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浓厚的汤溪

　　在浙江金华的西南方向，靠近大山的脚下，有个地方叫汤溪。汤溪这个地方历来就有，但地名的历史并不悠久，明以前一直属于婺州和金华府辖地。成化年间，因闹矿贼，明政府就划金华、兰溪、龙游、遂昌四县边陲之地置“汤溪县”，史书上记载，是因为官方无力剿匪，只好招安怀柔，让贼盗自治，以息事宁人。所以，汤溪就成了四不管的蛮荒之地。

　　汤溪实在有一些独立性，首先，方言就和左右地面上相去甚远。金华、东阳、兰溪一带说话与杭州口音有脉络关系，都受南宋官话的影响，一般北方人也能听出个所以然。但汤溪话就浊朴得可以，完全是上古的越国口音，有些歌谣听起来就象非洲原始森林氏族部落的吟唱。有个童谣叫“jin zong bang”，没有什么具体意义，就是孩子们的娱乐，节奏、音调和语言发音都极为感官化，绝不象“教化”之地的产物。我可以再举几个例子：比如“nou ma yie qie”,是“东拉西扯”的意思；“go do mein”，是“大饼”的意思。他们的口语，完全没有用书面汉字记录下来的可能，只能“翻译”出一个大概的意思。我母亲曾经跟我约定，说在公共场所议论某些不愿让人知道的家事，可以用汤溪方言。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解放初期，汤溪出了个劳动模范，叫陈双里，毛主席接见他，居然找不到翻译。

　　汤溪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它的造反传统。因地理环境倚山傍水，南面塔石、山坑等地经常出没反政府力量。刘英、粟裕的部队就在这一带活动过。你若有心观察，即使现在也还能在进山的路边看见依稀尚存的红军标语。根据《金华县志》记载，1931至1933年间，汤溪50个自然村中有534人参加了红十三军第二师。后因叛徒出卖，第二师组织遭到破坏。这件事与外婆回忆山上的红军下来捉奸细是吻合的。第二师沉没以后，红军并没有销声匿迹，在35年春天，粟裕率领红军挺进师到过浙西南，曾从塔石山区下来，进入后大乡，处决了乡长，开沧济贫，并袭击汤溪县城，但没有攻下来。直到“七七”事变以前，红军都在汤溪附近闹得很凶。之后，粟裕的大部分浙西南红军被编入皖南新四军，留下一小部分，仍在塔石的山区里战斗。

　　从明成化年间设县开始，到1958年10月，汤溪一直是个县级小城，后并入金华县，改建制为“镇”。

　　九峰和私奔男女

　　从金华往西南去，既是汤溪，再往南去，就是大山，山里的乡村，便是汤溪镇所辖主要地区。这些崇山峻岭都属于仙霞岭山脉的分支。进山的路只有一条，是顺着从山里流出来的一条大溪冲开的大峡谷修建的。这条唯一的通道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从汤溪往南，就无路可走了。人们若要进入山区和附近的乡村，必须穿梭田间阡陌。我记得1974年冬，我父母带我去舅舅家时，就是雇了农民的独轮车，把我和妹妹左一个右一个放在车的两边，从泥泞的田埂上艰难地走过去的。

　　汤溪往南去还要过一片狭窄的丘陵地带才到大山脚下，在丘陵地带上有后大乡的一些村落。外婆家原籍即是后大乡东夏村，现在我的舅公和舅舅还住在那里。

　　后大乡在大溪边上，地势还算平坦，解放前远近的地主聚集在此。这是一个保留着完善明清建筑的美丽小镇，古木参天，溪水环绕。秋季，住户家庭院中的橘子树和柚子树结了黄澄澄的果子，气味芬芳，袭人肝肠。再往西南一华里，就到了东夏村。东夏村紧贴大山脚跟，我母系的血脉就发源于此。

