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镇影院的孩子
不管是跟别人谈到程青松还是想到程青松，我总会设想一个近似《天堂电影院》的场景。一个电影院里，灯黑了，一个孩子眼睛瞪得圆圆地盯着那块银幕，他奇怪，他高兴，他幻想，他跟着银幕上的那些人一起喜怒哀乐。不过，在我经常向人描绘或者自己想象的场景里，还是有许多东西与那部影响了世界和中国许多普通人的影片中的场景有颇为不同的意
味。在程青松的一电影院里，经常停电；在程青松的影院里，还经常有人不买票也要进去，还经常为此耍横。据程青松说，这两件事几乎天天都有。我也知道这种情况在那里现在还有没有，我也不敢联想这两种性质的情况在别处、在别的事情上现在还有没有。在程青松的影院里，那个放电影的老头和纯真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的孩子是一个人，就是程青松自己。他是个年轻的放映员和不知疲劳的、爱看电影的孩子。程青松爱看电影、爱想电影，就这么一路看了下来，就这么一路想了下来，直到今天有了好几本谈电影的书和这本《看得见的影像》。这本书使我想起来我的非职业看电影时光。在南京师范学院念本科时，我也一样是个电影迷。经常跟同学们去体育馆篮球场之类的地方看电影，有时还不远数公里跑到玄武湖公园去看电影，我记得最便宜的票价是三毛钱。我想起来了，有时我还是跟程青松站在对面的人：我也多次靠混或者爬窗户挤进电影院。那是文革中放映被批判的电影时《武训传》、《清宫秘史》，我都是靠这种办法进到我后来的母校南京师范大学的礼堂去看的。最极端的一次是趴在屋顶的气窗上看了一部电影。好像那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儿童片《巴布什卡历险记》。其实许多今天的所谓电影专业人员都是这样走进电影的世界：就是追寻着、放纵着自己的那点爱玩的心理、喜欢幻想的沉迷和对人情的敏感，转而对这个世界里的那样细微复杂的形式和与世界关系紧密的理念、认识产生了认真研究的兴趣。我知道，且有几个今天被称为专业认识的人是这样走进电影世界的。中国电影集团的策划部主任许建海念研究生时因为爱看电影，同学们就叫他看片主任；紫禁城电影公司现在的经理张强，原来是北大学生电影评论协会的会员。很少有人知道，他念研究生的时候也画过电影票。
二、形式敏锐感觉者和美的饕餮之徒
也许是因为原本是从业余电影爱好者出身，我看到程青松对电影的言说中除了基本人道的感觉基点之外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东西：对电影形式、电影的美感、电影的本身的肌理的敏感和爱好。我称之为“形式的美食家”。读程青松的电影言说，我觉得他也是这样一个追求形式感、对电影艺术的感觉乐此不疲的“形式饕餮”。我确实看到一些说电影电视的文字和说法，那哲学高度、美学的范畴、大师的名字真让我觉得深刻、博学，可有时我在读了这些文字之后，会觉得跟电影的观赏体验、跟电影自身的质感离得太远。如果这种理念推演跟一种既定的政治和文化理论结合起来时，那就更可怕，这种理论就会立马变成一个筐，什么电影什么导演都能被装进去。直到今天，我看电影，跟别人打听电影，向别人介绍电影首先关注的还是电影看起来、听起来怎么样，它是讲故事的电影，我首先关心故事讲得怎么样，画面拍得怎么样，它表现的人的情感怎么样，它是纯粹造意象，玩弄个人先锋体验和感觉的电影，我就要看它的形式感是否确实有美感、有创新，即使是打造超现实世界，我也要在其中看到真正自己的别一种感觉和对世界的别一种解释。在程青松的文字中，有对电影的历史评判，有对电影政治上正确的弦外和弦内之音，但分析都是跟电影的故事怎样讲，人物性格怎样走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落到实处了。例如他对《红色恋人》的评论中对倪震先生倡导要让革命的历史叙述在视觉消费中一代一代传下去的惊人创新概念“革命消费”，表现出隐隐的不敢信任，但那是他在把其中的爱情写法给我们仔细剖析了以后才作出的。
三、我们互相抄袭
虽然程青松把我叫做“郝老师”，可我并没有给他上过课。我们经常在一起穷聊，经常在一起吃饭，我们经常互相抄袭。他写文章，我经常觉得许多想法甚至具体的言词都跟我的很像，有时我会问他，这好像是我跟你说过的，有时他就在文章里引用我的话，有时我会想不起某个说法是我说的，还是我们几个一起吃饭时一起“侃”出来的。当然，我们经常在一起吃饭首先可能不是工作狂而是我们好吃、好穷聊，首先是因为我们觉得这当中有快乐。这种现象使我想起科学学上的一个规律：“茶杯精神”。英国著名的卡文迪什实验室就把喝茶、讨论定为一项学术研究和科学工作的制度。气人的是，我也经常抄袭程青松和其它的学生。我经常在私下里说但没在写文字时承认：没有电影学院的学生们，我一定到现在也看不懂周星驰。我经常在艺术感觉上跟着我的学生们走。我有很多看法和想法是在跟他们的聊天甚至争论中形成或者改邪归正的。
2004年6月15日于法国
(郝建：电影理论家，编剧，北京电影学院教授)
《看得见的影象》(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6月第一版，著者：程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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