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星星的你》2013年底，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在中国首次播出，随即迅速流行，其势头之强劲超过之前任何一部韩剧，平均收视率高达5.4%。该剧的名字“来自星星的你”、男主角“都教授”、女主角“千颂伊”及相关主题意象一时间充斥着各大媒体，国人对该剧的热情之高绝对超乎想象。当然，在这个大众传媒时代，“韩流”肆虐中国已见多不怪，只是其原因绝非只是因为人们喜欢韩剧中的帅哥美女，而应有其深层次原因。《来自星星的你》第一集，千颂伊曾跟都教授没话找话地说：“您认为亚洲为什么成为一体呢？我觉得是因为韩流的关系，是文化让我们成为一体。”这几句看似不经意的话却一语道破了韩剧的文化野心，而这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一
中韩自1992年建交，至今已二十多年，历史并不算长，但“韩流”却一阵又一阵地掀起。尤其是自21世纪以来，几乎每年都有韩剧流行，“韩流”也成了常态，并带动韩国音乐、餐饮、化妆及韩语在中国的流行。韩剧也成为中国受众了解韩国文化的镜像视窗。”以电视剧为例，从1993年内地首次播出的韩剧《嫉妒》开始，韩剧进入中国已经二十一年。近十多年来韩剧的收视率一直居高不下，从《蓝色生死恋》到《我叫金三顺》、《大长今》，到《花样男子》，再到当下如日中天的《来自星星的你》，“韩流”绵绵不断。而从量上来说，统计数字更是惊人：根据央视索福瑞《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的相关数据，仅2004年一年，我国就播出了107部韩剧，而当年总共播出电视剧649部，占到了总数的16.5%。而《人鱼小姐》、《看了又看》、《明成皇后》的热播，成就了CCTV-8的“海外剧场”，在晚间时段收视率高举第一。如今，《来自星星的你》又将这股狂欢的韩流推向新的高潮。据粗略统计，PPS、乐视网、爱奇艺、迅雷四家视频网站的播放量加起来早已超过10亿，而该剧的百度指数突破了300万，刷新了韩剧的历史记录。2014年2月14日情人节，有粉丝竟然花钱买下《新京报》一整版高调向“都教授”的扮演者金秀贤示爱，由此足见该剧在中国热到了何种程度。然而，显然很少有人认为该剧就是韩流的最高潮——自引进韩剧二十多年来，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有部热播韩剧刷新之前的收视记录。只是如此“热”下去显然不只是娱乐的问题了。
可是，当下“韩流文化的狂欢”似乎并为引起国人太大的反思。国人的心理主要还是从流行文化的视角，把这些韩剧当作转瞬即逝的娱乐看待，“作为大众文化的肥皂剧，它需要制造的效果并非形成一个生活中的中心，而是为生活增加一些趣味、点缀、花絮。”[1]的确，分析这些热播韩剧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情感类的泡沫剧占主导地位，它们以女性为主要受众，满足了女性在情感方面的幻象，表面上看起来反映的是“生活的真实”，而实际上只是为了满足受众的某种“虚假的需求”。在这过程中，韩剧除了带来一些纯粹的快乐并很快就“流”过去外，再无实质性的影响。有些人则总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问题，美国当代乐观的大众文化理论家约翰·菲斯克的观点常被引用。韩剧的受众女性居多，而关于女性受众，菲斯克曾说过：“女性从肥皂剧中发现的快乐来源于对其阐释的开放性——肥皂剧允许观众进入叙事中，允许观众以积极地、创造性地运用文本惯例、社会规则和知识来调侃社会习俗、规则和界限。这种创造性的解读产生了一种牢牢扎根于女性的亚文化经验的快乐，能规避和抵制支配性意识形态。”[2]如此看来，韩剧非但不会产生什么坏的影响，反而还能为女性观众营造一方乐土。
但问题显然并非如此简单。韩流的产生有很多原因，精心挑选的帅哥美女是吸引观众的原因之一。《来自星星的你》中男主角“都教授”更是把韩剧惯常运用的完美男性形象发挥到了极致，极大地满足了女性受众的白日梦。严谨的情节结构、精心设计的恰到好处的幽默搞笑以及制播技术上的创新等等都是韩剧吸引观众的因素。《来自星星的你》首播时采取了“制播一体”的方式，即边拍边播，有效地回馈受众的感受，例如在前期，有观众对“都教授”的衣领提出异议，剧组就适时加以改正。但以上都是技术性的因素，最主要的还是韩剧能够有效地把握其受众的群体心理需求，运用丰富的文化因素，把观众心底潜在的诉求打造成一个个精美的故事。而这就是千颂伊所说的“是文化让我们成为一体”的真意所在。韩流盛行中的文化输出及其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应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二
在当今传媒时代，大众文化传播的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娱乐。韩流盛行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韩国文化商品的畅销。例如，《来自星星的你》中，由于“千颂伊”随口的一句话“初雪的夜怎么能没有炸鸡和啤酒？”于是炸鸡和啤酒在市场上立刻火爆热卖，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2014年4月13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3月韩国啤酒对华出口额翻了三倍，总金额达到了103.6万美元，而千颂伊在《来自星星的你》中穿的衣服以及使用的化妆品都成为争相模仿的对象，许多商家也都以“千颂伊同款”为广告进行宣传。在某一集中“千颂伊”穿了韩国某一品牌的风衣，该品牌第一批生产的2500件衣服很快就一抢而空。事实上，如果对韩剧进行解码，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很多贩卖商品的成功案例。据统计，韩国文化产业出口每增加100美元，就能使韩国商品出口增加412美元。反过来，商品、特别是文化商品的大量输出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必然也会得到广泛的传播。文化作为商品里的一个表征符号，和商品一样被定制、生产、销售。然而，这些文化符号往往由于附着于商品之上而常被受众忽略。但这种隐蔽的方式显然更容易润物细无声地影响受众，其效果之好往往出人意料。商品的价格是可以统计的，而随着商品贩卖过来的文化的影响则是不可估量的。
