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1959年首演于兰心大戏院。

1959年创作《梁祝》时的陈钢

　　走到上海音乐学院门口，跟保安问作曲家陈钢[微博]的工作室地址时，保安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哦，就是做《梁祝》的那个。”他很快就带着记者走到了一处淡黄色的小楼前，他边走边说，“你要是没预约，我还不敢带你过来呢。”说话间，已有一个老人从两扇逼仄的窗子里探出头来，远远向我们招呼微笑着。

　　陈钢工作室所在的这栋小楼已有102年的历史，以前是犹太人俱乐部，现在则是他创作和授课的琴房。条纹窗帘、格子桌布、木头椅子、唱片、书籍错落有致地摆在房间内，阳光、鸟叫、钢琴声、小提琴声踩着新鲜热络的空气沿着窗子纷至沓来。他首先给记者展示的就是他“红色经典·蓝色浪漫——陈钢·潘寅林流金40年音乐会”的海报，海报金红交错的颜色夹杂了一股氤氲暧昧的旧时光气息。

　　昨晚，陈钢与合作40年的老友潘寅林举办的音乐会作为本届“上海之春”参演项目，在上海音乐厅奏响。《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王昭君》，这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响彻中国大地的小提琴作品，印证了陈钢创作生涯的第二春，也将潘寅林打造成国内最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之一。“我是第一届中国金唱片获得者，他是第八届金唱片获得者，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搭档’。”陈钢说。

　　如果问陈钢生命中有哪些重要的转折点，他会说，14岁当兵，24岁参与创作《梁祝》，“文革”时进牛棚，红色小提琴作为一种音乐品牌保持到了现在。

　　纯情时代的纯情作品

　　“不是我对小提琴情有独钟，而是小提琴选择了我。”要说陈钢的故事，绕不开《梁祝》。他的作曲大都是为小提琴做嫁衣，但即使是现在，他也并不会拉小提琴。陈钢常说，《梁祝》是两个纯情学生在纯情时代创作的一部纯情作品。在1959年于“上海音乐舞蹈展演月”首演之后，俞丽拿演奏的《梁祝》版本很快就通过电台传遍了大江南北；它在国际上的首演则是在苏联，那时正在苏联留学的指挥家曹鹏听说国内有了这部新奇作品，便要求好友给他寄了谱子，他寻遍苏联才觅得演奏用的板鼓，并在1960年10月5日国庆时于莫斯科公会大厦圆柱大厅指挥苏联乐团演奏了该曲；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次日，美国波士顿电台以“介绍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为题播送了《梁祝》，从此《梁祝》的旋律便飞遍世界，也由此有了“The Butterfly Lover”(蝴蝶情侣)的英文译名。

　　《梁祝》先后为陈钢斩获了5次金唱片奖与白金唱片奖，在全世界演过多少次他也算不清了。最让他难忘的演出，除了1959年的首演，大概会是1997年香港回归的第二天，也就是7月2日的演出。那时，陈钢正在美国好莱坞碗形剧场参加香港回归的庆祝晚会，小提琴家吕思清[微博]在好莱坞交响乐团的伴奏下拉出《梁祝》第一个乐句时，全场的掌声就轰隆隆响起来了，这个剧场背靠山谷，“因而掌声就像是从山谷中传来，一波波往耳边回荡”。台下有不少观众湿了眼眶，陈钢现在仍记得那种激动得全身颤动的自豪感。

　　但也有让陈钢遗憾的地方。《梁祝》诞生后，陈钢远在安徽白茅岭农场改造的父亲陈歌辛在电台中听到《梁祝》的乐声，他当然为陈钢骄傲，却也有无限感慨。陈歌辛后来要求陈钢的母亲为他带去一本签有陈钢名字的总谱，陈钢却不敢在总谱上签名。没多久，陈歌辛就离世了，“这成了我一生都追悔不已的地方。”

　　《梁祝》让陈钢享受到了年少成名的滋味，但他接下来的生活并未借着《梁祝》的荣光而变得顺遂，反而因此遭了不少磨难。“文革”开始后，《梁祝》被批为“大毒草”，加上父亲又被打为“右派”，陈钢被关在“牛棚”两年。这一度让他很不能接受，“我是红小鬼出身，14岁就把自己的年龄改成18岁进入了革命队伍。我在部队里唱的第一首歌是《解放区的天》，吃的第一顿饭是小米饭，穿的第一双鞋是山东老大娘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厚布鞋。”这样的爱国青年怎么会是“反革命”？