　　西出东夏村，贴着山脉再往前走，就到了叫做“九峰”的风景区。

　　这个九峰，很有来头，可能是汤溪唯一有“教化”的地方。从外观看，这是座利用山腰间纵横贯穿的洞穴建造的禅寺，但又有传说，葛洪也在这里炼过丹，目前尚有丹灶遗迹，而四大书院之一丽泽书院的主持吕祖谦更是常来讲学，有“邹鲁遗风”的匾额为证，且禅寺又易名为“九峰书院”。但实际上，真正可考的，却是贯休创寺的历史。五代僧人贯休乃是地道的金华人，年轻时听人说遂昌有座唐山，景物幽丽，风光秀美，便依着这“香炉岗”的山头建了“翠峰院”。当时没有汤溪县，汤溪的部分地区属于遂昌，而九峰以前就称做唐山。贯休建寺后，并不研修佛经，而是热衷于画罗汉。据说，他画了十七罗汉后，苦于画不出第十八罗汉，正在纳闷时，来了位农夫，告诉他山下溪泉源自罗汉峰，若有缘法可在深潭之中见到罗汉显身。于是，贯休来到山下溪潭，虔心闭目，祈祷显灵。等他张开眼睛后，果然见到清水中映出一位僧人，方脸炯目，秃顶——。之后，他便照看水中模样，画出了第十八罗汉。画毕十八罗汉像，贯休把它们悬挂在翠峰院禅堂上，就独自去了四川。多年后，他四川的弟子云游至此，见到第十八罗汉像后说：“原来师父竟是佛国的真罗汉啊！”

　　九峰的传说，忽而仙风道骨，忽而儒雅正经，忽而又禅机深藏，只不过是后世读书人要把它弄成三教合一的场所罢了。但这里的风光的确不俗，翠竹绵延，禅房幽忧，飞瀑斜挂，峰峦叠嶂，是极典型的丹霞地貌。元代黄公望曾做《九峰雪霁图》，现藏故宫博物院，当是先人对九峰古远而真切的写照。目前，该处倒也没有被佛协之类的什么组织划归“庙产”，只是常住附近的几个农民来看管维护一下，对于心性恬静的人，倒不失为一处绝胜佳境。八十年代末，我从劳教所释放不久，曾有数月蛰居舅舅家，当时心境黯淡，情绪低落，舅舅便对我说：“何不背一袋米，去九峰住上数日，与看山老夫做伴，以涤魂荡魄？”我究竟是凡夫俗子，苦恼的问题苦恼着解决，到了也没有上山打坐，享受这份超脱。但常常念及舅舅的这番话，展开来仿佛一轴图卷，美不胜收。

　　而我第一次听说九峰，却与这些儒释道的风雅毫无关系。那是一桩悲惨的命案。

　　一对年轻男女私奔寻欢，被村里人指骂围攻，女的上吊自杀，男的就跑到这九峰山颠，跳涧身亡。他横尸峡谷，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跑来看。此时正值1975年夏，暑假期间，我随外婆到汤溪探亲。我听说有死人看，就背着大人，跟着看热闹的人群偷偷前往。

　　男人躺在野地里，已经发臭。他一只脚上穿着鞋，另一只脚光着，我远远看得见满是伤痕的脚踝。看死人的活人站得漫山遍野，纷杂的议论声不绝于耳。有人不相信是自杀，说伤痕遍体的，象是先被谋杀了，才移尸别处。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了，要剖膛验尸。膛被打开了，滚出来发绿的肠子。人群一阵惊呼。声浪、热浪，夹杂着熏人的恶臭，劈头盖脑地向我袭来。我实在忍受不住，也就等不得结果出来，径自回去了。来的时候心切，也顾不得走了多远，回去时才发觉，这一程好长。途中还差点迷路，但我记着“东夏”应是东方，就背着太阳西下的方向胡乱走去。最后，还真没走丢。黄昏时分，我回到了东夏，只是我比看热闹的人们晚到一、二个钟点。这是我第一次运用方向的概念获得成功的举措。以后，我到哪里都熟记方向，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含糊。

