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永嘉路396弄4号

　　396弄4号，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我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把它写成一部戏剧。这是一座混合型的西式三层小楼，文化大革命前房主是一个买办资本家，隔壁3号住着他的弟弟。造反以后，他和弟弟都被扫地出门。3号归了中科院上海分院，4号拿到社会上重新分配。

　　走出“滚地龙”

　　外公不是我的亲外公，我的亲外公解放前就死了。外婆是浙江金华人，解放初期来到上海，先是替人帮佣，然后找到一个老工人嫁给了他。我的后外公叫林友金，我有一首歌是专门献给他的。他从日伪时期就在上海的食品厂做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无所获，死的时候，连一片存放骨灰的空间都买不起。

　　从解放初期一直到文革，我外婆和外公就住在肇家浜。肇家浜的臭水浜是很著名的，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都已经不知道了。我们小的时候，阶级教育的典型就是肇家浜和闸北，那里是产业工人的主要栖身地。我记得以前看展览，有一幅画，就是一位老妈妈从肇家浜的臭水浜里捞黄菜叶，捞起来放点盐煮，就是工人家庭的一顿晚餐。解放前，肇家浜两岸布满了“滚地龙”。什么是“滚地龙”？就是拿木棍和草席搭的小窝棚，大批工人就住在这样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外婆、外公就住过“滚地龙”。解放后，过了一段时间，人民政府就填了这条肇家浜，在打铺桥一带修了一些简易的棚屋。棚屋总比“滚地龙”要好，工人们确实感觉到翻身做了主人。

　　林友金是宁波人，原先在家乡也娶过媳妇。但他的媳妇是个哑巴。哑女的父亲在上海开食品厂，是个民族资本家，见林友金勤快老实，就硬把残疾的女儿塞给他。婚后，资本家把林友金弄到上海来做工。林友金和哑女生有一男二女，都放在老家。解放以后，哑女死了，他再婚时，把他们带了出来。我外婆就拖着这三个小孩，在打铺桥的棚屋随林友金含辛茹苦地生活。资本家从来不顾林友金的死活，解放后公司合营他贪污腐化，好象被镇压了。但林友金总把他看做亲属，即使工作组要他揭发丈人，他也从来一言不发。

　　显然，棚屋是不够五口人居住的。于是，我父母亲就去房管所要房子，负责的领导迟迟不肯解决问题，还经常恶语相加。有一次，他轻蔑地说：“房子倒是有一处，怕你们出不起房钱。”我父亲问：“多少房钱？”他答：“一月八块钱。”父亲狠狠心说：“我们要了。”(当时的八块钱是个不小的数目，一枚银圆文革期间可换三元人民币，八块钱就接近于三块大洋。)于是，他说出的话收不回来，只好带我们去看房子。这房子就是永嘉路396弄4号的小洋楼。

　　1968年——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的蜜月期

　　刚去小洋楼，还没有人搬进来，上上下下的房子都挺宽敞，房管所让随便挑，我们也竟挑花了眼，不知所措。最后，我们选了三楼的屋子。但实际上最好的屋子是二楼。

　　陆陆续续有人迁了进来，没有多久，4号的小楼就住满了人家。其实，当时是很讲政策的，新的财产重新分配是严格按照规定办事的。我记得，楼里住的大多是工人，只有两家例外：一家是某大学的老师，但也是革命知识分子；另一家是新华电影院的老板，但也是民族资本家，而且其家属还有省港大罢工的背景。根本就没有人敢利用职权乱占住房，至少在永嘉路396弄4号，我没有看见这样的事。

　　1968年以后，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的蜜月期开始了。我就是在这个蜜月期来到永嘉路外婆家的。

　　这座小洋楼很漂亮。下面有个花园，一棵巨大的玉兰树直冲楼顶，每年夏天开花时，洁白硕大的花朵都可探进二层、三层的人家，花香四溢，沁人心脾；每一层都有专用的贴着白色瓷砖的厕所、厨房、洗澡间，还有坐式抽水马桶、大浴缸、管道煤气、壁炉和热水汀(但壁炉和热水汀不符合江南人的生活习惯，一般住家就不用了)；钢窗和各种门户上都配有黄铜的把手和锁，楼梯和地板都用的是考究的木料；楼层有小阳台，顶层有公共晒台；房管所为了保护建筑，还按月发放地板蜡和上蜡器具供居民使用。一切方面几乎都延续了以往的生活习惯。这样的居住条件比起现在的豪华公寓都要好很多倍。

