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影视圈杂志
有人看《长城》后，说：“除了摄影这片说是郭敬明拍的我都信。”
有人看《长城》后，说：“我曾以为张艺谋还有救，但他只是一直在证明他可以拍的更烂。”
有人看《长城》后，说：“真是一场盛大的尴尬智障狂欢。”
有人看《长城》后，说：“故事讲得无趣，节奏也不好，别甩锅演员了，谁演也是烂片。”
于是，《长城》的出品方乐视怒了，手撕给《长城》差评的媒体影评人……
于是，张艺谋更是成为了这场风暴的宇宙中心……
张艺谋“国师”的头衔，也许对他本人来说并不是荣耀，而是最佳招骂的工具。这些年，每每有作品上映，总是会先招来一片骂声，不管是真烂还是真好，被骂是少不了的环节。
很多人知道张艺谋总被骂，是在他转型商业片拍了《英雄》之后。
但很少有人知道，即使是在他拍的文艺片屡屡获奖时，也依旧逃不开被骂的命运。
张艺谋为什么总被骂？
不可抗力的天注定
张艺谋一出生，父亲头上就顶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1978年，工人张艺谋，超龄6岁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开学不久，就有人贴出大字报，针对破格录取之事。已经入学的张艺谋经历了退学、再入学，两进两出才艰难完成了4年的学业。
为国争光却不被国人认可
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西方A类电影节中获得大奖。在当时，被盖上了一枚“为国争光”的大戳。
然而，不久后，以《中国电影报》为大本营，发表了一系列对《红高粱》的批评文章。《中国电影报》将这部作品称为“丑化、糟蹋、侮辱中国人的影片”。
在此之前，由陈凯歌执导、张艺谋担任摄影的《黄土地》也被批评“没有跟上火热的时代步伐，展示了中国蒙昧落后的一面”。
张艺谋面对批评说：“《红高粱》在筹拍阶段，有人指责张艺谋在《一个和八个》（张艺谋担任摄影）里就歌颂土匪抗日，等到《红高粱》上映，又有人指责《红高粱》里的人物活得混混噩噩，缺乏崇高感。”
西方世界的政治偏见
1990年，张艺谋带着《菊豆》报名参赛戛纳电影节，但由于当时整个西方世界都对中国存在强烈的政治偏见，中国电影也受到了“歧视”。《菊豆》被安排在电影节最后一天放映。但在当年，《菊豆》成为入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第一部中国电影。
国外获奖无数 国内倒打一耙
1991年，《大红灯笼高高挂》拿到了第48届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还再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一面是国外的推崇和赞美，另一面是国内的批评。
有华侨写信给媒体：“张艺谋执意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片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洋人一大堆的奖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
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发表文章说：“《大红灯笼高高挂》‘为洋人而写’的意向更为明确。张艺谋日渐明确自己的电影观众不再是中国市民，而是坚持西方中心主义的评委。”
张艺谋被定性为“出卖民族、出卖中国人，以取悦外国评委及观众”。
对这些指责，张艺谋公开进行了驳斥：“国际影展的评委来自六至八个以上的国家，他们不可能一致要以丢中国的丑为目标。”
终获一致认可却意外百出
1992年，《秋菊打官司》获得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巩俐也获得了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之后电影局为张艺谋、巩俐举行了一个庆功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铁映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该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正如电影中的上级（法院）给了秋菊一个说法，电影局也给了张艺谋一个说法，当年也形成张艺谋电影热。
1994年，张艺谋拍了《活着》，这部电影至今被普遍认为是张艺谋最优秀的作品，在国际上赢得了空前的荣誉。
但，《活着》因为题材的原因没能在国内公映，张艺谋还遭到两年之内停止与境外投资方合作的处罚。
但，也因为《活着》，张艺谋的大师地位毋庸置疑。
“《活着》一直没上映，作为一个导演，你的作品中国人长期看不到，是很失落的，我不能接受这情况。”张艺谋曾这样说。
国内国外皆讽刺
