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玉碎》
何镇邦
以具有天津方言韵味的文字语言写具有天津民俗色彩的市井生活的“津味小说”，近二十年来成了中国当代坛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林希，冯骥才，肖光凡等一批生活在天津
的作家所创作的一批“津味小说”在海内外已产生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近读了从幼时就成长于津门军旅作家周振天的长篇小说《玉碎》，不仅得到了审美愉悦，也受到艺术颇多启迪。此作善于把民俗描写与时代勾勒结合起来，于充满传奇色彩的情节编织中创造出一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表现出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沉积，既是“津味小说”创作重要的新收获，也可以说2004年长篇小说创作重要的新收获。
振天同志以小说原稿赐我，使我有了先睹的机会，在获得先睹之快后，写出下面的读后感，同作品一起奉献给读者。
(一)
长篇小说《玉碎》是写天津一家店号叫“恒雅斋”的玉器古董行的老板赵如圭一家在“九一八”前后所经历的悲剧性的遭遇，并以赵如圭一家的国恨情仇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国恨家仇。
小说落墨于“恒雅斋”老板赵如圭一家在1931年一年中的经历，开卷于年初赵如圭外孙开岁喜庆热闹的“洗三”仪式，收束于年末时赵如圭的三女婿，已经完全暴露汉奸面目的李穿石率汉奸便衣队到“恒雅斋”夺宝，赵如圭为保护珍藏的玉器古董而碎玉毁身。而其中有相当多的大大小小的事件和起落起伏的情节。而从赵家放射去，则是对“九一八”前后，在天津中日之间错综复杂斗争形势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尖锐矛盾的描写与揭示。在沈阳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的日本关东军派出的特务小野潜入天津，兴风作浪。他不仅与当时住在天津的溥仪等上层人物相勾结，还通过赵家的大女婿陆雄飞打进天津青帮，与黑社会狼狈为奸；当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小野一伙在天津遥相呼应，组织训练便衣队，发动便衣队的武装暴动，以此转移国际上对关东军在东北罪行的注意力，牵制东北军在关内的军事部署，并且掩护溥仪逃出天津，到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小说中对小野与陆雄飞、李穿石等相勾结在天津兴风作浪的描写，相当深刻地揭示了“九一八”前后日本侵略势力在天津和华北地区的猖獗活动；而通过小野这一日本特务凶残而狡诈的形象的刻画，也较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侵略者的本性。与日本侵略势力相对立的是驻天津的东北军，小说中主要通过东北军的团长金一戈和东北军中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连长郭大器来展示作为抗日力量的在天津的东北军势力的。其中尤以为了报一家被害之仇，枪杀了暗地与日本特务小野相勾结的营长，成了通缉犯，又潜入天津伺机报仇，几次准备杀小野而未得手的郭大器的形象及其活动最引人注目。在日本屯驻军，日本特务与东北军之间，小说还用少量的笔墨点染了蛰伏在“静园”伺机逃出天津准备潜往关外建立满洲国的前清皇帝溥仪的一些活动，并用相当的笔墨描述了以赵如圭的大女婿陆雄飞为代表的青帮的活动。这样，就把“九一八”前后天津错综复杂的矛盾比较深刻地揭示出来，从而显示出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应该说，爱国主义是长篇小说《玉碎》的灵魂。而在日本当权的政客力图掩盖其侵华历史，屡次朝拜供奉日本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并妄图复活军国主义的当下，再现当年“九一八”前后日本侵略者的史实，表现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揭露勾结日本特务的汉奸的丑恶面目，应该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警醒作用。
