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水煮娱 一把青
昨天，曾在央视春晚上表演过《剪花花》的童星邓鸣贺因白血病复发去世了。消息固然是让人心碎的，这个2006年出生的孩子，8岁的生命，刚刚绽放便凋零，观众对他的印象，也停留在了“春晚福娃”的匆匆一瞥；另一个层面上，从两次登上春晚的造型，到媒体刊登的宣传艺术照，再到邓鸣贺的生活留影，甚至离世后相框里永恒定格的照片，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男孩竟然自始至终顶着“一撮毛”的发型，哪怕是已经进入了化疗阶段，还是笑容可掬地扮演着一个滑稽逗趣的“娃娃”。两三岁即登上舞台的他不可能自主选择这个造型，凡此种种，显然是来自于成人世界对于“娃娃”的刻板印象，也正因如此，娱乐消费市场把这个年幼的童星公仔化，让他像个小木偶，永远喜笑颜开、无忧无虑。所以在哀悼他的离去的同时，也让人反思，娱乐产业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其背后，中国的童星机制及审美的现况，又存在着怎样的问题呢？
说到童星，最闻名遐迩的，非那个脸带酒窝、跳着踢踏舞的秀兰-邓波儿莫属。这个电影里的小天使，后来却在自传中坦承，自己只过了两年懒惰的婴儿生活，以后就一直在工作，“6岁那年我就不相信真的有圣诞老人了，那天，妈妈带我到一家百货商店去看圣诞老人，可圣诞老人让我给他签名”，她说。华语世界里最具影响力的童星大概是冯宝宝，她从4岁到10岁拍摄了超过300部电影，以片场为家，风靡港台新马。和秀兰-邓波儿一样，成年后的冯宝宝，除了不满年少时光被拍戏占据，没有私人空间，也不满她那被塑造成“香港的女儿”的人生定位——毕竟，当她们从一个魔力四射的孩子成为十几岁的少女，观众们的兴趣下降，需要找寻对于儿童的想像的替代品(这在台湾的“童星家族”小彬彬，和他10岁的大儿子小小彬和8岁的二儿子迷你彬身上可见一斑)，长大了的童星唯有以一种尴尬而不动声色的方式谢幕，退出公共视野，或是结婚，或是出国，继续做演员且有所建树的屈指可数，且就算以后与演艺界再无瓜葛，“童星”依然是打在他们身上最醒目的印记，挥之不去。
举出秀兰-邓波儿与冯宝宝的例子，显然不是为了拿他们与邓鸣贺对比。起码，她们在银幕上，穿梭于各个角色间，形象都尚且算得上“百变”。再来到中国大陆的语境，审视邓鸣贺被塑造出的形象——穿着传统的中式袄褂，梳着夸张的发型，白白胖胖，浓眉大眼，往近了说，让人想起比他稍长几岁，2008年奥运会时在全世界面前对口型高唱《歌唱祖国》的林妙可，也是水汪汪的大眼睛，甜蜜蜜的神情，往远了说，在革命时代的电影中都有迹可循，像是《闪闪的红星》里的小英雄潘冬子，《海霞》中的小海霞，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脸谱化，形象鲜明而空洞，迎合的是成年人趣味中对于正统“好孩子”的想像，乖巧、空洞，笑容可掬，仅此而已。这是一件细思恐极的事情，都说女性在媒体中处于弱势，半个世纪过去，女性的银幕形象已经趋向多元化职业化，而孩子，一代代前赴后继的童星们，还在被僵化而陈腐的旧套路束缚着，止步不前。
说真的，被如此塑造的童星，已经成为了当代视觉媒体的思维定势。就拿春晚来说，每到将近十二点，就有一群虎头虎脑蹦蹦跳跳的小朋友们出来喜气洋洋地高呼“过年好”，节目制作组喜欢拿小演员们的劳累刻苦说事，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可是如今的观众还买这个账吗？不过是一场的喧哗，过目即忘，他们追捧的是《爸爸去哪儿》里，“丑萌”的Grace姐姐和“高冷”的费曼，这些非“童星”的星二代们置身镜头下反而没有偶像包袱，显得真实天真，言谈举止间，有小孩子该有的脾气。
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电视机前还是有一批批做着“童星梦”，或者说是“星爸星妈梦”的家长，网络上还是有林林总总收费昂贵的童星培训公司和代理机构，选秀舞台上，还是有稚嫩的身影在进行着才艺表演，用朗诵腔声情并茂地说出背好的自我介绍，唱跳着与自身年龄机不相符的歌舞。
有必要吗？救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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