　　东夏村到九峰的准确距离是四公里。

　　外婆

　　外婆姓夏，东夏村的主要居民都姓夏。还有一个西夏，是从东夏分出去的，就在去九峰的路上，也是夏氏族人聚居的村庄。

　　外婆家的房子就在村口，青砖乌瓦，飞檐雕栋，是村里最大一户人家。太公死以后分了家，现在堂屋和两间耳厢房还由舅公住着，看着仍然很气派。外婆的祖上是官宦人家，靠读书中了举，被派到东阳任职。祖业传到太公手里，也还算殷实，这一脉称得上人丁兴旺。外婆排行老二，她前头有个儿子，早年就夭折了，下面还有几个女儿，舅公最小，成了唯一的男孩。

　　外婆生于民国二年，1913年，听她说，小时候读过些书，但贪玩，后来也就废了。现在还能认些字，但简体的就有些糊涂。缠足也没太当真，忽放忽裹的，最后落得一双不大不小的“解放脚”。小时侯在家很受溺爱，养成非常任性的脾气。这个脾气给她带来了不可逆转的灾难。

　　到了婚嫁的年龄，外婆被嫁到后大一家书香门第。先生外出读洋学堂，她耐不住寂寞，便与镇上小年青有染，结果被人家休了回来。外婆原配的这位先生还是我国很有名的大学者，前些年听说还健在，在北京某大学当教授。

　　休回来后，名节败坏，气晕了太公，简直是斯文扫地。为了惩罚她，太公把她草草送给了王村的一个刘姓长工，希望眼不见为净。可是，没几年，这个长工就得病死了，留下一个男孩，就是我的大舅舅。刘家婆婆对外婆很凶，可能也是计较外婆的名声，丈夫死后，更是百般刁难。为此，外婆把大舅舅留在刘家，就又回到东夏。这次，考虑到外婆受了气，太公也就原谅了外婆，便紧着帮她找好的夫家。终于找到一家，还算不错，是上境的胡姓人家。上境离东夏有三里地，从上境往北，也可以绕抵汤溪。

　　胡家算是富农，有肥田良屋，有豆腐坊、杂货铺、酒店，外婆嫁过去后，过了几年安居乐业的日子。胡家男子，叫胡树理，就是我的亲外公。外婆和他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我母亲，老二就是住在萧山的阿姨，最小的就是拉比舅舅，现在东夏村。

　　胡树理是个非常正直的人，这点血脉遗传给了他的孩子。我从我母亲和舅舅身上能清楚地看到他的影子。有一次，我对东夏的拉比舅舅说：“看你那么穷，我也走投无路，咱们不如把后大那些豪门的坟给掘了，那里面指不定有多少金银财宝呢。”没想到拉比舅舅勃然大怒，指着鼻子骂我伤天害理，说：“张广天，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你的书都读到哪里去了？人家的祖坟是随便掘得的吗？毛主席和蒋介石不共戴天都没敢掘人家祖坟。”他的认真神情让我羞愧难当。其实，我也只不过开个玩笑，没想到在他那里，大逆不道的事提都提不得。

　　胡树理的家业后来破落了，他沦为雇工，在汤溪城里帮人打杂。汤溪解放前几日，他含恨而死。共产党工作组进城后，给外婆一家划的阶级成分是贫雇农。

　　土改的时候，政府很看重外婆，给她妇女主任做，分给她城外最好的土地。可是，每次分田分山的会开完后，她就去给地主家通风报信。她同情那些男人被镇压了的地主婆。母亲告诉我，当时阶级斗争的确非常激烈，有个地主婆对人民政权刻骨仇恨，居然把毛主席的画像垫在马桶底下。在重大政治问题面前，外婆的立场总是站不稳，为此，她丢失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结果，她基本就在汤溪城里混不下去了，伙同一群地富反坏右家属逃到上海。

　　胡树理

　　胡树理的家为什么会破落呢？这和抗日战争直接有关。

　　37年，日本军队开始空袭金华；41年，开始空袭汤溪；42年，地面部队占领金华。日本人侵占金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破坏衢州机场和掠夺萤石资源。国民党为了抵抗侵略，曾调集十万大军阻击，共产党的游击队也非常积极。因此，抗日战争期间，金华也是个主要战场。在金华打仗，汤溪便成了大后方，日军的机械化部队进不去，与我军经常对峙于这一地带。严格地说，日军并没占领过汤溪，只是多次流窜进犯而已。