在《玉碎》中，与这种强烈的时代色彩和浓烈的爱国主义相映衬的是一种具有独特韵味的民俗色彩和文化色彩。看来，作者是有意于津门的民俗描写并借此刻画他笔下各种人物的性格以及开掘民族文化底蕴的。小说的开卷处，写“恒雅斋”的主人赵如圭为其外孙举办“洗三”的仪式。这一章，对天津民俗“洗三”(即为新出生三天的婴儿举行“洗礼”可以说是一种中国式的“洗礼”)就有非常周详生动的描述；重要的是，小说不仅描述了“洗三”这种民俗，而且让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在“洗三”这个特殊的场合中出场亮相，这一构思可谓颇具匠心。再读下去，第四章中有关于“娃娃”的民俗描写，重要的是，作者不是为写民俗而写民俗，而是让“娃娃”来的“娃娃哥”贯穿全书，每当赵如圭碰到难事无处诉说时，只能对“娃娃哥”喃喃独语，这一细节描写颇能揭示赵如圭的性格。其余诸为关于“妈妈例儿”也就是男女订婚民俗的描写，关于陆雄飞所在码头脚行的描写介绍，尤其是赵如圭的母亲赵老太太在汉奸便衣队发动武装暴乱中被日本炮弹打死之后关于殡葬礼俗的描写，既是民俗描写的精彩片段，也是小说故事发展的高潮。赵老太太葬礼的描写，既是天津民俗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天津民众的抗日示威。当然，小说中许多精彩的笔墨还是关于玉器和古董的描写和介绍，对赵如圭从“静园”以及其它地方收购来的一件件珍品的介绍，对玉的品格的描写，更具有一种民族文化的底蕴，以这一点上来说，把这部小说定位为民俗文化小说也许更恰当些。已故的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极其重视民俗描写，他说：“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天津记事>是怎样写出来的》，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234页，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又说：“我以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是的人为的成分(如自上而下的推行)，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他仍把生活中的诗情用一定的外部的形式圈定下来，并且相互交流，融为一体。风俗中保留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对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读风俗画》，同上书第61页)我在这儿所以不厌其烦地摘引汪曾祺关于风俗描写的论述，无非是想借此表明民俗描写在小说创作中的重要意义。而这一点，古今中外的作家如巴尔扎克，茅盾等也都有过重要的论述，而且为当代作家所认同。“津味小说”，“京味小说”以及“汉味小说”，“粤味小说”的纷至沓来，并为文坛价重，还以表明作家、评论家对民俗描写的看重。周振天在其长篇小说《玉碎》中对天津民俗所作的一些描写，表明他对民俗描写的重视，也是一次值得肯定的艺术尝试。
长篇小说《玉碎》的另一重要的特色是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并因此增强其艺术魅力，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周振天编导过的一些相当出色的话剧、电视连续剧，熟悉戏剧创作的艺术规律，善于编织作品的故事情节。长篇小说《玉碎》也显示出作者的这一艺术长处，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有的人物，有的情节，又富于传奇色彩，即增强了可读性，也显示出小说的民族特色。诸如郭大器这个人物的设置，关于他的描写，他的来历以及其经历，他的性格，都充满传奇色彩。第五章写他以“蒙面人”出现在利顺德饭店把枪口对准杀害他全家的仇人小野之头，但为了救赵家的二小姐怀玉放弃了这个很好的报仇机会；第十章写他在广东会馆的戏院里再次开枪暗杀小野，“那枪法还挺准，有一枪不偏不斜正打在他(小野)的心口上”，原以为小野这下子活不成了，可是事有凑巧，赵如圭赵老板在外孙“洗三”时还礼送给小野的一件玉观音挂件偏巧挡着子弹，救了小野一命；第十六章写赵怀玉通过金一戈团长穿上东北军军装混进审判郭大器的军事法庭，当法庭判处郭大器死刑时，赵怀玉无畏地在法庭上痛斥东北军不抗日，为郭大器辩护；原来决定于九月十九日早晨对郭大器实行死刑，但由于九月十八日深夜传来关东军攻打东北军军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东北军最高领导又决定“死刑暂缓执行”，后来又免除其死刑，恢复其军藉，郭大器又回到东北军当起了侦察连的连长。关于郭大器之迷的几段描写都是富于传奇色彩的，也是充满戏剧性的。应该说，郭大器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及其传奇故事在小说中的出现，提升了小说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格调，增加了小说的阳刚之气和可读性。但是，由于一些情节过于戏剧化，诸如关于对他执行死刑的安排“九一八事变”爆发，就过于奇巧，反而削弱了小说的艺术真实性和艺术感染力。
