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佩斯、赵本山、周星驰、葛优

郭德纲、范伟、徐铮

王宝强、黄渤、小沈阳

　　撰文/王子烨 杜晋华 巩晓莉 白郁虹 王晓晶 丁杰静 编辑/王子烨

　　《泰囧》创造了12亿的票房神话，同样神话的是——或许徐峥[微博]、黄渤[微博]、王宝强[微博]以强大的群众基础创造出了一种属于当下的喜剧方式。从80年代以陈佩斯、赵本山[微博]打下山头的“春晚幽默”，到90年代葛优、周星驰用小人物开辟的草根松弛派技艺，再到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幽默趣味的小沈阳[微博]、范伟[微博]式“二人转”嬉闹，现在，王宝强的傻根版进城青年、黄渤的都市吊丝横扫影坛，共塑城乡结合部最大的幽默。喜剧之王，改朝换代。

　　从卓别林到赵丹[微博]，伟大的喜剧在切中笑点的同时也掐断泪腺。伟大的喜剧演员，揭开面具后，多半是一张流泪的脸。这眼泪，是幽默的源泉，更是喜剧的代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一句话：“只有一件事情让我害怕：我配不上我所承受的痛苦。”没有生活赠予的坎坷和凄楚，笑难成艺术。

　　“美是一种带有笑意的悲哀，它是照射在垃圾箱上的一道阳光，也是丢弃在阴沟里的一朵玫瑰。”本期，我们带着卓别林的这句话，和这些伟大的笑星一起，阅读他们喜剧背后的忧伤。”

　　从80年代与朱时茂[微博]搭挡横扫春晚，到与父亲陈强开创“二子开店”系列，30年过去了，喜剧的方式变了，而陈佩斯的舞台也一路迁徙，这条喜剧“大道”充满荆棘。

　　陈佩斯“少爷”的磨难 “这儿有粮票，可以吃饱饭”

　　15岁的陈佩斯曾亲见父亲领得第一届百花奖的荣耀，也目睹了平静的生活如何被残忍撕裂，“半夜，大卡车在楼下一停，就听见皮鞋声上来了，堵住前后窗户开始抓人，再苦的生活，比起他们那一代，不算什么。”

　　既然逃不过时代命运，不如及早准备。妈妈教会了陈佩斯做饭、缝被子、补衣服……补发的工资都买成了实用的东西：木箱子、被面……“我母亲给我做的被子是的确良被里被面，那时候的确良是比较贵重的东西，保证你用小半辈子不会坏。”

　　1969年9月，父亲把陈佩斯送上北上内蒙古兵团的列车，随后就被关进了牛棚。“当年插队时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就是熬到年头了。”严重的饥饿逼着陈佩斯回京，“人像饿鬼跟着似的，身上光长胡子，不长膘”。由于父亲右派的身份，陈佩斯唯一可能落户的地方就是文工团，最主要的是，这儿有粮票，可以吃饱饭。

　　陈佩斯的艺术考学并不顺利，他先后被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话剧团淘汰。父亲求到了老朋友八一制片厂领导田华的门下，“我们这里正缺演匪兵流氓地痞的演员，如果他愿意演就来。”陈佩斯的第一个角色便是话剧《万水千山》里的匪兵乙。他建议匪兵甲给这一段加戏：“我跑着跑着，回头放枪，正好打到你脑袋上，你就把帽子扔天上。”第二部戏里，他被荣升匪兵甲。

　　“我让他俯视我，因此他笑了。”

　　在《瞧这一家子》拍摄时，陈强为陈佩斯争取了角色。父亲手把手亲授之余，陈佩斯反复研究卓别林的电影，在他宿舍曾有一面墙的人物语言动作分析。这部电影一播出就火了，陈佩斯找到了自己的喜剧之路，“父亲告诉我我可以，他说中国老百姓活得太苦了，需要为老百姓带来欢乐。”

　　影视舞台剧之外，陈佩斯开始和朱时茂搭档演小品。1984年，没有台本的即兴节目《考演员》被春晚编导组掐头去尾搞成了《吃面条》。 那天晚上，陈佩斯吃了一肚子的面条，第二天一早就在公厕里听到孩子们在模仿小品《吃面条》里的台词。这一次全民春晚，陈佩斯才算是真正的火了。

　　1986年，陈佩斯拍摄《少爷的磨难》 被批低俗。“有一场戏光着脚在农村的土地上追汽车，土地上都是蒺藜刺，你还得挣扎着往前跑。导演一喊停，哎呀，疼啊，坐在地上一个一个往外拔，一拔一股血出来，边上围观的那些老百姓开心极了。我突然想到喜剧为什么使人开心了，就是要你的自我的折磨，精神或者肉体的折磨才能达到被别人笑的效果。”