　　谁说革命后许多建筑都遭到工农家庭的破坏？这是不实之辞。搬进去的人家死也想不到有一天还要搬出来。既已永远是自己的家产了，还不悉心保护吗？再说，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太多的私心，他们把所有房子都看成是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对待公家的东西，大家都是很严肃的。

　　我在这栋小楼里一共住了六、七年。学龄前三年，小学二年，高中一年多。

　　随着舅舅、阿姨们开始工作，外婆家的经济条件有所好转。那时外公一月要拿八十块左右的工钱，我父母亲还要寄钱来，可以说，我们接近了优裕的生活水平。反正别人家孩子玩过的东西我都玩过，别人家孩子吃过的东西我也都吃过。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侯上海的生活，对正常的工人阶级家庭来说，简直就是天堂。我们刨去工资不算，这样的住房今天要花多少钱？生老病死的绝对劳保值多少钱？我想，如今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中产阶级的摩登人士也不敢奢望吧。

　　不过，并不是所有工人阶级家庭都能这样。在上海以外的地区，那就另当别论了。所以，上海一直是个很特别的城市，不论搞社会主义，还是搞商品经济，它都享受着某些特殊的优遇。以后，我去了贵州，才真正逐步了解这个国家，我度过了那些真正贫困的无产阶级岁月。

　　胶鞋里藏着三万现钞

　　在阿姨、舅舅还没有工作的几年中，外婆家还是很拮据的，她老要重操旧业，去几个熟悉的资本家那里帮佣。我跟她去过一个人家，那里有个当时我看来很坏的小女孩，她比我大一岁，经常引诱我做坏事。比如，不尊重大人，在背后说人家生理缺陷。有一次，她居然让我抱紧她，还说要和我结婚。我简直羞死了，我天然地就感到一种耻辱。回来后，我恳求外婆再不要去这家帮佣，我很小就知道，做佣人是要被看不起的。读者们也许并不理解小孩子的这种反应。但当时的社会有很特别的观念，荣辱观和现在截然不同。比如，刘少奇、王光美被看成十恶不赦的罪人。我外婆的名字叫夏光妹，比我大的孩子就经常戏弄我，说：“你外婆是王光美，我们不跟你玩。”为此，我就尽可能提高嗓门，竭力申辩：“我的外婆叫夏光妹，不是王光美！”谁要是和资本家沾点边，就再也抬不起头做人了。

　　那个外婆去帮佣的人家实际上与我们家挺熟，是乡里乡亲。后来，我听外婆说，红卫兵要去抄家，资本家怕钱被抄走，担心得要命。外婆自告奋勇愿意帮着转移，可人家不相信外婆，最后藏哪里都不放心，藏到胶鞋里。结果，机灵的红卫兵没费几分钟功夫就找到了。三万现钞，一网打尽。那个资本家后来变得象祥林嫂一样，逢人就说，当时要是交给外婆藏起来就好了。

　　子弹壳

　　不知道谁家来了客人，带来一个小男孩，他有一排装在弹卡里的子弹壳，拿来向我炫耀。我们一起坐在楼梯边玩，把子弹壳一枚一枚排列起来，想象着《列宁在1918》中的毒药子弹，心理体验着谋杀前的刺激。结果，不知为什么两人打起架来，我被从楼梯推了下去。顺着楼梯，我一路滚落，外婆在后面追都追不上，一直滚到底层的彩色瓷砖上才落定。这一跤摔得够重，头上起了个大包，好几天才消下去。