1998年，《一个都不能少》上映，为打击盗版，当时国家版权局的确为《一个都不能少》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但因为这部电影的光明结局，因此被批粉饰现实。
次年，张艺谋将该片送去戛纳电影节参赛，谁知电影节主席雅各布公开表示，不喜欢《一个也不能少》，认为这部电影是在“替政府做宣传”。
于是，张艺谋在媒体上发表了《给雅各布的一封信》，信中说，他准备撤下先后送去的两部参赛影片《一个也不能少》与《我的父亲母亲》：“我不能接受的是，对于中国电影，西方长期以来似乎只有一种‘政治化’的读解方式：不列入‘反政府’一类，就列入‘替政府宣传’一类，以这种简单的概念去判断一部电影，其幼稚和片面是显而易见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把这起事件看做是“张艺谋的退场秀”：“雅各布哪里能读懂自己手上的那封信，那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的，张艺谋要用这封信把自己‘后殖民主义文化’、‘表现丑陋和落后’的骂名和恶名声洗刷干净……现在他实在太需要一个机会来显示一下自己的政治态度。”
惊人的举动引来惊人的骂声
2001年，《幸福时光》公映，票房只有500万。张艺谋被称作“票房毒药”和“江郎才尽”，口碑与票房都跌到谷底。
那时的电影界其实已经进入票房时代。
1997年，冯小刚的《甲方乙方》，以400万投资换回3000多万票房，从此确立了“贺岁档”概念。1998年6部贺岁片的总票房，敌不过冯小刚的一部《不见不散》。冯小刚一枝独秀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了2001年。
2001年是张艺谋最困难的一年。李安靠武侠片《卧虎藏龙》异军突起，获得了10项奥斯卡奖提名和1.28亿美元票房，最后获得4项奥斯卡奖，成为第一个在奥斯卡获奖的华人导演。
于是，这一年张艺谋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拍摄商业片《英雄》。
《英雄》作为内地投资过亿的电影，它在拍摄时就受到了媒体大量关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除此之外，这还是第一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新闻发布会和首映礼的商业片。《英雄》的内地票房2.5亿元人民币，是当年首部票房过亿的国产电影，占当年全年票房的25%，全球票房达到1.77亿美元。
伴随惊人的票房，是同样惊人的《英雄》批评声。
《北京青年报》批评“张艺谋对场面的调度像调度团体操”。
陈凯歌说：“我不喜欢《英雄》的主题。我也拍过‘刺秦’，可是我们拍摄的结局截然相反。我不认为牺牲个体生命成就集体是对的。”
有人从其首映礼和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背后看到了“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
张艺谋当时谈及舆论的批评声音：“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空间已经是有限的，让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
被官方保护的任性
2004年，张艺谋的第二部中国式大片《十面埋伏》上映后，又再次被骂出了新高度。
由于媒体对《十面埋伏》的负面评价过多，国家电影局召开媒体见面会，呼吁大家“以宽容平和的心态看待国产电影，给国产电影提供一个好的舆论环境”。
为保证《十面埋伏》票房，电影局甚至发文推迟进口大片的上映，官方解释是：“扶持国产大片是打造自己的航空母舰，抵抗外来的文化侵略。”
2004年年底，北京《艺术评论》杂志召开了研讨会，会议瞄准张艺谋“集体开火”，开列了张艺谋的“六宗罪”，罪状包括追逐名利、失去灵魂、崇洋媚外、讨好西方观众、有文化恋尸癖、提高电影发行门槛不利于国产电影发展。
自后，张艺谋不接受媒体采访。大多数时候，张艺谋躲到了新画面身后，把发言权干脆交给了张伟平。
任性过后的重蹈覆辙
2005年，张艺谋为高仓健度身定做一部文艺片《千里走单骑》。
“我们为什么拍这部片？就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别人不是说我们拍商业大片堕落了吗，就拍部文艺片。几千万堵一把嘴，中国有几个导演付得起这种堵嘴的代价？”张伟平说。
2006年，张艺谋再度回归的第三部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一边是政府的大力支持，一边是观众的不买账。
知名评论家解玺璋毫不留情地批评：黄金甲把张艺谋所表现出来的对权力的想像发挥到了极致，代表作就是开满银幕的金黄的菊花。支持他们这种想象的，更多的还是对于权力恐惧中夹杂着崇拜的复杂心理。这是人格被权力异化和扭曲的一种表征。