　　他曾经问自己，“这种笑声是道德的吗？”并为此整整五年不开心，直到自己想明白了，“弄清了喜剧的属性，慢慢你就会觉得这一切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让他俯视我，因此他笑了。”

　　“痛心，不愿意再提电影”

　　1988年小品《狗娃与春妮》春晚排练时，陈佩斯提出的“单机拍摄，使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未被采纳；1991年，《警察与小偷》被删去了50%的戏；1998年的春晚前，陈佩斯再次要求导演在小品中使用高科技魔术和电影蒙太奇手法求新求变被拒绝，后来他以“观念存在冲突”为由，说服朱时茂，退出了当年春晚。不久，他又将擅自出版自己作品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一纸诉状告上法庭，陈佩斯胜诉，但一夜之间，他似乎失去了所有电视台、演出单位的演出邀约。

　　但他没有离开喜剧的舞台，80年代开始，陈佩斯和父亲陆续合作了以“二子”为主角的系列电影《二子开店》《父子老爷车》《傻帽经理》等。1991年，陈佩斯成立了电影公司，但到了第二部“二子”系列时，却找不到投资。

　　陈佩斯公司的第一部正式作品是《爷俩开歌厅》，在当年的电影交易会上，卖出了拷贝数全国第三的好成绩，对手之一是徐克的《新龙门客栈》。1991年到1997年，陈佩斯先后拍摄并主演了《父子老爷车》《编外丈夫》《太后吉祥》等6部电影，叫好叫座，看上去平均30%的利润很是可观，但苦于院线瞒报票房，往往是上一部刚刚够养下一部。

　　1995年，《太后吉祥》的电影策划书上，他写下了“中国第一部贺岁片”，比冯小刚[微博]的《甲方乙方》早了3年，但陈佩斯的电影梦却终止于《甲方乙方》。1997年，他的《好汉三个半》与《甲方乙方》同时上映，但前者五天便被主流院线撤出。当年，冯小刚成为贺岁之王。2011年春节，朱时茂专为陈佩斯打造的《戒烟不戒酒》遭到了陈佩斯的拒绝，电影伤透了他的心，当年他就说过，“身心俱疲，再不走就要被生生盘剥了。痛心，不愿意再提电影。”

　　“我已没有悲喜。”

　　陈佩斯曾对记者说， “一路走来，电影堵死了，春晚也给堵死了，但喜剧表演对于我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你得活着，活着又总得做点什么。”

　　机缘巧合，妻子承包了延庆县的一片荒山，她说：“居安思危，我当年就是为今天留一条退路。从明天起，和我一起上山，扛着锄头到这里当山民。”

　　两间不挡风的木头屋子，饮用水缸就在地上的坑里埋着，搬石头、挖树坑、种石榴苹果……他们就这样当起了农民。被村民认出，他一笑带过。两年的时间，他们挣了30万元。演员陈佩斯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开山再好，可惜不是舞台。妻子看出来他的心思，把盈余拿出来给了他，做话剧，重返舞台。

　　“能不能赚钱无所谓了，我已没有悲喜。”陈佩斯算过账，话剧全剧组三十多人赚的钱，不如他走穴20分钟赚的钱。“我必须把场子搞热。主角从头到尾就我一个人，我也花不起钱请大牌搭档。”从《阿斗》《老宅》到《雷人晚餐》，对于话剧这个体力活儿，陈佩斯亲力亲为， 2006年重拍《托儿》，每天工作11~12个小时，形容自己已经“苟延残喘”。2012年，他的大道喜剧院在北京世纪剧院揭牌成立。

　　闲来无事，陈佩斯会用谷歌地图去看当年那片荒山，如今成为郁郁葱葱的林海。他一直视卓别林这个“世界的良心”为偶像，他曾经感慨：“当你抖了一个包袱，观众笑了。你满足了，这事太享受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方式，能够比得上演喜剧带给演员的快乐。”

　　对现在拥有“本山喜剧帝国”，拥有别墅、私人飞机和无尽荣耀的赵本山，这些都是往事。“有人问我现在有什么不如意的？我说没有。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好好活着，别出事’。我一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我痛苦的童年，我现在没有任何痛苦和不满足。”

　　赵本山 一生最大的财富是痛苦的童年

　　真正高级的幽默并不是只让人笑，但获得养料的代价通常是痛苦。正如莫泊桑所写：“有时，我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为什么赵本山的小品能让那么多人笑？为什么他能把北方的幽默带出东三省，带到长江以南，最终燎原到所有有华人的地方？

