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行导演继续往下数金马奖历史，“再下去是崔福生做主席，白景瑞担任秘书长，他们对游戏规则有不同的意见，尤其对‘观摩评审的过程’非常不认同。他们认为会影响到评委的自由，评委会言不由衷，所以他就把这个项目去掉了，也就是从1995那届开始，以后的活动跟着他们取消了这一条……。”在言语之中，不难看出李导演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所以他继续向我解释道，“他们不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大家怀疑评委不公道，认为评委会被人收买，被人情包围，若增加了透明度，自然就可以攻破这种说法了。”
其实我因为曾经做过评委，我很明白李导演的良苦用心，记得当年金马奖的结果不如我意，身为其中一名评委，又是一个电影工作者，有点感慨万千，很冲动地想写一篇“评后感”之类的文章。我还没写，李导演的反应就很大，其实我绝非认为金马奖不公平，只是觉得自己成了一个操纵别人生死的刽子手，然而这个“审判”竟然在媒体的注视下，显得更是残酷无情。
我不忍见到哥哥张国荣满怀希望，却惨败在郎雄叔的手中，只是因为大家认为哥哥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如今年老的郎雄叔已经作古，但是年轻的哥哥亦离我们而去，不记得这以后哥哥是否再和金马奖有过缘，但缘分绝非谁年轻谁年老的，有缘再老都有缘，无缘再年轻也可以无分。
那年在评选最佳影片时我与大会意见分歧。虽然杨德昌导演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得了大奖，但他并没有借手中的金马奖将台湾电影发扬光大，反而是我属意的李安导演，虽然《推手》没把他推上金马奖领奖台，却把他推进了好莱坞……
李行导演却认为，这就是金马奖的特色，是它与其他影展不一样的地方。在别的影展拿奖的，不一定可以拿到金马奖，言下之意即金马奖更不容易得，然而这是好还是不好，是对还是不对，那就各有各的说法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不可否认的是，李行导演办金马奖和其他人不同，他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其中。不只是我这样认为，整个台湾的电影界也都公认了。所以到了1999年，王应祥又把李行导演找回来，又做了两届的金马奖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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