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勇

　　秦勇先生是一名能让记者兴奋的采访对象，原因在于，他太有故事，也太知道怎么讲故事了。

　　对细节的准确还原令秦勇获得了一种叙述上的优势。两个小时的采访中，他只在极少数时刻才会忘记某一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他似乎随身携带了一本个人编年史，页边贴满了便签，随手一翻，就能找到对应的人物、场景、对话，甚至天气。他的语气、表情和肢体动作，均明白无误地传达着一点，即“没有人能比我更好地复述这些经历”——也正是这种自信，使得他对于记者持有一丝顾虑，“我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你，你爱怎么写怎么写，随便”——言下之意是，你写出来的，肯定不如我说的好。

　　我们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在其事业巅峰期“完全没有机会宣传”，而复出后“只觉得人生应该遵从自然的旨意，它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人可以具备的素质。他对媒体的熟悉程度，或者说，他对媒体“想要什么”的反应速度，几乎称得上“有天赋”。一个值得玩味的细节是，记者对比了秦勇一个星期内接受的三家不同媒体的采访录音，其中，在回忆起他的第二支乐队“1989”时，他不约而同地提及了这样一个细节：某次演出后，刘欢把他拉到一旁，向他介绍一名来自台湾的音乐大师，“你猜是谁？李宗盛！但我当时根本就不认识，打完招呼扭头走了。”

　　这是一段非常生动，同时非常简短的回忆。但就在这段回忆中，秦勇像变戏法般拉出了何勇、刘欢、李宗盛三个足以让人眼前一亮的名字，并且，在这些名字之外，他还顺势营造出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北京对于中国摇滚乐的态度，“大家能通过摇滚，感受到一种在特别封闭和紧张的环境下的有限的自由。”

　　秦勇今年45岁，略微发福。记者听他在北京古玩城附近的一间酒店餐厅里忆往昔，追年岁。他刚刚发行了个人专辑《一起长大》，竹书文化的老总沈永革评价他“和几十年前一样单纯，没什么心眼儿，过的完全是艺术家的生活”。他至今最让人念念不忘，或者说让人爱恨交织的角色是前“黑豹乐队[微博]”主唱，而在这张专辑里，他重新灌录了曾收录于《黑豹IV：不能让我的烦恼没机会表白》的开场曲《我们这一代》。这首歌写于1995年，是秦勇为黑豹创作的第一支作品，“我们这一代，不需要忍耐；世界已打开，一切会清白”。18年后，他说，“那首歌就像我的预言，歌词里说的那些话，今天全都实现了，全都应验了。”

　　就像他的预言，歌词里说的那些话，今天全都实现了，全都应验了。

　　秦勇口述

　　早年路

　　我16岁开始玩音乐，1986年组了第一支乐队，成员全是发小。因为那时候老和崔健他们一起玩，受他们的影响，(我)就说咱小哥儿几个也组一个吧，吉他啊，鼓啊什么的，全是现学。等于周围有这么一个环境，所以上来就是摇滚乐。

　　后来和崔健在北京演出，作他的暖场嘉宾，乐队要取一个中文名字，想来想去，决定叫“五月天”。我们当时是全中国年龄最小的乐队，相当于往后我看“花儿”时的感觉，哎哟，这几个小孩。崔健也觉得(我们)特带得出去，挺牛，但我从那时候起就不喜欢锋芒毕露，唱完歌，别人再怎么欢迎，就特别高傲，走了，回家闷着去了，骑着自行车，倍儿狂。

　　在那之后，有一定的影响了，台湾滚石就来签约了。但赶巧我们的贝司手张岭要去澳大利亚留学，光我、何勇还有骅梓，就说签也没什么意义，这事儿就黄了，失去这么一个当歌星，走入演艺圈的机会。