　　那是因为他咬着牙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幼年丧母，是人生的第一场劫难，“那是五六岁时的事。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就坐在火盆边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受苦，就跟现在要饭的人差不多。”赵本山7岁时父亲犯了错误，去北大荒改造。赵本山随着父亲在北大荒住了4个月，“每天我大哥出去打石头，我也跟着出去铲地，中午就发两个黑馒头当午饭。”和爷爷回家后，赵本山才有机会重新上学。不久爷爷去世了。“我经常吃喂牲口的那种苞米秆，晚上烧炕的时候烧一烧就当饭吃了。”那时候上学别人带饭，赵本山只能带苞米花。后来同桌给他带饭，最后干脆把赵本山领到家里，认了自己的妈当干妈。“我干妈挺伟大的，有6个孩子愣是把我也算里头了。那时候我实在饿极了就往干妈家跑，吃一顿再回来。”

　　也就是在“被放养”的童年，赵本山开始了学艺之路。他的二叔是个盲人，会拉二胡、唱三弦。“盲人的心思重，耳朵很灵敏，我学会了三弦，也模仿出了盲人的感觉。”那时他俩上井旁天天拉天天唱，互相做伴，找点快乐。赵本山最初就是靠演《大观灯》的盲人首先红遍东北的。1986年赵本山到了铁岭剧团，和潘长江[微博]在沈阳演二人转《大观灯》，连演200多场。因为太轰动，惹了别的剧团，有好几百盲人堵在剧场门口砸场子，说要把赵本山眼珠子挖出来。而让他更深入人心的《摔三弦》里的盲人，就是以盲二叔为原型，连那个标志性的帽子都一模一样。

　　虽然在东北红了，但真正发现赵本山的伯乐还是姜昆。当时姜昆来铁岭演出，听说了赵本山，20多位北京艺术家观看，后来全笑得趴在地上。姜昆说要把赵本山推荐给春晚，“但我没当回事，忙着和姜昆、郭荃葆等人合影，激动得连耳朵都在颤抖。”

　　后来，春晚真的来找赵本山了。但赵本山的节目每年都被刷下来。“有一年剧团让我带着10瓶茅台酒送礼，我不知道往哪儿送，就在梅地亚宾馆一天喝掉一瓶，正好到了第10天我被通知回家。后来我和团长说，10瓶酒全送出去了，人家还是不喜欢我们的节目。”

　　连续被拒绝后，终于有了希望。1988年，春晚已经定了让赵本山参加哈尔滨分会场的演出，也提前录了像，全铁岭的人都眼巴巴地在电视机前等着，但节目就是没播。“我一直等到电视里打出‘再见’。” 1989年，赵本山的小品《老有少心》顺利地通过了审查。可临近直播被告知：“东北土话太多，南方观众听不懂，能改改吗？”赵本山问：“咋改？改成北京话？”那次，赵本山又打道回府了。如今，赵本山“上不上”央视春晚[微博]已经成了春晚前最常规的讨论和猜测，想当年春晚对他来说也是道比登天还难的门槛。

　　直到1990年，赵本山才凭借小品《相亲》第一次亮相春晚，此后他便在春晚驻扎下来，也带着赵本山的幽默，在全国人民心中驻扎下来。

　　“名优”背后，葛大爷骨子里的“忧”却伴随着他的一生。因为经历过苦日子——下过乡养过猪，N次考表演系N次失败，10年龙套默默无闻，这些化成沉甸甸的生活体验，才有了银幕上举重若轻的“顽主”杨重、冷面热心的编辑李东宝，也才有了一系列让人笑，但笑过之后心里总有点不是滋味的“葛氏小人物”。

　　葛优 胆小者的胜利

　　葛大爷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谦和做人，谨慎接戏。冯小刚评价葛优：“他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 王朔写过这么一种状态：“终日诚惶诚恐，小心自持，生怕一点差错就什么都没了。”除了珍惜，葛优的“不贪”和胆小有关。葛优的妈妈回忆，葛优从小很乖，又瘦小又腼腆，以至于有一天妈妈接葛优时得知儿子也会打人了，竟然感到欣慰——儿子终于会反抗了。

　　但反抗的次数并不多。一次，葛存壮在北影厂拍《南征北战》，十多岁的葛优去看，剧组发面包，爸爸让他去拿，但他就是不敢过去。还有一次，小葛优在楼道里，有人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了他一拳，他没反抗也没说话，就那么靠着墙根站着。直到现在，无论参加什么活动，哪怕葛优是到场最大的腕儿，他也从不打头，总是跟在别人后面。