　　据《汤溪县志》记载，民众抗日原是很积极的，仅1939年，汤溪县就有675名青年志愿从戎。但国民军的中下层官员与地方官僚、保长、族长过于腐败，他们彼此勾结，沆瀣一气，为了多占抗战资源，维持原有编制，竟不择手段抽丁、抓丁，对待壮丁如同罪犯，捆绑、押解、打骂、施虐，以至群众抵触，有的甚至自残手足以逃避兵役。

　　我亲外公胡树理就是这个罪恶的兵役制度的受害者。

　　国民军征兵，先设置兵役科，再由兵役科摊派到乡里、村里。乡、村按照抽签的办法抽丁，表面上很公平，但私底下早就内定了人头。胡家在上境是客姓人家，上境是刘氏村庄，保长、族长为维护刘氏利益，便把兵签排在前面，让胡家的人先抽。四年抽签，年年抽到胡树理。没有办法，只好外出躲避。有一年，他逃到东夏，躲在祖宗的祠堂里，外面也在抓丁，女人们哭得撕心裂肺。本来是爱国的义举，却因为舞弊徇私、亲己疏人，最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

　　保长、族长的意图其实很简单，就是敲诈勒索，让你送钱献礼、赎身买放。为此，胡家关店卖田，典金当银，成堆成堆的财货往上递。白天去送还不要，晚上遮着夜幕才肯收下。即便做到这种地步，第二年抽签还是抽到你，非要弄得你家破人亡、田园荒芜，才善甘罢休。

　　又是一年。一日傍晚，有邻居匆匆跑来给外婆报信，说胡树理穿得干干净净的，在外头看社戏，保长、族长就领了人把他抓走了，已经押往兵站。外婆急忙赶去。兵站的一个长官，正好是外婆的远亲，他说没什么要紧的，明天找人来保就可以放人。外婆就回家，让叔公去请保人。翌日，保人去了，兵站的长官却说不行了，人已经送到汤溪征兵处了。这人本是与保长、族长勾结的，他骗了外婆。外婆气急，就独自跑去远亲家，把那个长官和他一家一顿痛骂。然后卖田卖地，筹集银两，托人找关系。幸好胡树理兄弟的媳妇，娘家有人在汤溪做侍卫队长，他出面担保，说胡树理一家有老有小，不在征兵条件里，但有个胞弟没有牵挂，可以顶替，征兵处的人就同意了。实际这是一个托词，这样就赢得了时间，可以花钱买人去调换了。外婆接着又赶到东夏，向太公求救。太公拿出一百四十块大洋，在后大买了一个替补。这人是个外乡人，住在后大，专以顶替兵役为生。太公请他和中间人吃过饭，交了一部分定金，还送人棉袄、鞋帽一整套崭新衣物，告诉他先回家等着，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就动身。

　　一天清晨，侍卫队长的勤务兵来报信，说上面下了命令，早晨8点要把胡树理等几个壮丁押往国民军某部，让外婆快想办法。这时候已近7点，冬天的早晨，太阳刚刚爬上来。可是，从上境去后大找替补要四里，从后大到汤溪要十里，十四里路一个小时是赶不到的，万一没赶上，从汤溪再去营地还要再走十五里，一共是二十九里。好在侍卫队长已经打过招呼，可以在汤溪替换，也可以在路上替换，随到随换，反正在编入部队之前就行。外婆合计了一下，决定不去汤溪，直奔某部营地。从上境到营地有二十里，加上从后大找替补来，往返八里，加起来二十八里，但可以赶在8点以前动身，比胡树理他们早走，这样兴许还来得及。于是，叔公们去东夏通知太公，太公又去后大领替补，一行人集中到上境，从上境赶往营地。

　　在押解的路上，一个长官问胡树理，是不是有胞弟来替换，怎么这会儿还不见人影。胡树理不语。其实，那个长官是向他打招呼。到了营地，替换的人还没到，部队要验名证身。押解的长官告诉部队里的人，说胡树理有胞弟来替换，先别验，还说了情。这是帮忙的人最后能做的事情了。