(二)
我至今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成功地创造若干人物形象，乃是长篇小说创作的中心任务；因而，能否成功地造出若干具有艺术亮色的人物形象及是衡量一部长篇小说艺术质量的重要的标尺。
读了《玉碎》，之所以给我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换句话说，我之所以认为《玉碎》这部长篇小说是成功的，是“津味小说”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正是因为它写活了一组人物，在人物形象创造上取得骄人的艺术成就。
首先引人瞩目的当然是作者着力刻画的“恒雅斋”老板赵如圭的形象。他一辈子做玉器生意，了解玉的品性，并以玉自喻。在第四章里，写了一段他与二女儿怀玉关于玉的对话颇有寓意，摘引于下：
他问怀玉：“怀玉你们姐几个，就你打小跟玉有缘，你也是最喜好玉的。老祖宗在《礼记》里边说过一句话，叫：君子于玉比德焉，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吗？”
怀玉并不知道掌柜的心思，一边打量手里的一片薄薄的宋朝玉蝉一边应答掌柜的：“就是说作正人君子的，就得拿玉来表示自己的品德和人格呀。”
掌柜的点头，又问怀玉：“你说说看，这玉的品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怀玉张嘴就说：“这老话里早就有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掌柜摇头叹气：“你们孩子家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啊。”
怀玉本来就是个爱较真的人，她问掌柜的：“爹，那您说是什么呢？”
掌柜的说：“不是我说，老祖宗早说过，孔老夫子专门论过玉的，他说好玉呀，就含着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十一种德行，十一种呀！你说的只是玉性的钢脆，倒是没错，可孔老夫子说这玉最要紧的还是这两个字，一个温，一个润，用他的话就是‘温润而泽’，明白什么意思吗？”
读了这段赵如圭与其二女儿怀玉关于玉的对话，我们了解到，赵如圭正是“拿玉来表示自己的品德和人格”的，他是一个规规矩矩的生意人，是个玉器与古董的鉴赏家和经营者，他恪守的人生信条是“温”与“润”这玉的品格，想当顺民，想在天津卫当年那种日本人，东北军与黑社会势力的缝隙求得生存与发展。但是“九一八”之后天津形势的急剧恶化，尤其汉奸便衣队举行武装暴动，从日租界打进了华界，日本人的炮弹打死了他年迈的母亲，后来，当了汉奸的三女婿李穿石又带着便衣队来抢他珍藏的玉器，他想当顺民而不得，被迫只好“宁为玉碎”了。赵如圭的性格发展与悲剧结局是颇具典型意义的，也是发人深省的。在赵如圭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人民善良而忍让的性格，也反映了中国人在那个悲剧年代的悲剧性的命运。
赵如圭的三个女儿以及三个女婿也都有是各有其鲜明的性格，因此其形象创造也大都是成功的。大女儿叠玉属于贤妻良母型，性格温顺到几乎任其丈夫陆雄飞摆布的地步；三女儿洗玉从小娇生惯养，好逸恶劳，追求时尚，因此在小白脸李穿石的穷追不舍下成了他的俘虏，以至最后违父命嫁给了已经暴露面目的汉奸的李穿石，落到客死他乡的悲剧；二女儿怀玉是小说中最有艺术光彩的人物之一，她既不同于其姐的甘为贤妻良母，又有别于其妹的一味追求享受与时尚。在日益高涨抗日浪潮中，她毅然投身其中，先是因为到日租界张贴抗日标语而被捕，后又在东北军的军事法院上痛斥东北军的不抗日为郭大器申辩而名震津门，“九一八”事变后又积极投身抗日洪流，并与志同道合的郭大器结合，后来居然历尽坎坷，但终归不失其玉的本质品格。赵如圭的三个女婿中，大女婿陆雄飞是青帮的头目，把持着天津的一个码头，在他身上既有帮会势力头目必具的一些劣迹，包括与日本特务小野相勾结互利用等，但在他身上又尚未泯灭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根本的良知。应该说，这是一个性格比较复杂，形象比较立体的艺术形象。二女婿郭大器是作为抗日英雄出现在读者面前的，他身上的传奇色彩与她所创造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吸引看读者，但冷静一看，作者对她的个性与内心世界的描写略嫌不足；三女婿李穿石作为一个投靠日本特务的汉奸，作者并没有把他简单化与漫画化，而是写出他汉奸面目逐渐暴露的过程以及他最后率便衣队到“恒雅斋”夺宝的丑恶灵魂，这样一个人物形象，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丰满的。