　　中学毕业后，葛优去北京昌平郊区插队，因身体单薄，被分去养猪，他和赵继明师傅两个人养了五六十头猪。“可以说，养猪的那段经历后来改变了我的一生。直到现在，我还很想回到当年插队下乡养猪的地方去看看。”这是很多年以后，已经成为一代“名优”的葛优对那段岁月的怀念。后来73岁的赵师傅提起小猪倌葛优，他只有两个词——听话、不娇气。他特别乖，挑泔水、煮猪食、清扫粪便……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

　　插队中有一次回家时，葛优对父母说：“我想学表演！”但爹妈的第一反应是——这孩子没事吧？“连身为专业演员的爸爸，都没看出自己的儿子有当演员的潜质，这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儿。”这是父亲葛存壮多年后的回忆。

　　葛优的报考之路异常艰辛，屡战屡败。考电影学院，第一关就刷下来了；考青年艺术剧院，老师让表演即兴小品，葛优表演“十里长街送总理”，当场哇哇大哭，回家后爸爸一听就知道没戏，失控了；考话剧院，父亲托了好友于兰辅导，也失败了。葛优准备收拾东西继续回农村喂猪，临行前夜听说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招生，决定最后一搏。此前的人生中，葛优最有“生活”的一件事就是喂猪，在考试时干脆演了小品《喂猪》——葛优提着一桶猪食，怕小猪吃不着，先把大猪轰开，让小猪先吃。这个小品因为生动朴实打动了考官，后来葛优说：“别看台上没有猪，可我的眼睛里有猪。”

　　在文工团，到葛优手里的都是些边边角角的小角色，比如演个扛根木头满场跑的铁道兵。团友劝他道：“你就那么一场戏，要想吸引观众太难了。”葛优没听劝，跑到一边开始琢磨。他先用黑色的粉底把脸涂黑，然后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扛木头的动作。

　　后来妈妈在儿子的传记里写道：“葛优步入演艺圈后跑了10年龙套……自从儿子做了演员以后，他每次演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什么天气，风雨无阻，我和他爸总是要去看的，看了以后一定是要挑毛病的。”尽管后来拿了戛纳影帝，但是葛优一生不敢和父亲同台。在葛优跑龙套的80年代，父母都觉得儿子做演员没啥出路，劝他改行做摄影助手。可葛优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一直渗着。后来父亲葛存壮一狠心：“演员这行当，摔打摔打可能就学会了，随他去吧！”

　　因为葛优脾气好，团友都爱拿他开玩笑，一次演出结束后，团友把葛优的照片摆在桌子上，布置成了灵堂，然后所有团友轮流进屋鞠躬烧香……葛优就饶有兴致地坐在一旁看着，待团友们都鞠完躬后，他自己也肃穆地深深鞠了3个躬，还绕着桌子慢慢走了一圈。此时，周围的人已经笑作一团，可葛优做这些动作时却一脸严肃。直到很多年后，“葛优是冷面笑匠”这句话才被王朔说出口，而表面松弛的“葛氏”演法也才成为风格。

　　多年龙套生涯精粹成《喜剧之王》，是星爷的心酸亦是广大星迷的福分，而后“周董”“周导”闪亮登场，却有了些淡淡的喜剧的忧伤。

　　周星驰 快点死！不要话那么多

　　单亲老妈凌宝儿从《滕王阁序》里拣出一句“俊采星驰”给他做名字，这都是成名成星后才流传的佳话。他曾和家人挤在九龙逼仄的木板房里，视“酱油拌饭”为人间美食；也跟着外婆在街头摆摊卖指甲剪，大一点就在茶楼跑堂；再大一点时硬拖着梁朝伟[微博]考无线，他也是梁身边“落选的那个呆子”。好不容易混到可以演戏，但角色多半是村民甲、路人乙、梅超风的靶子、一出来就被杀的死尸……

　　那些日子，就是《喜剧之王》的现成剧本。星爷自己也承认，“情节有虚构，感受却是真实，《喜剧之王》其实是一出悲剧”。有多悲？那本《演员的自我修养》真是儿童节目主持人周星驰的枕边书，是他日日跑完龙套后的心理慰藉。电影里尹天仇跟导演死皮赖脸，“因为我设计的角色性格是比较调皮然后带点矛盾的，所以我内心的潜在台词是我不想死。”导演大怒。这一幕也发生在1983年版《射雕英雄传》的片场，他小心翼翼跟导演商量，“我出掌挡一下再死吧？”导演懒得理他，“快点死，不要话那么多！”