　　黑暗的幼儿园

　　此后，邻居给外婆出主意，说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放在家里自生自长不好。于是我就被送到街对面的幼儿园。幼儿园在上海电影译制厂院内，条件还不错。但我很不情愿去那里，又没办法，就消极抵抗。幼儿园每天都要午睡，我向来讨厌午睡，就经常闭眼假睡，为此还挨过一记打；午觉醒来后，园里总要组织孩子们喝一种西红柿做的汤，我也不喜欢喝。有一次，阿姨对别的孩子发火，扔过去一块抹布，不小心掉在我的汤里，我终于找到不喝的理由了。可是，她似乎故意折磨我，非逼我喝下去浸着抹布的汤。我崩溃了，大哭大闹，横下心来与她对抗。情急中，脑子里忽然闪过曾经从某个大人那里听来的话：“他们送你去幼儿园，脚在你自己身上，就不会逃跑吗？”对啊，我为什么不跑？我的胆子一壮，撒腿就跑，谁也挡不住我，心里想，只要穿过马路就到家了。阿姨一直尾随到家，外婆知道情况后就和她吵了起来。结果，我胜利了。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去过什么幼儿园。我在幼儿园一共呆了七天，以后，整个学龄前的日子就获得了自由，实际上，我成了脱离社会轨道的野孩子。

　　电影院老板的外孙女

　　圆圆的外公就是新华电影院的老板，老头子挺古板，脾气特倔。有一回，隔壁革命知识分子的女儿端着碗做熟的菜走过，老头子却在一边抖地毯，灰尘飘到菜里去了。这下不得了，女孩和他吵起来，说他“资本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阶级斗争色彩的骂街，感到极为震惊，心里为老头觉着受了侮辱。尽管平时孩子们都不喜欢老头，但这时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正义感，我一下子就站到资本家一边去了。

　　圆圆和她外婆在一边啼哭起来，老头子不认输，大声嚷嚷：“我们是资本家，可是早就改造好了。政府都给我们出路，你想怎么着？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评评这个理……”

　　然后，全楼的人都来围观，都来劝架。那个女孩越骂越凶，真有点电影里红卫兵的架势。从此，我对她的印象一落千丈。

　　后来，居委会的高大姐来了，好象也站在资本家一边，说骂人资本家是不对的。但高大姐也批评了圆圆外公，责怪他不应该站在过道上掸灰。

　　圆圆有和我相似的经历，她的父母也去支援边疆建设了，被寄养在外公外婆家。她比我小，我上四年级的时候，她才上一年级。但在楼里，我们算是岁数相近的，所以，经常一起玩。我们都受祖辈的溺爱，老是相互攀比。她买了个葫芦，我也要买一个；我出去玩了一次，她也要出去。而大人们在教育我们的时候，也常常拿对方举例说事。

　　她和我在同一所小学读书，我曾经带着帮“小兄弟”去到她教室助威，向那些刚入学的小孩子发表“演讲”，意思是不许欺负她，她有高年级的哥哥们撑腰。好象这招还挺管用，后来也并没听说她受过欺负。

　　我上大一那年回外婆家玩，在晒台上又见到她，她在上中学，样子没有大变，只是文静了许多，穿一件暗红色的中式棉袄，样子很好看。我们彼此说了几句话，心里还存着童年的那份情谊，面上却都很害羞。显然，我们都已经长大。

　　后来，我听说她去美国读书了。

　　革命知识分子

　　革命知识分子是位中年妇女，在一所大学教历史。我们大家都很怕她，因为据说她是造反派。其实，在文革时期，尽管造反派是主流，但在老百姓心里，仿佛只要是良民都不去凑那份热闹。不管是挨斗的，还是斗人的，都是作孽。我现在想起来，好象在那个年代，普通人基本都是围观者，那在台上忙乎的，都是戏里的角色。他们的命运很悲惨，我们谁都庆幸自己没有变成他们。事后，大家最强烈，也是最真实的感受，是觉得受了愚弄。政治气氛的确非常紧张，但日常生活并没有多大波动。游行啊，开会啊，都是过过场，群众自有一套伦理道德，再激烈的运动也改变不了。

　　革命知识分子与大家一起在晒台上乘凉，有人好奇，探究她的学问。她告诉我们，曾经写了一本小册子，与“评法批儒”有点关系，好象是盗跖取笑孔老二。那天，她说得很兴奋，常常在盗跖发表“革命性的、闪耀智慧光芒的”评论时卖关子，让大家猜结论。其实，她的那些支离破碎的故事，老师不知跟我们重复了多少遍！因为我总能接上她的茬，遭到了剧烈表扬。那一晚，大家对革命知识分子的学问啧啧称赞。可是，人们一转身，第二天就在背后骂她，说她为了表现革命立场曾与原配老公划清界限，现在是二婚，新嫁的那位实际也并不称心。我当时想，噢，原来革命知识分子也离婚，离婚是可耻的！