　　一切看来都无望了，而恰此时，外婆一行人赶到了。胡树理被替换了下来。但给那个替补验名证身时，却被部队的两名排长认出来了，说这人是逃兵，扬言要枪毙。外婆听了，一阵腿软，要是毙了人家，一辈子都不会安心。好在部队的连长发话了，他说，事关抗日大局，这样的兵一个都不能要，统统赶回去，听候汤溪征兵处发落。送回征兵处后，侍卫队长又帮忙，通过军医证明胡树理有眼疾，这才放了回去。那个当替补的逃兵后来也没事，太公还给了他几十块大洋，打发走了。

　　来年又抽壮丁，还是抽到胡树理。外婆又去说情，侍卫队长很为难，说这次再插手，恐怕连饭碗都保不住。于是，安排胡树理在汤溪侍卫队干。这时，家里房产田地、作坊店铺都已经卖光，钱财散尽，甚至连太公家也折了一大半财产。无路可走，全家只好迁到汤溪城里，住在军营边上。

　　接下来，日军袭扰汤溪，外婆带着儿女随军转战，逃到东夏山背，看见飞机飞得很低，在头上盘旋，见人就扫射。日军被打败了，军民就又回到县城。就这样，一会儿走，一会儿来，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胡树理继续服役。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倒霉的事，但这件事却结束了胡树理的军旅生涯。他和同事外出，遇见一位卖烟草的商人，同事抢了人家的烟草，他并没抢，只是花了几个铜板买了包治疥癣的草药，结果，人家去军部告发，同事被抓，他也受了牵连。军事法庭把他们俩判了刑，送去蒋范的劳改营服役。外婆去监狱看他，他站在铁栅栏后面哭。军队里和政府部门的很多人都同情外婆，知道胡树理出事后，纷纷接济外婆。大家帮着说情，托人一直托到团长。团长还算大度，说事情不大，就给放了。

　　这样，胡树理就再不可能在部队里待下去了。但离开部队，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失业。上境是回不去了，太公也死了，所剩不多的家业给几位赌博的兄弟瓜分了，无依无靠，只好待在城里给人打工。做长工太辛苦，得了肚痛病，没钱医治，活活痛死的。我母亲回忆，外公当时一直念叨，说只要上杭城找大医院开刀就会没事的。胡树理死的第二天，政府伙房里的头送来一叠金圆券，是胡树理生前的同事捐凑的，但实际价值还不到正常时期的一块钱。更可怜的是，我的拉比舅舅这时候才刚刚出生几天。

　　就这样，又过了几天，1949年5月8日，彻底沦为无产阶级的孤儿寡母，迎来了汤溪城的解放。

　　以上的事情，都是外婆和母亲断断续续告诉我的。我拼凑在这里，成为完整的一节。另外，外婆关于解放的事情，还补充过一个细节。她说，土改的时候，从前上境的保长还派人送过好多次米，想让外婆闭口不谈当年的事。

　　我这个苦命的外公，我一天也没见过他。1974年冬，母亲带我去上境，在野地里的杂草丛中，我看见一个小荒丘，据说，这就是胡树理的坟。我们找来一些松枝，给他扫墓。第二年，上境人兴建水利，把他的坟刨了，也没有一个人来通知我们。现在，在拉比舅舅家还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木桌，桌板的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三个字——胡树理。

　　这是他留在人间唯一的信息。

　　奴隶的女儿

　　不管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孤儿寡母总是活得很艰难。尽管分到了最好的土地，但家里没有男劳力，靠外婆的一双“解放脚”，也是很难下地干活的；三个孩子，加上东夏村的太婆和舅公，有五张嘴等着吃饭；而政府与外婆的关系也每况愈下，在这种情势下，外婆只好另谋出路。

　　当时，一些地主富农家的女人都说上海好，就怂恿着外婆与她们一起去上海，她就去了。但外婆和她们没法比，她们总有些家底，可以悠哉悠哉漂在上海，慢慢物色一个好人家再嫁，隐瞒掉过去的历史，重新过活。外婆去上海，必须马上挣到钱，寄回去养她的老母和兄弟，还有拉比舅舅。