　　而当他终于从F咖成为星爷、成为“喜剧之王”时，是不是就人生圆满，真正把忧伤踩在了脚下？

　　据说，洪金宝与他在拍《功夫》时现场决裂，日后还抛下一句狠话，“不可以只当自己是人，其他的都是狗”。据说，“唐僧”罗家英[微博]说他“心理变态，简直走火入魔”。据说，王晶[微博]辟专栏追忆当年合作时，“他三改电影分红比例，让人忍无可忍，结交富豪，忙于炒楼，膨胀得自我又自私”。据说，幕后大咖向太(向华强太太)直接放言，“周星驰，我由他6万片酬拍到1500万。他喜欢在现场指挥导演，随时改内容，要全部人等他，有时又玩失踪，我再不拍他！”

　　一场轰轰烈烈“倒周”运动在2008年前后如此发生。后来媒体人李星文力顶，“旧人写到周星驰，总要说到他贪财或者吝啬之事。我就不明白了，这个贪婪的人为什么总能在片子里投入那么多智慧和汗水，而那些被占了便宜的人反倒总是出些破烂玩意儿？”电影里，尹天仇看的书上说过，“演戏是由外而内，再由内而外的”，若将整盘人生都变成悲剧片场，该是多么有灵魂的一出大戏。

　　“《长江七号》不是我的‘那杯茶’。”与他识于微时、为了拍好TVB电视剧一起蹲过马路牙子观察路人的吴君如[微博]，说出了大多数星迷的心声。齐刷刷的“星爷，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占据了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

　　星爷多年助手田启文一句“我们不能一辈子无厘头”让粉丝们黯然神伤。有人说，“《功夫》圆了星爷的功夫梦，《长江七号》要圆星爷的家庭梦，那我们的‘周星星之梦’，还有谁来圆呢？”2004年的《功夫》不单要讲故事，还肩负着打开内地市场的重任，票房井喷。之后围绕《长江七号》《长江七号爱地球》，星爷想建立的是好莱坞动画片般的完整产业线，但这些消息，和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它们是商人周总的喜剧，却是笑星星爷的忧伤。

　　世人只见今日的郭德纲[微博]出门豪车裘皮，奢侈品大LOGO晃眼，又有几人知，1995年第三次来京打拼的他，深夜结束演出，打不起车，徒步20公里，从南二环走到大兴黄村的出租屋。

　　郭德纲 百般苦楚，十载悲哀

　　1987年，14岁的郭德纲第一次登台，在天津游乐中心露天台上，而台下干什么的都有。郭德纲真正的第一个师傅是天津评书艺人高祥凯。师傅起床之前，郭德纲的任务便是收拾屋子、沏茶，等师傅教背段子，如此3年，直到15岁。

　　“90年代初，我第三次进京谋求发展。囊空如洗求借无门，亲朋翻脸故友绝情。彼时，有三位同学凑了4000元给我。进京后，百般苦楚痛不堪言。十载悲哀，终得转机……”——2012年4月19日，郭德纲发微博回忆不堪过往。

　　1996年，他拉上另两位相声演员张文顺和李菁办起了“北京相声大会”，这也是德云社的前身，一场演出10元。寒冬腊月，大家站在门外喊人进来，好不容易有个人进来了，“可能人家只是想进来暖和一下身体”。第一个节目是单口相声， 真正的“台上一人，台下一人” 。突然，这唯一的观众手机响了，演员停下来等他打电话，那个人也不好意思地很快讲完了，轮到郭德纲上台时，他调侃观众：“你得好好听，上厕所也要跟我打招呼。我们后台的人可比你多多了。”当然，他最初的梦想是让相声回归剧场。

　　2004年，在郭德纲卖艺9年之后，相声前辈侯耀文第一次看到了郭德纲的表演。当时，郭德纲搭档于谦[微博]的师傅石富宽是侯耀文的搭档，看好郭德纲的侯耀文动了收为徒的念头，遭到了几乎所有人的极力反对。如果说剧场演出让郭德纲有了形式上的支持，侯耀文的收徒则给了他精神上的家。

　　那一年的10月，郭德纲参加了“濒临失传相声专场”，该专场被北京文艺广播电台专场联播后，郭德纲在专业相声观众中留下了自己的声音，因为很快他的天桥乐剧场演出第一次挂上了“客满”的牌子。

　　意识到影视媒体的巨大推力后，郭德纲开始伸出触角，录制节目。但现在的主持一哥，当年一样很囧，最惨的时候，节目组为了考验郭德纲能不能当主持人，把他关在商场的玻璃展示柜里关了 48小时，商场就在合肥最繁华的大道上，他要在里面吃饭睡觉，被走过的人观看。刚开始还好，后来崩溃了，但很多人给他写鼓励的话贴在玻璃窗上，半夜还有乞丐陪他聊天。曾和郭德纲联袂打造国内首支相声单曲《刚刚好》的刘刚[微博]爆料，“做节目，郭德纲抖包袱太快，笑点太多，导播来不及切，只能用画外音。最后节目组只好单独加一个机器拍他。”