　　人们按照一成不变的道德准则宁静地生活，孩子们根据大人的道德解读学校的课本。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争权夺利和政治风波经过民众生活中传统的道德屏障过滤后，只剩下一些舞台剧的色彩。而我们今天唱着当年的老歌、看着当年的老电影，多半也是怀恋那层浓重的戏剧色彩，这层色彩可以拿来装饰左翼学者的门面，也可以被保守主义者利用。有些根本的东西始终没有变。

　　逃难的安徽人

　　我上四年级那年夏天，一家安徽人逃难来到永嘉路。一对夫妻，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还抱在手里。他们白天就坐在我们学校门口乞讨，夜里蜷缩在街道办事处的木楼梯下。四处的人们都来看热闹，而民警和政府机关的人也并不驱逐他们。大家束手无措。学生们议论纷纷，大概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肯定不好好劳动，没准是逃出来的四类分子；另一派认为他们很可怜，但产生怀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有要饭的？那简直是天外来客。后来，老师解释说：“我们国家很大，尽管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但总有遭受自然灾害的地区，我们应该伸出援助的手，去帮助这些困难的人们。”

　　我很好奇，下学后，和几个同学围绕这一家人转，他们去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天黑了，他们又回到街道办事处的楼梯下，我们也假装在一旁玩游戏。我听到那个女的哭了，她抱怨命苦，问她丈夫，他们为什么落到这般地步。然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居然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家乡发水灾都是毛主席的过错。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几个同学有那么几分钟都觉得自己不在人世了。

　　这一夜，我没有睡好，做了噩梦。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很矛盾。我沉默寡言，也不与同学们来往。我看着女人软弱悲苦的神情，就想起我那可怜的住在萧山的阿姨——安徽女人哭的时候和她很象，她也经常穷得一筹莫展；还有那个婴儿，一直在哭，饿得难受。我怎么都没法把他们与社会主义的敌人联系起来。他们是那么的悲惨，那么的无力，怎么可能与强大的无产阶级的铁拳作对？我们弄堂口画的那只铁拳，可是比我的身子都要大许多！于是，我充满犯罪感地暗暗恨了一会儿毛主席……不行，我恨不起来。于是，我又暗暗祈求远在北京的毛主席保佑他们，我责怪他听不到婴儿的哭声。我想，如果他还不派人来救他们……他不是万能的吗？他不是总是在苦难的人们需要他的时候救人于苦海的吗？他曾经救过几亿人，怎么就救不了这一家？不会的，一定能救的，我们不都是他救的吗？这样想去，我安然些，开始全心等着奇迹发生。

　　果然，奇迹就发生了。我们那片居委会的阿姨们把他们接到太原路上的一所房子里，给他们买了被子、衣服和日用品，又号召几条弄堂的居民捐款援助。大家纷纷慷慨解囊。他们一家人脸上渐渐有了笑容，孩子们也和我们熟起来。我看见民警和高大姐三天两头往他们那里跑，面容总是喜气洋洋的。

　　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要走了。女人又哭了。我想，他们应是不愿回家。可是，高大姐说：“现在洪水已经退了，你们要回去抓革命促生产。有什么困难向政府反映，当地政府一定会帮助解决的。”高大姐还让他们带回去一封信，帮他们说了些好话。街道的同志，居委会的阿姨，还有很多积极分子都来送行，大家满怀着同情心一直把他们一家送到北火车站。

　　我看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心里想：女人很感激永嘉路的居民，但心里肯定还会恨毛主席的。

　　多年以后，我重温往事，想到这一幕，不禁潸然泪下。那年，永嘉路的居民对安徽人的同情，绝不是什么政府行为，那是纯粹民间的古道热肠。我们质朴的民众，在那样一种今天被某些人描述为“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气氛下，居然义无旁顾，做着与路线方针极不相称的事情，不论老人、孩子、干部、教师，没有一个不倾情相助的，也没有一个把他们埋怨毛主席的话拿去告发的。人们通情达理，按照自己的方式理解着这个悲伤的世界。