小说中还有一些人物形象，有的着墨不多，有的颇费些笔墨，但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恒雅斋”的伙计，赵如圭收为义子的赵德宝，不仅仅是个线索人物，且有鲜明的性格，诸如写他出于对郭大器与赵怀玉的亲热的妒忌之心把郭大器卖给东北军，但当郭大器被东北军抓获并判为死刑时，他又愧疚不已，对他内心世界的描修还是比较深刻的；再如日本特务小野，在“静园”前清皇帝溥仪那儿当差的太监刘宝勋、被一位下野北洋政客张必收养的河北梆子演员薛艳卿、英国商人惠灵顿、还有赵如圭的哥哥赵如璋夫妇等等，大都笔墨不多，但也都写得各具个性，鲜活得很。
(三)
长篇小说《玉碎》基本上利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叙述人是“恒雅斋”的伙计，赵老板的义子赵德宝。选择赵德宝作为故事的叙述者是颇具匠心的。同为赵德宝是赵老板赵如圭最贴身的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作为赵老板的义子，他可以算是赵家的家庭成员，可以进入赵家内部，叙述赵家发生的一切故事；他又是“恒雅斋”最得力的伙计，店内店外发生的事情，他几乎都有出现在第一现场，有资格进行报告和叙述。用赵德宝第一人称的叙述角度进行故事的叙述，大大加强了故事的现场感和真实感，也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因此，赵德宝这个人物的设置以及以赵德宝第一人称的口气来叙述故事，应该说是一个不错的构思，从这一点上是足以见出周振天在小说创作上的结构能力和叙述技巧。当然，这种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例如有的事在赵德宝眼力所及之外，他就无法进行叙述了；再有一些人物的心理活动，赵德宝也无法看穿，因此也难以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了。由此看来，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坚持第一人称叙述到底，难度是很大的。当然，这种以第一人称为主的长篇小说，在叙述上也有一些变通的办法，在《玉碎》里，周振天在写到小野等日本特务的阴谋活动等等时，也很自然转用第三人称叙述亦即全知视角的叙述方法，而且这种转换运用自然、不露痕迹。不过，也有一些令人遗憾之处，那就是对人物内心活动的描写尚嫌不足，这就是第一人称叙事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了。
照我看来，无论是“京味小说”也好，或是“津味小说”也好，其“味”不仅体现在每一地域独具的民风民俗的描写上，更重要的还体现在每一个地域的韵味独具的方言的运用上，因此我赞同作家邓友梅的这种看法；所谓“京味小说”，具体地说，就是用北京口语，写北京人的生活。(《一点探索》，见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中篇小说名作丛书·邓友梅著》)按照邓友梅的这一见解，所谓“津味小说”也就是用天津口语写天津人的生活了。于是，口语是否运用得好，对于民俗小说的成功与否具有重要的甚至关键的作用。《玉碎》的作者周振天从小生长于天津，对于天津口语可以说是琢磨透了。天津方言当然属于北方方言区，是官话的一种，但由于天津是个大码头，南北客商云集，尤其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开展之后，成为北洋军阀的基地；“辛亥革命”之后，历届北洋政府下台的政客，又往往到天津租界里当寓公，于是天津的方言里融进了许多外来方言，例如皖中，皖北方言的成分，就独具韵味。我们在读《玉碎》时，只要认真品味，就能够品出天津口语的这个独具的韵味来。这方面，自然给小说的艺术魅力增色不少。
2004年1月12
草成于北京亚运村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