　　离开汤溪以前，外婆忍痛把母亲和阿姨送给了别人，又将拉比舅舅寄养在东夏太婆家。母亲留在汤溪一户开剃头店的人家，阿姨给了外乡人，带到萧山去了。实际上，两个女儿都是给人做童养媳了。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虽然已经解放，但某些地区，童养媳的恶习很晚才被根除。

　　母亲说，剃头店那家对她坏透了。那时，她才十二、三岁，他们寒冬腊月的让她去井边挑水，还不给鞋穿。母亲经常在井边或路上滑倒。主人家有时还不给饭吃，还要让做大人都无法完成的繁重劳务。住在城里的那些国民党老兵，曾经和外公在一个部队呆过，见了母亲就摇头叹气，说：“树理真是可怜，一家人就这么散了。”

　　母亲不堪忍受压迫，准备逃走。逃离以前，她去找王村的大舅舅。大舅舅解放初期参加了工作组，有一点权力。他借给母亲一点钱，帮她逃出了汤溪。

　　要是大舅舅能帮衬一下外婆，外婆也不至于一家人离散。但后来听大舅舅说，他是怨恨外婆，外婆从王村走的时候竟然撇下他，他从小无父无母地受尽了欺凌。反正，关于大舅舅和外婆的事，我一直没有弄清楚，他们俩也是各执一词。一个说是婆婆不让带走，一个说是亲娘狠心抛弃。

　　但这个总算参加革命的大舅舅后来也没有飞黄腾达，问题出在他娶了地主的女儿做老婆，结果一直提拔不上去，直到退休时，还是一个看管粮草的小官。说老实话，我这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大舅妈绝对是个大好人，她善良勤恳，任劳任怨，是书本上描写的典型的中华民族劳动妇女的楷模。我第一次随外婆去汤溪，首站就落脚在大舅舅家，大舅妈待我们悉心周到，我至今难忘她美丽真诚的微笑。我总是会把她的笑脸和一种当地很可口的甜点心联系在一起。

　　母亲拿着大舅舅给的微薄路费，逃离了吃人的剃头店。她省吃俭用，坐一站车，走一站路，艰辛跋涉，终于来到了上海。可是，在上海，她也得不到解放的温暖。同龄的孩子都在五星红旗的招展下上学读书，她却不得不到资本家家里做佣工。外婆连自己都顾不上，怎么顾得上她？她们母女俩就这么拖拽着沉重的人生，朝着极微小的一点光明走去。

　　母亲做佣工的那家资本家住在嘉善路，就在永嘉路附近。主人比剃头店老板好不了多少，也是穷凶极恶地剥削压迫她。三九严寒不给棉袄穿，连厚一点的衣服都不添。全日制劳动，不给工钱，只给一口饭吃，睡觉钻在楼梯底下打地铺，条件还不如一只猫。邻居看不下去，到派出所告状。民警就出来干涉，当众教育了资本家，大煞他们一家的威风，这以后条件才略有改善。后来，民警指引母亲，告诉她云南的兵工厂来招工，让她不妨去试一试。母亲去了，招工的大姐听了她的身世，当即就录用了她。

　　这是我母亲的转折点，也是我们一家的转折点。所以，结论还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劳动人民的翻身之日。

　　工厂先预支了十块钱工资，让新招收的员工做些离沪的准备。这是母亲领到的第一份工资，她舍不得用，全部交给了外婆，让外婆寄回汤溪养家。走的时候，没有分文，没有衣物，没有行李，没有洗刷用品，只有一茶缸灌了菜汤的米饭。就是这样，和无数穷困奴隶家的孩子一样，我母亲他们一代，从上海北火车站出发，踏上了建设伟大祖国的中国无产阶级之旅！

　　一下火车，我母亲就犯了心脏病，病情危急，差点没命。工厂马上把她送到医院，用最好的条件紧急抢救。那时侯，不管是工友还是领导，都把她看成自己的姐妹，大家想尽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把她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病好以后，母亲积极参加工作，第一年就获得了先进生产者的称号。业余时间，她又参加扫盲班，努力学习文化。由于她表现出色，厂里把第一批回沪的名额给了她。