虽然张艺谋一直否认运用官方力量及政府资源，但大家还是在电影之外寻找到了答案——张艺谋最终被确定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此前，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中国8分钟》也顺理成章地交给了张艺谋。
震惊全世界依旧被挑骨头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一举震惊了全世界，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是好评如潮。
然而，张艺谋依然逃脱不开被骂的命运，起因是林妙可的假唱和电脑制作的火焰大脚印。
什么是鸡蛋里挑骨头，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国师的一败涂地
忙完了奥运会，几年没拍电影的张艺谋回归自己的电影事业。
2009年，《三枪拍案惊奇》上映前，张艺谋一反常态，选择了频繁与媒体接触，接触的同时也在打预防针：别把他的复出当回事，他就是忙完了要拍部电影而已。
三枪首日票房达到2100万，创当时国产影片历史新高，但影片却遭到狂风暴雨式的打击。
该片豆瓣评分4.6，是张艺谋所有作品里的最低分作品。
2010年，《山楂树之恋》引起了两极化反应，有人高度赞赏，有人批一无是处。
甚至，《山楂树之恋》的原著作者艾米也站出来抨击张艺谋搞错了“清纯”和“淫秽”的概念，称张艺谋和编剧没看懂故事，表示自己在电影里找到的“硬伤”不下100处。
失败的营销
2011年，《金陵十三钗》在上映前就被批了，这次批的是营销失误。
上映之前就有一篇指责这部影片“走情色路线”的文章就在网上引发了波澜。不少网友质疑，文章作者尚未看过影片怎么就能下此结论？太武断了。
然而讽刺的是，让文章作者产生此等“第一印象”的，恰恰是影片制作方的种种“营销手段”，比如贝尔偷瞄倪妮胸部的大幅海报，又比如《我与贝尔演床戏》之类的花絮文章。
就连一家美国媒体也刊文指出，《金陵十三钗》在前期宣传中处处流露情色意味，令人反感。
很多观众认为，如此的营销出现在一部表现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涉及民族创伤的严肃、敏感题材电影上，实在非常不恰当。
好在，最后《金陵十三钗》口碑挽回了一点张艺谋的面子，但是有些人依然用肮脏思想说着道貌岸然的话语。
与老东家分手后的头炮是哑炮
2014年，万众期待张艺谋的《归来》能打个翻身仗，但这仗却没打响。
有人说： “那个拍《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活着》的张艺谋，他归来了！”
也有人说：“如果你哭了，但愿是给气的。活着的张艺谋，没有归来。”
再到今年的《长城》，上映5天，5.5亿的票房，这数字挺好看的，但是离1.5亿美元的耗资还有距离。不仅成本还没回收，口碑更是一扑到底。豆瓣评分没有低过《三枪拍案惊奇》，其中流量偶像的粉丝刷分发挥了巨大作用。
也有人说，如果这部《长城》不是张艺谋拍，评分会高一点。
为什么大家对张艺谋这么的不宽容？
一开始，张艺谋被骂，多少有点“枪打出头鸟”的意思。后来，张艺谋被骂，也有“羡慕嫉妒恨”掺杂其中。再后来，官方保护惹人眼红。再后来，利益链的推动转型商业片。再后来，成了全世界人眼中的中国国师。再后来，曾经的艺术片大师一去不复返。
张艺谋说：你个儿大，不打你打谁啊。就算不是我，而是李艺谋、王艺谋，他们一样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打你，就像我们历史上打谢晋一样。
张艺谋说：好像我们对自己的电影评判标准都是特别严苛的，但对人家的电影，又用的是另一套评判标准，这就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是我特别明显的感觉。对外来的电影，我们全都理解，我们全在讲梦、讲童贞。对自己的东西，马上就亮出非常犀利的宝剑，让你体无完肤。说到底，我们就是不爱惜自己的艺术家，不爱惜自己的创作。
张艺谋的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他的《活着》依然是很多人心中的最佳，也正是因为如此，观众希望张艺谋可以再一次证明自己，在这种无形的期望中不允许张艺谋有一丝差错，走错一步，就是当头一棒甚至众人把你推向悬崖。
这就像，你小时候只要考过一次100分，你身边的所有人包括你自己都会认为下次还是100分，哪怕是99分，就是没考好，就是退步。
这是中国人的惯性思维。
往好点儿说，观众对期许的背后是爱的表现。可是，用爱的名义去绑架张艺谋，是不公平的，是可悲的。
当然，电影的好与坏，向来就是一件主观的事儿，任何人都有夸或骂的权利。树大虽招风，但就事儿论事儿才高级。为了骂而骂，不是明智之举。
你信不信，我今天就是拍部《活着》，也会被人骂。——张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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