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幕大戏导演——赖声川戏梦人生(5)

　　和平奋斗救中国

　　我回来教书第一年被派的任务是教表演，教西洋剧场史，同时还要排一个戏出来，期末时对外公演。23年前，我们的第一个作品，1984年1月上演，叫《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在一个礼堂里面，在舞台地面上搭起一个观众席跟一个简单的舞台。有点像《乱民全讲》那种格式，琐碎的，一格一格的，一场一场的，有一个串联。虽然只有200多人来看，可都是当时很关心文化的人，侯孝贤、杨德昌、朱天文、吴念真……他们都吓了一跳，他们看到一种国语也不标准，但还是可以让你感动的戏，说怎么演员可以演得这么自然。我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好像被解放了，戏剧已经不是端着演的一个东西。

　　后来有人说：“集体即兴创作是一个新的现象，很有意思，可惜它只能做这种琐碎片断的组合。”我就做了一个戏叫《过客》。里面有一个凶杀案，讲六个学生在一起住，都是学艺术的，来了一个访客，是他们其中一个的小学同学，没有念大学，举止很怪。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分尸案，所以到最后是蛮紧张的一个戏，把所有人的内心都挖出来。那个戏演出让人看到另外一面，是个完整的故事。

　　这三个戏是在半年之中做的，第四个就等了很久，等到1985年3月，《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个是冲击最大的。

　　《那一夜》，我们是仿老相声段子做的新段子，真的以为是一个实验性作品。两个人讲相声讲一晚上谁要听？那个时候台湾相声已经死掉了，你脑子里已经没有相声这件事情，集体被洗掉了。结果那个演出的轰动，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个戏当年碰触了很多禁忌，舞台设计聂光炎先生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希望我们能考虑到自己的安危，有一段绝对不能讲，那一段叫《记性与忘性》，其实很好笑。李国修和李立群演的。他说我在英国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敢问您学的是什么？我学的是人类记忆学。还有这门学问？他说对，我的理论就是人类的记忆大致分为三大类。哪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记性好的。什么叫记性好，记性好的活得一定痛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多少；第二大类就是记性坏的，记性坏的当然活得很快乐，然后他用一种歪理来证明；第三大类就是记性一般的。李立群演记性好的，李国修就说你记性好，你一定活得很痛苦。不，我记性好，我活得很快乐。我不信，我要试试看，你还记得什么吗？他就开始问他，哪一年的事记得？记得，那年刚好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天，他就开始描写战争的状况，最后是很惨很惨。然后说您记性好，您活得真是痛苦，因为都记得，包括中国要赔偿多少钱。最后他们问李国修，你是哪一类？我记性不好，我什么都不记得，刚刚讲的话都忘了，但我记得我前辈子，我甚至记得我怎么死的。你倒说说看你怎么死的？我记得我当时躺在一张白色的床单上。废话，哪个人不是躺白色的床单？嘿，还有人躺马路边呢。到最后他说，我记得最后我说的话，我最后说了七个字。哪七个字？“爆竹一声除旧岁”。那是上联，下联呢？旁边围着很多人，下联被人家挡住了，我没看到。你到底说了什么，我说了七个字，哪七个字，“和平奋斗救中国”。

　　它里面有开徐志摩的玩笑，说徐志摩什么玩意，我学弟，他写那东西叫诗吗？那都是我说的话。他走的时候，我说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他居然把它写下来，回到中国就发表了，还当诗。那时绝对不能开国父的玩笑、领导人的玩笑，还有很多都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我担心的还不是审查的人怎么说，而是观众会不会愤而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