　　2005年11月5日，德云社在天津举办了第一次大剧场相声。12月，《三联生活周刊》以《相声界的草根英雄——郭德纲访谈》做了报道，开篇便称， “郭德纲是中国相声界的奇人。他在普通老百姓中间名气很小，却赢得了相当多资深相声迷的狂热追捧。”次年1月，凤凰卫视[微博]报道并推出了春节《郭德纲专场》，郭德纲参加央视《艺术人生》节目，同台的是谢晋等人。自此， 帝都的舞台有了一个“传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一拍惊堂木“我叫郭德纲”。

　　范伟 幽默来自寂寞

　　在1993年遇到赵本山之前，范伟是沈阳曲艺团的一名相声演员，没有大富大贵却也没有大风大浪。直到1993年，他和赵本山一起站在辽宁艺术节的舞台上，自此，“赵本山专业龙套”这个头衔随着他的声名一起远播，挥之不去。

　　“能不能让林永健[微博]、洪剑涛或者是毛孩他们演呢？”“你是不是嫌戏少？”“不是不是，那我演我演！”这是一段范伟跟赵本山的对话，发生在1999年他们准备小品《将心比心》时。在这个小品中，范伟对角色不满意，“我长得比较老，我19岁的时候，人家就跟我说我长得像32岁”。范伟害怕在舞台上装嫩，却屡次被要求演年轻人。在小品《送水工》中，他饰演高秀敏的儿子，一个博士后，背个双肩包在舞台上蹦来蹦去；在《乡村爱情》里他扮演赵本山戏里的儿子王木生，这年他44岁，只得向赵本山反复要求王木生不得小于35岁。

　　接受采访时，范伟被问及最多的问题是“有人说你是靠赵本山火起来的？”“大家认为你一直活在赵本山的光环下？”

　　也难怪。1995年的《牛大叔提干》，1996年的《三鞭子》，跟着赵本山连续上了两年春晚的范伟满心以为自己红了，但走在大街上无人识君。“戏是给本山大哥量身定做的，大家看的是赵本山，旁边一个演员说了三句话都算话多了。

　　为了不做那个“多余的人”，范伟把自己整得像万能胶，“需要秘书，我就是秘书；需要司机，我就是司机；需要模特教练，我就是模特教练……”他也曾放话，“如果有一天赵本山不上春晚了，我也肯定歇了，绝不自己挑头儿演小品。”在赵本山的光芒下，范伟始终面目模糊。

　　直到2006年，范伟意外地从赵本山的小品世界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宋丹丹[微博]以及日后的小沈阳。2009年他又缺席赵本山导演的电视剧《关东大先生》的宣传。“他现在发达了，人家能来演就等于借人光了……我给范伟打电话，打了几天不接，我就让高大宽(赵本山当时的经纪人)给他发个信息，过了几天他发回一信息：你转告本山哥，春节晚会我不想上了，对不起，这一段拍戏很忙。”对此，赵本山颇有怨言。

　　2010年，电视剧《老大的幸福》横空出世并在央视一套播出，这是范伟担纲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与赵本山《乡村爱情》的收视率不相上下，甚至一度超越。人们说，老大幸福了，范伟也幸福了。范氏幽默被认为是举重若轻，寓庄于谐，现在的范伟只要往那儿一杵，喜感自然流淌。但是在这种幽默背后却隐藏了他十几年的甘于寂寞。

　　都说每个风光的喜剧演员背后都有一段小丑式的辛酸往事，但这种辛酸对没有经历过太多物质上的磨难的徐峥来说，更多是心境上的成长。

　　徐峥 不敢在别人都说好的时候，就跟着高兴起来

　　徐峥家住上海人艺大院隔壁。四五岁时，电台放《英雄儿女》，听到“向我开炮”他特别兴奋，常趁妈妈不在家时自己演练，有时先跑到这头儿演坏人，再奔到那头儿演好人，好人这边开打，坏人就忙不迭地跑到那边“死”了。

　　小学三年级时，少年宫老师选演员，排话剧《考学》，戏里有四个角色——教书先生、长工、老地主、小地主，《考学》几乎演遍了上海各大少年宫的剧场，因为反响太好，以至于该剧像百老汇的戏一样一直巡演到徐峥小学毕业，他也从“小地主”演成“老地主”。