电视等大众媒介可以在“不经意”间影响并构建“社会现实”，而更可怕的是，这个构建出来的“社会”又会作为当然的“现实”影响并构建受众的心理，模塑受众的社会经验乃至社会结构，这些因素反之进一步推动着“社会”朝着电视等文化媒介所期待的“现实”发展。如此循环往复，其后果自然不难预料。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化工业”时代，“文化”的巨大“归类”力量：“今天，自从人们把精神创造总结成文化，并使其中性化以后，审美的野蛮特性就使那些能够对精神创造造成威胁的因素荡然无存了。当人们谈论文化的时候，恰恰是在于文化作对。文化已经变成了一种很普遍的说法，已经被带进了行政领域，具有了图式化、索引和分类的涵义。很明显，这也是一种工业化，结果，依据这种文化观念，文化已经变成了归类活动。”[3]“归类”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的归化。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英国文化理论家丹尼斯·麦奎尔曾提出著名的“媒体效果理论”，按照这种理论，“媒体不仅直接影响个人，而且还影响文化、知识的贮存、社会的规范和价值观念。媒体提供了一系列的形象、观念和评价以让受众成员们从中选择自己的行为方向。”[4]而电视则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电视为许多人提供了一个一致并且几乎囊括一切的符号环境，从而构成了指导各种实际生活情境的行为和信息之规范。这一符号并不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窗口或一种写照，而是另一个世界本身。”[5]如今已是大众传媒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对社会的影响绝非麦奎尔时代所可比拟。事实上，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已经在毫不自知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大部分生活交给媒介。一项关于媒介使用的调查表明，一天中人们大约有30%的清醒时间在专注使用媒介，另外39%的时间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同时在使用媒介，只有不到21%的时间在专心工作。可见，随着媒介文化铺天盖地的发展，麦奎尔所说的“另一个世界本身”完全有可能取代所谓的“现实世界”。就此而言，韩剧也绝不仅仅只是供人娱乐的对象。
事实上，纵观中韩文化交流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可供参照的现象——正是在中国长期文化输出的影响下，韩国文化才有“另一个世界本身”变成了“这一个具体的世界”。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构成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大中华文化圈”，它包括朝鲜、韩国、越南、琉球群岛、日本等。“大中华圈”的文化辐射对朝鲜半岛有着深刻的影响，这儿仅举对其国名的影响为例：西晋陈寿在《三国志•魏书》中，将韩人居住的三韩(辰韩、马韩、弁韩)称之为“韩国”，并延续下来；后来“新罗”的国号，则取自汉文“德业日兴”、“网罗四方”之意；更不用说“朝鲜”之名来自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钦定”；而韩国改名前的首都“汉城”更是突出地显示了中国对朝鲜半岛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相信谁也不会否认，韩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汉流”长期影响的结果，至少是深深地打上了汉文化的烙印。然而，我们不能像阿Q那样沉湎于祖上的富有，否则就难逃阿Q式的颠覆。如今是韩流劲吹，十几年以来，在嬉笑之间，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已然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么，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化会被“韩化”吗？这的确是个问题，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本文发表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1期 未经作者允许不得转载)
[1]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页。
[2][美]：约翰·菲克斯，《解读大众文化》，杨全强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5-126页。
[3][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4][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页。
[5]同上，第88-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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