　　而如今每当类似《让世界充满爱》这样的歌响起来时，我就感到十足的恶心！

　　谁撕掉了这一页？

　　我上小学的时候，最小的阿姨在市二中学读书。她成绩不怎么好，但英文学得不错。她是我的英文启蒙老师。我们上海有很多学校小学四年级开设英文课，给我们灌输一些标语、口号，只是老师念一遍，我们跟着学几遍，没有国际音标注音。我记得，在“Long live Chairman Mao”一句下，我写着“狼来夫，千人跑”；在“class struggle”下面，我写着“客拉四川狗”。小阿姨看见后忍俊不止，为我进行了读音纠正，还慢慢教给我国际音标。

　　我们永二小学(永嘉路第二小学)的英文老师姓萧，是个女的，平日里不苟言笑，穿着打扮也很“绯”，大家私底下都传言她犯过错误，是个资产阶级。学生们上她的课总是捣蛋，班主任也睁只眼闭只眼。小阿姨以前也在永二上过小学，对萧老师知根知底。她告诉我，萧老师的男人是位“问题”艺术家，造反派勒令她与丈夫离婚，她不愿意，以死抵抗，上吊的时候被校工救起，后来就被戴了帽子。小阿姨还说，她是位优秀的英文老师，让我好好跟她学习，要尊敬她。听了这些后，我改变了对萧老师的态度，而且心底还对她凭添了几分崇拜。自此，我英文分数大长，成了全年级第一名。

　　萧老师爱弹钢琴，午后总在音乐教室弹一会儿。我们的音乐教室很漂亮，在主教学楼东南角，是座小巧玲珑的法式洋楼。因为崇拜萧老师，我每天吃过中午饭就早早来到学校，在音乐教室听她演奏。她弹的那些曲目很动听，显然与音乐老师弹的不一样。萧老师注意到我的兴趣，就略微教过我一点，她成了我西乐的启蒙者。我一直没有忘记她传给我的曲子，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巴赫的作品。

　　萧老师哭过二次。一次是在教师会议上挨了批，另一次是毛主席逝世。而后一次哭得最伤心。

　　小阿姨还告诉我，张春桥的女儿也在他们学校，是个很简朴很腼腆的人，一点架子也没有，看不出是大官的女儿。她的父亲去看过她一次，也是微服私访，平淡得很。群众们也没有大惊小怪。

　　父亲有个同学，大家管他叫“老山东”，是农民出身，学历史的，家里穷困潦倒，结婚时只拿得出五毛钱办登记手续。可他的清贫婚礼，却成为一种美谈，人们打心底里羡慕他具有传奇色彩的浪漫经历。倒霉的是，他过于率直，竟向领导放言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结果被打成右派。但是，后来还是让他毕业了，留在学校做园丁。我们家很同情他，他只要登门，外婆就大鱼大肉买给他吃。有一阵他得了重症肝炎，我和外婆坐了好长时间的公共汽车去医院探访，我们还带去了鸡汤。可是，“老山东”却做了一件让我们和他绝交的事情。有一次，外婆留他住宿，正好那天家里人出去看电影，只留小阿姨看门，而他却趁这个时机，威逼小阿姨脱掉裤子。小阿姨做了反抗。但事后我们没有去派出所告发他，只是打发他快点走。改革开放后，他平反了，还得了一笔补偿，被分到卢湾区的一所小学教书。不幸的是，我们后来听说，他旧病复发，因为强奸女学生被判了重刑。

　　小阿姨是林友金的女儿，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们之间的感情却是很深的。听外婆说，她小时候跟亲生母亲哑女在一起，学不会说话。来了上海以后，她也不开口，外婆怕她受遗传，担心她会不会也有聋哑病，于是经常用力关门来测试她的反应。每当门被重重地撞上，而她转过头来表示惊异的时候，一家人的心才舒坦下来。后来，一直到六岁，她才开始讲话。人家都以为她愚笨，而实际上，她一点也不笨，不开口说话，是恋母情结，是不喜欢新的生活环境。我童年时代有不少时间和她一起戏耍，我是真正了解她的人。她非常有情义，长得也挺清秀，有点象山口百惠，只是生性倔犟，不爱与人交流。可能，我是和她交流最多的人。我相信，我们在一起成长的那段岁月，对她对我，都是极为美好的。