　　徐峥有点虚荣心了。初中暑假，他被叫去演一部叫《红气球蓝气球》的电视剧，主演都拿100元片酬，他却是50元，坐着公车回家的徐峥像被欺负了一样特别委屈，不敢跟妈妈说。还有一次，《少年彭德怀》剧组来班里挑人，徐峥信心满满，结果同桌的入选让他丢尽面子。“作为会演戏的小名人，同学们只知道你拍戏去了，听着好像还不错，但其实大部分都是跑龙套。”

　　1990年，徐峥考北电落选，“考上的人都是浓眉大眼、个子很高，看上去比我成熟很多”；不过“总结过经验教训”的徐峥没过多久就被上戏录取，摒弃娃娃脸的“短处”，发挥“演技特长”，那封录取通知书显示徐峥“专业课很靠前”，他兴奋地读了好几遍。那个年代的审美趋同，徐峥记得刚进上戏时，他几乎被“浓眉大眼”的同学包围了，开始是自卑。但他还是相信“真诚的表演就是最好的表演”，结果毕业大戏排了四部，他主演了俩。

　　大学毕业后徐峥被分配到跟高中仅隔一条马路的上海人艺，但有一年时间都没有任何戏邀约。从那时开始，他跟同学去市场买菜、在家做饭，首次“接地气”的生活让徐峥知道了“演员过日子”是怎么回事。

　　徐峥开始专注于话剧，从1994年到1997年间，他演了8部话剧，还导了一部戏，据说当年上海100个时尚去处中，看徐峥的话剧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小有名气，徐峥接到《春光灿烂猪八戒》的邀约。

　　喜剧束缚了徐峥的发展，但其成就感也源自喜剧，尤其是《泰囧》后，徐峥的“成功秘诀”广泛见诸各大报端。不过面对眼前这条金光大道，徐峥却说，一切都是命运使然。作为演员，徐峥并没有特别好的运气，但他说，如果能够回到20岁，他想对自己说——“早点儿拍片”。从小到大，几乎身边所有人都说徐峥“聪明”，但他却“不大敢在别人都说好的时候，真的就跟着高兴起来”，如今已是不惑之年的徐峥特别害怕“因为聪明而失去智慧”。

　　“很多人并不了解什么是本色演出，随口就说你是本色演出。他们没和我生活过，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或许我演的角色太真实，太有我个人风格了，所以才会被人说成本色。”现在王宝强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取名Baby Strong。做了老板的他并不急于求成：“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未来谁都无法预料，就像当年没有人能预料到现在的我一样。”

　　王宝强 不是马，就得加倍努力

　　“一个月20块钱的房子，旁边是臭水沟、煤场，厕所在两百米外的大街上。”1999年，初来北京的王宝强在日记中写道。那一年，他15岁。此后的两年多，他租住最便宜的地下室，又扛着铺盖卷与20多人挤在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里，他去建筑工地打零工，在北影厂大门口蹲守。两年里，他赚来的钱不够填饱肚子，过年没钱回家。“两年多没和家里人联系，我这人要强，觉得没混出个样来都不好意思和家人联系。”

　　没钱不可怕，可怕的是城里人“欺生”的眼光。后来，每天扎在人堆里的王宝强终于熬到了一个“完全看不到”的角色，从北影厂明清一条街的这头走到那头，15秒，一闪而过。之后，这种每天20元片酬的活儿会偶尔“掉”下来。赚得多的一次是100元，因为他饰演的难民像沙包一样被人踢来踹去，腰上青紫的鞋印子一个礼拜都未消。还有一次，为了50元的酬劳，替身王宝强要从高高的防火梯上摔到水泥地上，几次下来，手肘出血，脑子嗡声一片。

　　后来许多穴头都知道了一个叫王宝强的替身，不怕死，别人假摔，他真摔。很多人是从冯小刚的电影《天下无贼》中的傻根认识王宝强的，王宝强红了，却成了很多人眼中撞上狗屎运的“傻根”。冯小刚对王宝强的影响不只教他怎么演戏，还教他和这个社会和解。冯导说：“这是个势利的社会，你跟它较不过这劲儿来。”王宝强很欣赏后来在《士兵突击》的一段关于骡子和马的台词，“我知道我是骡子，不是马。不是马，就得加倍努力。别人越不看好我，我越要做给他们看。”

　　黄渤 被逼连灌11瓶啤酒的日子

　　“来一首《青藏高原》！”台下，一群喝高了的人向黄渤喊道，全场迅速加入队伍，开始起哄。高音部分根本飙不上去，怎么办？ “要不咱俩比赛谁飙得更高吧？”黄渤笑嘻嘻地说道。作为歌厅的表演嘉宾，黄渤不仅要唱歌、跳舞，还负责热场子，有一次，在夜总会客人的要求下，黄渤一口气喝了11瓶啤酒，然后接着上台表演，“我至今也忘不了他一边打嗝一边唱歌的情景”，哥们儿高虎回忆道。