　　1989年的时候，哥儿几个也没事儿，说必须还得玩音乐，再组一个乐队吧，就叫“1989”。在那个时代，我们唱了很多英文歌，非常经典的老派摇滚，适合跳舞，因此这“1989”一出来就在北京特别受欢迎，尤其是驻中国的那些外国人。最牛的一回，我们在西单演出，七星酒吧，好几百辆车，从西单停车一直停到宣武门，全是那帮老外追捧的。我身边一帮朋友就靠着这个机会，十个发小，全都娶了外国老婆，就我一个人，别说外国老婆了，连中国老婆都没有，也不想这事儿，就唱歌，唱完了就走，也不跟你们瞎扯，属于这么一个性格。记得有一回，刘欢在底下，好像还没出名呢吧？他那时候瘦，演完了他给我叫过来，说小勇，我给你介绍一人，台湾来的音乐大师， 你猜是谁？李宗盛！但我当时根本就不认识，打完招呼扭头走了。

　　其实那时候动机很单纯，大家能通过摇滚，感受到一种在特别封闭和紧张的环境下的有限的自由。台上台下只为了很带劲儿的演出，没有别的东西。到现在我还是力求这种单纯，常在河边走，尽量不湿鞋，脏东西我是回避的。

　　黑豹风

　　1989年的“深圳之春”演唱会，黑豹第一次登台，第一次为观众演唱《无地自容》和《Don’t Break My Heart》，反响特别大。后来黑豹人事变动，窦唯离开了乐队，小栾(栾树)也不在了，他们第一个就想到了我，因为一起演出过，而且小时候都是朋友，对我特别了解。但在那之前，我已经和正大国际签约了，江凌给我做了张专辑，全都录好了，就差出版，这时候得到了黑豹的邀请。后来黑豹花5万块钱把这张专辑买了，当补偿。

　　加入黑豹以后，我连干了10年，唯一我比较欣慰的是，每一次的演出，我都是非常尽力，而且踏踏实实。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那是一个特别不落好的工作，因为窦唯已经奠定了辉煌的基础，我当时也没想到去超越啊什么的，我的性格就是，现在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直到离队后，我才看到大家对我是什么感觉，有些人就是先入为主，无法接受另外一个人，我的形容是，像一个后妈，当一个家庭破裂了，孩子永远想的是亲妈，我等于一直是这么一个角色，背负的压力很大。

　　但黑豹的哥儿几个全是知己，给我留下了很多记忆，挺逗的。我想起来一件，1997年，你去查资料，建国以来最冷的一天，赶着我们在内蒙演出，零下50℃。其实是给酒厂演，酒厂之前提条件，说主唱要来陪喝酒，不喝没戏，然后经纪人就打电话说，勇，你得来，但这儿的人太能喝了，你赶紧先去燕莎买一种日本的进口药，叫醒酒伴侣，有现在一块钱硬币那么大，跟泡腾片似的。等我坐飞机到呼和浩特，一去酒店，对面12个人，11个全是女的，只有厂长是男的，他开始介绍：这是谁谁谁，在我们厂干了30年，一级品酒员，基本属于两斤白酒脸不变色的；这个，特级品酒员，干35年了，长这么大不知道什么是醉。我就想天啊，硬着头皮喝吧，连喝三天，一天三瓶，就这样。

　　好在有醒酒伴侣，酒喝下来了，演出也成了，谁知道演出那天零下50℃，整个体育馆估计也就30多人，就这么着还得唱。哈气，一出口“嘭”就掉地上了，冷的哟。但好歹演出成功，都特高兴，就又去蒙古包开庆功宴——30多人还庆功呢——喝个烂醉。喝完主办来了，说这场演出赔了，没钱，但是按合约规定，我回北京一定给钱，我们就说不行，这是乐队用生命换来的，万一你跑了怎么办？你得弄一个抵押。他说你们看，我就一辆福特，进口的，还没上牌子呢——要的就是没牌子的，把它开回(北京)去。