　　我难忘那些蔷薇的氤氲之气缭绕在天空中的彩色黄昏，小阿姨带着我走街串巷，用她独特的不经意的方式教导我一些人生的道理，在襄阳路拐角的杂货店给我买块薄荷糖，或者往绿色的笨重邮筒里给远方的亲戚投递一封家书，帮我回忆幼年的某些朦胧片段，密授给我几个流传在少女姐姐们之间的新编游戏，送给我一块象牙质地的麻将牌……工人阶级的子女们按照自生自长的路径安然度过他们的童年和少年，而这一页如今被粗暴撕掉的历史听起来就象是谣言。

　　忆苦思甜

　　这个专有名词你从电脑里是找不到的，但它却是好几代人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常用词汇。

　　为了不让我们忘记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苦难，学校每年都要煞费苦心地组织“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课。所谓“忆苦”，就是请一位对往事还有记忆的老人来讲讲解放前他是如何艰难，最好还能掉几滴眼泪，然后，老师激愤地带领同学们呼喊：“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一类的口号。每当我们呼喊这类口号时，我仿佛都能听见在定音鼓凶猛地滚奏下把管弦乐队推向高潮的暴风雨式的音乐。这时候，连教室的门窗都会跟着震颤，风雨如磐，血泪如潮，沉沉地压向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和人类的一切丑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分发费尽心机制作的“忆苦饭”。我吃过的有，玉米和糠做的馒头和没有调料的野菜汤。可是，老师们和党，怎么都不会想到，这样的“忆苦饭”，对孩子们来说，简直就是颇具风味的“野餐”。所以，往往阶级教育课就会导向事情的反面：我们反而会感觉到，“忆苦”之后的“思甜”索然无味。我们的生活甜吗？生在福中不知福。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幸福生活太平淡了，所谓“社会主义”的阳光太刺眼，而“祖国的花朵”千篇一律，都是一群宝宝似的小混蛋！

　　不过，“野餐”不是那么轻易就让你吃进肚子的，回家要采访老人，写一篇作文，自己来做一次深入灵魂的“忆苦思甜”。这时候，与祖辈生活的孩子就得了便宜，他们很有信心地向别人炫耀，一定能弄到苦得连舌头都要掉了的万恶材料。

　　我带着类似的信心回到永嘉路396弄4号。那天，我跟外婆软磨硬泡，要她回忆在浙江农村生活在地主压迫下的悲惨岁月。可是，外婆让我失望透顶。她说的苦，完全套不进教科书上的公式；而她讲的故事，居然与历史背道而驰。

　　她讲了一个故事，说，山里的红军到村上抓奸细，她和几位妇女竟把奸细藏进了猪圈。我问她：“红军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她说：“来了两个红军，有一个和你舅公长得差不多。”我的舅公长什么样？他一脸的油腔滑调，一点英雄气概都没有。于是，我和外婆翻脸了，说她反动，说人民群众与红军的关系不是这样的，这是违背历史的。外婆说，那她讲不出我要的什么材料，不如自己编一点算了。我大哭大闹，呼天喊地。最后，外婆又说，地主的确很坏，长工的日子很苦，但她和家里的任何人都没有上山当红军，解放大军来的时候，她也没有积极参加革命，倒是我的亲外公参加过国民党军。

　　天大的耻辱啊！我的亲外公竟是国民党军，那个十恶不赦、臭名昭著的反革命蒋介石的部下。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外婆、外公啊？我闹了将近有两个小时，全家人都拿我没办法。但闹归闹，我心里却发生了一些小小的变化——我倒是真的没有觉得外婆有多反动，我不高兴的是第二天将没法向老师同学交差。夸了海口，却弄不出象样的典型材料，丢脸啊！而外婆说的这些故事，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她所处的万恶的旧社会究竟是个怎样的世界？

　　这些直到我长大了才真正弄明白。所以，接下来的章节，我不得不说说我外婆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