　　我想，母亲那么勤奋工作，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了厂里，是为了报恩。而我是他的血肉，我除了站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别无选择！

　　从母亲嘴里，我经常听到沪剧《星星之火》和《鸡毛飞上天》的唱段。不论是包身工小珍珠，还是扫盲班出来的女教师，都和她有共通的命运。而我正是从这些迷人的旋律中，学完了工人子弟的第一堂音乐课。

　　拉比舅舅

　　为什么叫“拉比”舅舅？“拉比”，在汤溪话里的意思，就是懒汉，能说不会动的人。我舅舅何以得了这样难听的诨号？说来也是他的命苦。

　　外婆去到上海，他就呆在东夏太婆家。太公死后，太婆一直守寡，几个女儿相继出嫁，就剩下舅公守在膝下。舅公是夏家的独苗，家里指着他传宗接代，所以对他百依百顺，关爱倍加，这就养成了他好吃懒做的坏毛病。如今，他也到了耄耋之年，可我从来没见他下过地。

　　三口人都靠着上海寄来的钱度日，而舅公往往抢先夺后。半稀半干，他总是吃干的；全稀无干，他总是吃多的。外婆说，拉比小的时候，老是纳闷，为什么舅公的一碗粥尽是米粒，而他的碗里却是清汤？他于是自己去捞，可是捞来的比人家盛给他的还要稀。

　　拉比学习很用功，方圆百里，他的成绩最好，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可是，不幸的是，恰值他高中毕业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全国取消了高考，他也卷入了造反的革命队伍。我手里有一张相片，就是他戴着红卫兵袖章，站在外滩的大自鸣钟下照的。他是汤溪中学的毕业生。汤中在浙江是很有名的重点中学，每年考取重点大学的比率很高。按他的水平，若正常考试，去北京、上海的大学堂应是没有问题的。可惜，他没有这个命！

　　从66年开始，一共两年，文化大革命就偃旗息鼓了。激情澎湃的革命小将们并没有分到什么具体战果，被纷纷赶到农村的广阔天地扎根务农。拉比也在这个时候被发回原籍，安排在后大公社东夏大队劳动。

　　务农期间，他也没有什么怨言，工作认真积极，干劲热火朝天，还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赤脚医生。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伤透了他的心。

　　村里有个女孩，和他年龄相仿，长得楚楚动人。他们彼此有意，私底下也有往来。为什么说是“私底下”？因为，尽管发生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在我们汤溪农村，一遇婚嫁，还是很守旧的，要媒人说亲，才算光明正大。没有媒人替他们说亲，他们的往来自然也就不被重视。女孩的父母早年就离了婚，母亲去了上海嫁人，父亲和她一起过。她那个父亲待她很坏，从小就对她拳脚相加，粗暴虐待。她常常在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珠泪满脸地徘徊在祠堂门前的空地上。我对她有很深的印象，她悲恸抽噎的样子，能把所有人的心都堵住。我想，拉比也是对她怜香惜玉。

　　我曾经去过女孩的家，那简直就不是一个家，是一个牛棚。因为有一条木制的盛放草饲料的槽，很象电影里八路军隐蔽的地道出口，所以，孩子们爱到她家玩捉迷藏。极为窄小的空间，里面放着几样床不是床、桌不是桌的家什。她父亲也许自暴自弃，离婚以后觉得失意，便不好好劳动，酗酒打人，一直发展到要靠女儿养活的地步。

　　有一天，她失踪了，也没人去找，三天以后，大家才议论，猜测她是否会寻短见。拉比急了，到山背水库去找，整整在水里游了三天，才把她的尸体捞上来。

　　外婆听说这事后，也扼腕痛惜，说要是给他们找个媒人就好了。从此，拉比就变了，变得懒懒散散，变得玩世不恭。他的诨号，就是这个时候得来的。随后，霉运又接踵而至。77年恢复高考，这本来对他是莫大的机会，可大队却死活不给开证明，不让他离开东夏一步，他丧失了最后一次升学进城的机会。而原因居然是对舅公的报复。