　　这是80年代的青岛，黄渤最早出道跑场子的地方。一次，黄渤接到一通来自南京的电话，对方提出给2000块的出场费，放下电话，大家飞奔过去，但给钱时，谈好的2000块变成800块。从宾馆退房后，兄弟几个凑在一起浑身上下只剩10块钱，买了几个油饼，黄渤还强撑着说自己不饿，让其他人先吃。

　　有一年在东北，黄渤攒了一个“香港三星闹春演唱会”，几个人操着一口不标准的港台音在舞台上假装港台歌手。表演结束，舍不得打的，坐公交车，被人认出，“你不就是演唱会的港台歌星吗？”黄渤赶紧用港台腔道，“感受一下你们当地的生活啦。”

　　既然唱歌了，就想出张专辑。他南下去了广州，和满文军[微博]、满江[微博]、周迅以及她当时的男朋友窦鹏一起唱歌厅，也试过向唱片公司寄小样，但都石沉大海。最后一站，他来到北京，通过窦鹏在王府井饭店地下二层表演，跟沙宝亮[微博]、周迅、朴树、零点乐队混在一起。眼睁睁看着周围的人一个个火起来了，自己依然徘徊在演艺圈外。

　　2000年，正在西安演出的他突然接到高虎的电话，让他去演电影《上车，走吧》，于他而言，这不过是另一种营生。出乎意料的是，这部仅拍了11天的短片大获成功，走上红毯，黄渤身边坐着巩俐和周星驰。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唱了10余年的歌，“啥也不是”，拍了11天的戏，倍儿荣光。“这可能是一条正道”，于是他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连考3年，2002年最终进入配音系。

　　小沈阳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了，13岁那年，他烧到39.7℃愣是没吱声，因为怕治病花钱。小沈阳的父母都是民间艺人，在开原老家，孩子长大了都去学厨师、当司机，没人愿意让下一代也干“下九流”的二人转，但父母还是决定“让儿子唱”——小沈阳还有个哥哥在农村，不能两个儿子都没出路。

　　小沈阳 只是穷怕了

　　“我老儿子睡过车站，唱完了拿不着工钱，还挨过打……其实他不说我们也能猜出来，一个农村孩子能走到今天，不知道得吃多少苦”，小沈阳母亲张凤琴回忆道。

　　小沈阳从小跟着母亲唱二人转，16岁那年，有人建议张凤琴把儿子送到铁岭县剧团，在小沈阳的哀求下，他们借了700元，还花了6元钱给儿子买了双新鞋。剧团领导那时就认定小沈阳是棵好苗子，便没再计较剩下的300元学费。

　　“有时候上房顶演，夏天钻得哪哪儿都是虫子”，恶劣的下乡演出环境对小沈阳来说不算什么，他从小就是这样唱着长大的——“晚上照明就是用一根铁丝吊起一块浸了煤油的砖头，点燃后浓烟滚滚，唱一会儿，眼圈嘴里全成黑的了。”

　　本着“出人头地”的愿望，2000年小沈阳离开铁岭，到长春、哈尔滨等地开始长达8年的跑场生涯。那时东北的二人转小剧场流行模仿和搞怪，小沈阳也只能靠喝酒、打嘴巴、猛摔跤、自嘲等低级招数取悦观众，而这种“又脏又累”的演出每天再辛苦也只能赚35元钱。从2003年起，小沈阳在沈春阳[微博]的设计下开始男扮女装表演，有时他还会把开裆的裤衩当上衣倒穿在身上。两人曾在一家洗浴中心演出，台下就俩观众。2005年，小沈阳曾带沈春阳在南京跑过半个月夜场，在男女混住的集体宿舍里，床铺一溜排开连个布帘都没有。小沈阳很会做人，据当地演艺经纪人回忆：“小沈阳能喝酒，只要有人找他喝，他就喝，很爽快。”在哈尔滨最火的一家演艺吧演出时，观众高兴了，常会敬上一两瓶啤酒，小沈阳每次都是一口喝光。不过在一次访谈中小沈阳称：“很多都是段子，也是为了观众喜欢，下来后我就吐了，基本上一喝就高，高了就吐。”

　　小沈阳跑场的黯淡生活在加盟“赵家班”后开始拨云见日。但在《不差钱》走红前，却经历过著名的“三连败”。小沈阳曾一度灰心，他记得当时有个演出找他，“那天也喝了点酒，完了给点钱，我又加了一场”，最后师父让他因为“背叛师门”写检讨。至今小沈阳没说过什么至理名言，他说只是“穷怕了”。