　　还有一回在拉萨，我们1995年去的，属于没有先例，心里提心吊胆的。到了那儿，适应了3天，还是喘不上气，但先这么着吧。演出那天，调音师何飙刚试了两句就晕了，队医赶过来先发药，然后跟我说，你们能来西藏人已经很高兴了，他们都知道内地人适应不了，所以你们就尽力而为，该唱八拍的，你唱四拍，人家不会在乎的。正说着，离演出还有5分钟，我流鼻血了——流鼻血可是相当严重的信号，你想，我们在成都转机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件行李是棺材，所以我担惊受怕到了极点。可还得演啊，我就边吸氧边唱，糊里糊涂两个多小时，十几首歌，居然全唱下来了，而且最后，观众里也不知道谁举了一面大红旗，全场就一个人搂着另一个人的腰，跟着一块儿转，所有的人都起立鼓掌。那个时刻，感觉特别自豪，觉得自己真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事能难得倒我了。

　　人生劫

　　儿子出生的时候，我和媳妇儿住来广营——这事儿太传奇了——她怀孕的10个月里，黑豹一场演出都没有，但就是生的那一天，演出来了，就牛到这个程度。我记得特别清楚，10月16号，我在石家庄演出，下午排练着呢，沈永革的弟弟报喜说：“勇哥生啦！儿子，母子平安！”演出挣了600块钱，我着急回家看儿子，到家已经凌晨了——那种心情挺复杂的你知道吗？有点嫉妒的感觉，又担心这种责任会不会剥夺我的自由，又兴奋。结果一看孩子，跟一小老头儿似的，倍儿失望，睡觉。从此以后，这么过了一个月，我每天都在外面演出，她坐月子，我没一天在过家。一个月回来之后，他(儿子)就变成我想象中的婴儿了，又白又胖，手臂跟小肘子似的。

　　我给他起名“大珍珠”，慢慢的，就发现“大珍珠”长大了不对劲，完全不听指令。去医院一检查，诊断结果是天生智障。

　　家庭给了我们很大的勇气。当我们沮丧的时候，反而我爸妈和我媳妇儿的爸妈很乐观。我爸妈等于是文艺工作者，她爸妈是科学院的，这四位家长的反应和态度……我们觉得，唉，这辈子完蛋了，生下这么一孩子；科学家就说了，这种事很正常，而且你光看到咱们，比咱家惨的多的是，咱们就去面对呗；文艺工作者说，聪明孩子以后不定给你添什么麻烦呢，这孩子不给你招事儿，挺好，只要多爱他，没问题。这些话让我特别解脱。

　　2003年8月15号，我父亲看我演出，唱到最后一首歌，他去世了，就在现场。当时他正帮我录像，突发脑溢血——那个录像还有呢——拍着拍着，镜头一晃，“啪”地一声就倒了。当时我在台上，完全不知道，演完突然接到我妈打来的电话，说你爸出事了，在急救室呢。我就惊了！因为他平常身体不错。赶到医院，还在抢救，但已经没了神智，四个小时后就走了。我当时特别歉疚，如果不让他来摄像，没准人老头儿还活得好好的呢。但我妈安慰我，说这应该是你爸的修行，能没有痛苦地离去，也算圆满了。我父亲一直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一个人一辈子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他就是，一直到走都没给我们任何人添麻烦，非常痛快地就走了。

　　然后，我退出了黑豹，没办法再继续做音乐了。这十几年就是带孩子。

　　再回首

　　我曾经是浪子，放荡不羁，尽量地不违法，走在边缘；当了爸爸也跟没当一样，家里什么事儿都不管。

　　过去的我应该是郁闷的吧？说怀恨在心也行，就是我总觉得我说的是对的，这么对的东西，怎么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在我最爱发脾气的年纪，二十三四岁吧，我妈跟我说，人只有在最无能的时候才会愤怒，我当时不明白；现在我知道了，哦，如果发脾气，就说明你没有办法了，这是一种特别虚弱的表现。

　　当了十几年的爸爸以后，我突然理解外国人为什么说“Play Music”了。“Play”直译就是“玩”，过去不对，把它看得太严重。我们一起成长的人，有因为这些事得病的，想不开跳楼的，所以我就总结，为什么会有这种结局？任何事情，只要你不执著，就是另外一种景象，你会看到一个更加开阔的世界。因为种种变故，我才找到了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它给我带来了自信和选择的余地。音乐现在只是我的伴侣，它和我的生存没有关系，有这种心态，怨恨也就消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