　　一开始他还能忍受，直到有一天红卫兵押着他从自家窗子里往外喊，“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陈钢”，自己打倒自己的荒唐措辞，让陈钢感觉尊严跌碎了一地，游街时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马勒《第四交响曲》在这时救了他。每当觉得生无所望之时，陈钢便关起门来偷听家里幸存的唯一一张唱片，他尤其爱第二乐章，听了觉得音乐是在安慰自己，觉得一切都会过去，音乐会回来的。直到1973年，陈钢才恢复了小提琴创作。“人家看着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很顺，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红色小提琴之缘

　　从牛棚出来后，陈钢说自己处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音乐学院解散了，《梁祝》不能拉了，音乐不能做了，书、乐谱、唱片也都交掉了，陈钢转而学起了针灸。也是在这时，陈钢结识了潘寅林。潘寅林当时是上海交响乐团的首席，风华正茂。“人家都称他为红色小提琴第一人。”那时潘寅林红到什么程度？陈钢很为自己这个老朋友得意，“和现在的超女、周杰伦差不多。”潘寅林当时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交警都认识他，那时上海马路用的还是手动式红绿灯，“哟，潘寅林来啦。”交警见到他便“啪”的一下将红灯调成了绿灯。

　　潘寅林也是第一个在文化广场当着万人做独奏演出的小提琴家，他当时反复拉的曲子是上海交响乐团演奏员阿克俭编写的《千年铁树开花》，接下来就没曲子可拉了。“‘文革’时除了八个样板戏，其他音乐都荒芜了，再没有其他音乐可奏。”陈钢说，对音乐的渴望让全国很快掀起一阵全民小提琴高潮，十元二十元一把的小提琴，在当时算是便宜的音乐器材，光上海一年都能生产十万把。在当时，拉小提琴不仅是一种精神需要，也是一种生存需要，本来要上山下乡的人如果小提琴拉得好也许可以进文工团，再好一点则可以进样板戏团。“天热时，我发现弄堂其他人家的阳台上都有人赤膊练琴。”

　　潘寅林后来找到心情沮丧的陈钢说，“你来写，我来拉。” 陈钢宛若找到了使他能呼吸的救命稻草。1973年至1976年，他一口气创作了包括 《苗岭的早晨》、《金色的炉台》、《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在内的九首作品。“他让我写我就马上写，写完后他就演，再把意见反馈给我。”这批曲子后来就成了陈钢传承至今的红色小提琴作品。陈钢曾这样解释红色在自己艺术生涯中的意义，“红色是我们花样年华时的一抹朝霞，红色是我们蹉跎岁月里的血色浪漫，红色是我们心中永远开不败的玫瑰。”从他排比复又美好的描述看，红色代表了他生命中的正能量。在《艺术人生》做节目时，朱军也帮着他做了总结，“《梁祝》是纯情，‘红色小提琴’是激情，《王昭君》则是深情，都离不开一个情字。”陈钢觉得很到位。在与潘寅林结识40年后，他认为将两人在红色小提琴上的缘分续写在今年“上海之春”的舞台上是不错的选择。

　　1979年，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作为西方第一位来华演出的演奏家，在北京演奏了莫扎特的《G大调第三小提琴协奏曲》。他的中国之行被美国音乐家传记片导演艾伦·米勒拍成了纪录电影《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斯特恩后来走进了陈钢家，米勒也在陈钢家拍了很多素材。1981年，陈钢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邀至美国讲学、开音乐会，顺道至斯特恩家里做客，“我去的时候，这部片子刚好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

　　作为一位真正从“上海之春”走出来的作曲家，陈钢对“上海之春”的感情浓稠，他将丁善德、孟波列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贵人，“没有他们就没有《梁祝》，我的生活可能也是另一番面貌了。”问他共参加过多少次“上海之春”，他已不太能算清楚。但在“上海之春”创建、复办、50周年等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他的作品免不了是要上台的。对现在的“上海之春”，陈钢当然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它曾经保持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现在变成国际性音乐节，平台更大对音乐家来说可能是好事。上海现在的新作品不少，而好作品还不够多。”从私心上看，他说自己会骄傲，从长远看，又有点痛心，“我们在学生时期做的这部作品已完成它的历史任务了，没有接班作品是一个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