　　我的这个舅公，说起来令人生气。太婆好不容易把他拉扯大，帮他娶了媳妇、成了家，可是他却不孝顺老人，夫妻俩对太婆都很不好。我五岁那年，忽然有电报传到永嘉路，说是太婆死了。外婆就带着我去奔丧，这就是我第一次到汤溪。在东夏，人们议论最多的事情，就是舅公夫妇俩怎样虐待太婆的，说晚上不给点灯，老太太摸黑起来小便，不小心摔在地上，摔死了。而我太婆死的那年，高寿87岁。村里人喟叹：“作孽啊，本来可以长命百岁的，竟差这几年都不让她活。”全村的人都很义愤，纷纷向外婆告状，要求开棺验尸。后来，真的开棺验尸。开棺的那天，我被抱走了，抱去看一个三流文工团到村里来演《沙家浜》。但开棺验尸又能怎样？舅公是外婆的亲弟弟，再说，人死不能复生。后来，他也算遭了报应，一直没有子嗣。从山里领养了一个，长大了还对他不好，正应了因果循环的现世报。他要是仅仅在自家做些坏事，也就罢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村里闹得最凶，做了革委会的头。听他儿子说，他斗那些地主、富农，做尽了羞辱人的事。而他造的这些孽，反过来却报到我老实的舅舅头上。这就是命运的不公平了。

　　要说拉比的学识，其实还有些渊博。他除去在学校里受的教育，还自学了不少书。他的对联写得很好，远近一带，逢年过节都让他去题词。他读的书很多，但不收藏，看一本丢一本。我从他那里拿过不少好书，现存的还有《稼轩长短句》和《剑南诗钞》。他在诗词边做的一些眉批对我很有帮助。

　　他的一些话，经常能点醒我。

　　一次，村里停电，我问他什么时候来电，他答道：“等改朝换代吧。”

　　又一次，89年的秋天，我在他那里住了一阵，心情苦闷，独坐枯井。他走过来说：“肝肠寸断，回天无力。想它做甚？”我顿时开悟。

　　90年，我找不到事做，流落到东夏，问他借钱回京。他给了我两百块钱，添了一句：“还是回家做个劳动者吧。”我便做了劳动者。

　　前面那个女孩死了以后，过了两年，拉比结婚了。先是我母亲筹钱给他起新屋，再是外婆找媒人给他说亲。1974年冬天，父母带我和妹妹去汤溪，就是帮助解决他的问题。婚后，他生有两个女儿，没有男孩，胡树理在他这里断了根。

　　我的汤溪

　　我的汤溪，是美丽的汤溪。

　　枫树摇曳，橘林成行。五彩的萤石矿脉暴露在地表，与红男绿女交相辉映，构成一派旖旎的南国气象；雨天里，穿蓑戴笠的农夫与你擦肩而过，带给你浓郁的稻田气息；霞光淡出的黄昏，柴香四溢的炊烟与山峦野云相搏，漂浮起一层雾纱，笼罩着大小不一的碧洗湖泊；清冽的溪泉穿街过巷，妇女与孩童急呼缓应；蛙鸣蝉噪的长夜，如霜的孤月逼视一床清梦，而空旷的晒谷场上，晚归的帮工借酒放歌……

　　每遭挫败，我总要回去汤溪看看，而大地的精气和九峰的神灵，始终给我的骨血心神以厚重的补养。我母系的血脉由我这里流溢激扬，变为诗，变为歌，变为震天的锣鼓催促下的悲愤角声。

　　1971年秋，我随外婆去汤溪，为太婆奔丧；

　　1974年冬，我随父母去汤溪，为舅舅筑屋；

　　1975年夏，我随外婆去汤溪，探亲度假；

　　1980年夏，我独自去汤溪，等待高考结果；

　　1983年秋，我带医学院的同学去汤溪，吟诗作歌；

　　1989年夏秋，两次往返汤溪，养病沉思；

　　1990年秋，与前妻在汤溪行医谋生；

　　1997年春，与晓芸去汤溪，游憩九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