来说时间过得特别快，常常今年刚结束就开始策划明年的。” 回顾迷笛的20年，孙孟晋说：“当迷笛在北京时，为上海的摇滚乐提供了一种想象和憧憬。当迷笛来到上海后，提携了上海乐队，也为上海培养了新的摇滚乐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