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的时候，胆子很大，仗着学习电影，尽给自己找麻烦，电影院晚场一票两映的Double Feature也敢去看。有一回，看的正是两场恐怖片，一是《生人勿近》(The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也译为《活死人之夜》)，一是《德州电锯谋杀案》(Texas Chainsaw Massacre)。看完后半夜两点，我一个人走黑黝黝的校道回家，想到片中的活僵尸啃人手臂骨头，或拿人肉做香肠，还把活生生的少女挂在铁钩上，腿都软了。校园巡逻警车看我走得踉踉跄跄，还特别驶过来问我有没有问题。
说实话，看这种形象生猛、血腥暴力的恐怖片，多半是当时神经受打击，数日后也就淡忘了。倒是心灵的恐怖，尤其是不诉诸怪力乱神、魑魅魍魉的悬疑和内在疯狂更令人毛骨悚然，久久不能释怀。
所以真正最令我害怕的电影之一，是库比利克改编史蒂芬-金的《闪灵》(The Shining)，说的是一家人困在大雪中的古旧旅馆，最后，男主角拿斧头疯狂追杀妻儿。对我而言，最恐怖的一幕却不是杰克-尼克尔森拿斧头追砍的镜头，反而是他的妻子走进她从不涉足的书房，拿起打字机上已写好的稿子，才发现丈夫早已疯狂。他几个月来一直重复在写同一句话，更可怕的是，他还把这一句话翻来覆去地打成一本小说，有段落有章节，还有对话。这位妻子当场血液凝固，了解丈夫是个疯子。这种心灵的惊骇比血腥更令人心神脆弱。我看完此片好几个月，回家老是觉得鬼影幢幢，好长一段时间入夜就不敢开壁橱、不敢开窗帘，自己吓自己。
真相大白的恐怖，往往是恐怖片捉弄观众最好的方法。早在上世纪20年代，德国就出现了震撼世界的电影表现主义，代表作即为《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恐怖的故事说完后，镜头拉远，原来说这个故事的人是个精神病患者，整部电影是他疯狂脑袋中的想像。
电影放到一半，发现主角原来处于精神分裂状态，使电影的视角成为趣味所在：原来的受害者一转眼成了凶手或危险制造者，主客立即易位。希区柯克便是此中高手，看《惊魂记》(Psycho，也译为《精神病患者》)时一直以为男主角是母亲疯狂杀人的受害者，直到最后我们知道“母亲”就是他，当老太太的旁白出现，他已化身成“母亲”，而“自己”回不来时，也是让人脊椎发凉的时刻。
好莱坞新恐怖片《秘窗》仍是改编自史蒂芬-金的惊栗小说。男主角与妻子分居后独居湖边写小说，经常被一个指控他抄袭的男子骚扰，搞得生活杯弓蛇影。最后才知道根本没有此人存在，所有恐怖全是小说家的想像(或做梦)，而且最后想像与真实不分，自己变成最具杀伤力的虚拟杀手。
这个结构几与《闪灵》一致，也和《惊魂记》甚至《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一致，主角从受害者，摇身一变成为迫害别人的人，让观众饱受惊吓。史蒂芬-金当然是塑造恐怖的高手，他认为独居，还有与社会隔绝的状态往往是人生最大恐怖的温床。精神虚弱、神经分裂、变态、焦虑、暴力倾向、肮脏邋遢、欠缺沟通能力、自言自语、大白天睡觉……都是独居的后遗症。由是《秘窗》的男主角几乎成为弗洛依德理论的代言人，把极度妒忌和报复心压抑成为虚构人物的欲望，让“分身”来执行所有的恐怖行为，他自己则安然地成为旁观者或做白日梦的人。
更抽象地来看，是不是所有制作都是一种疏离的逃避，只要保持距离，便可尽情驰骋想像，以不介入的状态，制造作者的各种“分身”？史蒂芬-金和所有恐怖片由是都带了点后现代况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